吹夢西洲提示您：看后求收藏（詩鼎小說網(wǎng)網(wǎng)m.gzstf.cn），接著再看更方便。

寧古塔比之前順天科考案犯的流放地尚陽堡更遠。尚陽堡（一作上陽堡）在今遼寧開原縣東四十里，滿語稱為臺尼堪（“尼堪”是滿人對漢人的稱謂）。寧古塔在今黑龍江寧安縣內，清初其地尚未開化，行人皆視為畏途。罪犯徙居尚陽堡，猶有屋宇可居，至者尚得活命。而徙居寧古塔的罪犯，有的走至半路即被虎狼所食，或被野人所吃，得生者甚少。當時，只有謀逆大罪中的相關人犯才流徙寧古塔。可以說，被判流放寧古塔，就相當于被判了死刑。正因為如此，江南士林魁首吳偉業(yè)聽說吳兆騫被流放寧古塔后，自知再無相見之日，寫下了一首堪稱絕唱的《悲歌贈吳季子》：

人生千里與萬里，黯然魂銷別而已；君獨何為至于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十三學經(jīng)并學史，生在江南長紈綺，辭賦翩翩眾莫比，白璧青蠅見排觚。一朝束縛去，上書難自理，絕塞千山斷行李，送吏淚不止。流人復何倚！彼尚愁不歸，我行定已矣！七月龍沙雪花起，橐駝腰垂馬沒耳，白骨皚皚經(jīng)戰(zhàn)壘。黑河無船渡者幾？前憂猛虎后蒼兕，土穴偷生若螻蟻。大魚如山不見尾，張譬為風沫為雨，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晝相逢半人鬼。噫嘻乎悲哉！生男聰明慎勿喜，倉頡夜哭良有以，受患只從讀書始！君不見，吳季子。

吳季子即吳兆騫。吳偉業(yè)為人謹小慎微，一向很少出言過激，但此詩不但對吳兆騫寄予了深切的同情，還飽含悲憤之情，寓意極深——可以說，吳偉業(yè)已經(jīng)看清了清廷大興科場案的真正用意。

按照順治皇帝的諭旨，吳兆騫的父母、兄弟、妻子都該受到牽連，被一同流放。但朝中尚有不少人同情吳兆騫的遭遇，設法為他開脫，因而他的父母和兩個哥哥都得以留在關內，其妻葛采真也被允許暫緩出關。這也算不幸中的大幸了。而方章鉞一家數(shù)十口人（方章鉞出塞時，幼弟方奕箴因年少免于出塞，三哥方育盛與四哥方膏茂則于次年夏始抵寧古塔）均受到牽連，一同被流放。

吳兆騫因“審無情弊”遭此大罪，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平白遭此大禍的他心情奇差，這可以從他《出關》一詩中窺出一斑：

邊樓回首削嶙峋，篳篥喧喧驛騎塵。

敢望余生還故國，獨憐多難累衰親。

云陰不散黃龍雪，柳色初開紫塞春。

姜女石前頻駐馬，傍關猶是漢家人。

［清兵入關后，對它的“龍興之地”遼東地區(qū)（今東北）實行了特殊的保護政策——“封禁”，即以山海關為限，嚴禁關內人出關進入遼東。這種“封禁”政策大約持續(xù)了二百年左右。但自清廷定鼎于北京后，大部分丁壯人口都跟隨八旗官兵移駐京師，造成了關外地區(qū)人煙稀少，土地大量荒蕪，因而被流配到關外的人生活都十分艱苦。］

一行人三月出發(fā)，當年七月十一日才抵達極北苦寒之地寧古塔。有種說法，此地即為昔日宋徽宗、宋欽宗被囚禁的五國城。這里沒有房屋廬舍，當?shù)厝硕际蔷虻貫槲菥幼　Ｇ姨鞖鈽O為嚴寒，寒風如刀，一直要到五月，地面才解凍可鋤，須立即種下蔬菜，六七月便要采食，不然一到白露即枯，到寒露時節(jié)，根都要爛腐。

剛到寧古塔之時，吳兆騫身無分文，生活異常艱辛。他經(jīng)常獨坐柴門，用斧子敲擊冰塊，然后用冰水煮稗子而食。幸好得到難友方拱乾的關照，“解衣推食，得免饑寒”。吳兆騫由此與方拱乾父子成為患難之交，經(jīng)常“商榷圖史，酬唱詩歌”，“談詩論史，每至夜分”。這些所謂的流人寫下了大量詩歌，成為黑龍江地區(qū)最早的詩集之一。

就在吳兆騫、方章鉞被押往寧古塔之時，南方時局發(fā)生了重大變化。順治十六年（1659）六月，鄭成功稱招討大元帥，率十七萬水路大軍在崇明島登陸，開始北伐。一路上清兵不堪一擊，望風瓦解。在內地反清志士的引導和幫助下，鄭成功軍很快攻破瓜州，并攻克了長江的重要門戶鎮(zhèn)江及其所屬諸縣。六月二十六日，鄭成功部前鋒已至南京。七月十二日，鄭成功親自率領十余萬大軍，連營八十三處，將南京團團圍困。

消息傳到北京，順治皇帝嚇得六神無主，打算退位逃回關外，外厲內荏的本性暴露無遺。被母親孝莊太后指著鼻子一番痛罵后，歇斯底里的順治皇帝一怒之下拔劍砍碎御座，下令要御駕親征。孝莊太后急忙派眾大臣諫阻，順治皇帝這才沒有再鬧。

十分可惜的是，鄭成功圍住南京后，自以為破城只在旦夕，沒有積極進取，而是釋戈開宴，縱情娛樂，致使戰(zhàn)機延誤，戰(zhàn)事拖延了一月之久。而困守南京的兩江總督郎廷佐一面假意向鄭成功表示要投降，暗中卻積極備戰(zhàn)。七月二十三日，鄭軍將士上下張樂歌舞，飲酒卸甲，為鄭成功慶祝生日。郎廷佐趁機派軍出擊，大敗鄭軍。鄭軍潰退，鄭成功立腳不穩(wěn)，倉促退出長江，返回廈門。

鄭成功敗出江南后，江南士民再一次受到清廷的荼毒。清廷出動人馬，在揚州、鎮(zhèn)江、蘇州、紹興等地大肆逮捕曾經(jīng)擁護和支持鄭成功的人，數(shù)千人受到了牽連。這就是清初歷史上十分有名的“通海案”。被逮捕的江南士紳，情節(jié)嚴重的被斬首，如清蘇松常鎮(zhèn)提督馬進寶曾多次與鄭成功私通信息，被處死。又如浙江慈溪儒士魏耕在鄭成功退出江南、張煌言孤軍無援而陷入倉皇失措時，親到張煌言軍中勸其再接再厲、不要氣餒，也被清廷殺害。情節(jié)輕的，也被發(fā)配寧古塔為流人。

可嘆的是，正是這些流人一手創(chuàng)建的“流人文化”代表了清朝的關東文化。寧古塔是清朝入關前后黑龍江一帶的政治和經(jīng)濟中心，但文化貧乏落后，到順治十二年（1655）時，此地依然漢人稀少，也很少能看到書籍。后來清廷大量發(fā)配漢人到此為奴，流人帶來了大量書籍和中原文化，一度沉寂而荒涼的寧古塔變得活躍起來。在流人中，文學成就最高的公推為吳兆騫。他的《秋笳集》、《歸來草堂尺牘》等，在流人文化中占有主要地位。

流人還留下了大量珍貴文獻。吳兆騫到寧古塔不久，便與方拱乾聯(lián)袂同游“東京城”（渤海國上京龍泉府遺址）。吳兆騫曾寫《天東小紀》一文，方拱乾則寫有《游東京舊址》等詩，記述寧古塔風物、古跡以及所聞所見，成為寶貴的史料。方拱乾后來根據(jù)其在寧古塔的見聞，寫成《寧古塔志》（又名《絕域紀略》）一書。其中分流傳、天時、土地、宮室、樹畜、風俗、飲食等部分，是黑龍江第一部風物志。

順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正值清廷在江南大興“海獄”之時，董鄂妃病死。順治皇帝痛不欲生，開始沉迷于釋道。當年九月，他請僧人茆溪森為其凈發(fā)，決心披緇山林。孝莊太后屢勸不止，以燒死茆溪森為威脅，才迫使順治皇帝打消了出家的念頭。一場鬧劇就此收場。但順治皇帝出家之心依然不死，又改派親信太監(jiān)吳良輔代替自己出家。三個月后，順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順治皇帝因染上天花病死于養(yǎng)心殿。因事出突然，民間多懷疑皇帝并沒有死，而是到五臺山出了家。時年八歲的皇三子玄燁即位，是為康熙皇帝，并頒詔大赦天下。大赦令下后，被流放的鹽商之子程度淵由于在京師認捐鐘鼓樓，獲準返回了江南。方拱乾也設法籌集了一筆錢，認修京師前門城樓工程，于是一家人就此贖歸赦還。

［不過，方家人的悲慘命運并沒有就此結束，繼方拱乾舉家流放后，其孫與曾孫兩代又因文字之禍再次被流放寧古塔。方氏赦歸后，方拱乾長子方玄成曾到云南、貴州游歷，剛好遇到吳三桂反清，因拒絕接受吳三桂所授官職，被黔撫曹申吉拘留。方玄成假裝癲狂發(fā)瘋，才找機會逃掉。返回江南后，追記在滇黔所見所聞，撰成《滇黔紀聞》一書，內記南明諸多史事。后來方玄成同鄉(xiāng)——著名學者戴名世著《南山集》一書，書中關于南明永歷朝事多引自《滇黔紀聞》?？滴跷迨辏?711），左都御史趙申喬彈劾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妄竊文名，恃才放蕩，私刻文集，肆口游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康熙皇帝下令有司嚴查審明，結果發(fā)現(xiàn)《南山集》中用了南明年號，清廷由此大興文字獄。戴名世被斬首；方玄成當時已死，也被開棺戮尸，方孝標之子方登峰并其妻、子方式濟一齊發(fā)配卜奎（今黑龍江齊齊哈爾）；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等人免予治罪，入旗；出錢刊刻《南山集》的龍云鍔、方正玉也被流放。方式濟所著《龍沙紀略》一書，后被收入《四庫全，是《方輿中很有名的一本著作。方式濟的兒子方觀承每年都徒步出關探望父親、祖父，因此而親歷山川險要，飽閱人情世故，后來竟然因為閱歷官至直隸總督，成為乾隆一朝不經(jīng)科第、不由軍功而官至封疆大吏的極少數(shù)漢人之一。］

方家人走后，吳兆騫的生活更加孤苦艱難。他感慨自己的身世，寫下“寄羈臣之幽憤，寫逐客之飄零”之句，由此更加思念江南的故鄉(xiāng)，殊不知江南已經(jīng)今非昔比，物是人非。鰲拜等顧命大臣崇尚武治，對江南士民的態(tài)度較之順治皇帝更為激烈。

先是順治十八年（1661）春，莊廷私著明史案發(fā)。莊廷，浙江烏程（今湖州市）南潯鎮(zhèn)人，出身一個巨富而知書的家庭。入清以后，莊廷趁明天啟朝大學士朱國楨一門敗落之際，以銀千兩將朱國楨生前所撰明史稿本購得，并廣聘名士，增補天啟、崇禎兩朝史事，輯成《明史輯略》，未及刻印，莊廷就于順治十二年病故。其父莊允城費時五年，于順治十七年冬將書刻成，刊行于世。由于書中有詆毀貶斥清朝的文字，如稱清太祖為建州都督，直呼努爾哈赤；再如自天命至崇德皆不書其年號，相反，于南明隆武、永歷則大書特書等等，因而書刊行后，不斷有好事之徒前來恐嚇，借以勒索錢財。當時歸安縣知縣吳之榮罷官居家，欲通過索詐而償還八萬兩贓款以復官。事情不成后，他便指使前任浙江糧道李廷樞向湖州知府陳永命告發(fā)此事。不料，陳永命早已接受了莊允城數(shù)千金的賄賂，拒不審理。吳之榮惱羞成怒下，將購得的初刊本呈交法司。清廷得悉消息后，遂興大獄。凡刊刻、參校、藏書、售書者，以及失職之官吏，均株連治罪。此案牽連極廣，直至康熙二年（1663）才最后了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順治十八年（1661）六月初三日，江南“奏銷案”起。清軍南下時，在江南遭到過激烈的抵抗，是以對江南之地征收的賦稅格外重，以蘇州、松江等府為最。即使是魚米之鄉(xiāng)，也經(jīng)不起苛捐雜稅的反復折騰，因此往往是舊賦未清，而新賦已近。僅兩江總督郎廷佐上任后，在校閱賦籍時，發(fā)現(xiàn)江南自順治八年至十三年積欠錢糧已經(jīng)多達四百余萬。但清朝廷因戰(zhàn)事頻仍，財政窘急，多次嚴頒催征積欠之令。江寧巡撫朱國治為了逃避責任，造了一份名冊，上面列著蘇州、松江、常州、鎮(zhèn)江四府和溧陽縣紳鈐之“抗糧”不交者一萬三千五百余人，衙役人等二百五十四名，要求朝廷按名單嚴提究擬。清朝廷看到名冊后，批示道：“紳鈐抗糧，殊為可惡。”經(jīng)刑部察議后，決定現(xiàn)任官降二級調用，士紳黜革，衙役照章治罪。于是，四府一縣之士紳被黜籍者達萬余人，被逮者也有三千人，得免者寥寥無幾。整個江南為之震動。順治十六年（1659）的進士第三名（探花）葉方靄，僅因欠銀一厘即被黜免，因此民間有“探花不值一文錢”的說法。

［葉方靄，江蘇蘇州昆山人，與吳兆騫同科中舉。之后也被押到北京參加了瀛臺復試，不過他順利通過了考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