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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六年（1649）吳地成立了“慎交”、“同聲”二社，二社其實都是松江名士陳子龍所創建的畿社的分支。陳子龍抗清敗亡后，畿社社事削弱，分出了慎交、同聲二社。吳兆騫與兄長吳兆寬、吳兆宮加入了慎交社，他少年才俊，高談雄辯，聲望甚隆，被推舉主持慎交社。當時名滿江南的才子尤侗、計東、顧貞觀等人加入了慎交社，成為社中重要人物。尤其是吳兆騫與顧貞觀情投意合，二人結為生死之交。而后來吳兆騫罹難，顧貞觀所表現出來的友情足以驚天地、泣鬼神。

［顧貞觀，字華峰，亦作華封，又字遠平，號梁汾，初名華文。江蘇無錫人，出自無錫之邑的名門望族。其曾祖顧憲成為晚明東林黨人的領袖。］

由于各守門戶，慎交、同聲二社勢同水火，積怨很深。順治十年（1653），吳偉業即將出仕清廷，北赴京師前，他受錢謙益委托，出面調和社事。兩社人馬應吳偉業召集，在虎丘舉行大會。九郡之人才齊聚虎丘廣場，盛況空前。尤其是吳兆騫與吳偉業即席唱和，才華逼人，令吳偉業嗟嘆不已，以為自己也不能及。一時間，吳下英俊都以結識吳兆騫為榮，時人將他和陳維崧、彭師度并稱為“江左三鳳”。吳偉業更是對賓客說：“江左三鳳凰，陽羨有陳生，云間有彭郎，松林吳兆騫，才若云錦翔。”

虎丘大會還算圓滿，就連歸莊這樣的人也都參加了（歸莊是復社重要成員，以性格孤傲怪僻著稱。時人將他和顧炎武并稱為“歸奇顧怪”），但是二社的裂痕依舊。尤其令吳偉業難堪的是，大會快要結束的時候，突然有一個少年投函給他，信上寫著一首詩：“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語婁東吳學士，兩朝天子一朝臣。”極盡能事地嘲諷吳偉業即將出仕清廷。吳偉業看了信后，立即站了起來，但默然無語。

虎丘大會后，吳兆騫才名轟動一時，甚至傳入了京師，“諸前輩巨公，恨不識吳生也”。可惜命運無常，這位文采風流的江南才子竟然離奇地卷入了丁酉江南科場案，從此被拋進了苦難的深淵。

在各省鄉試中，順天闈為北方最重，江南闈則為南方最重，二省錄取舉人的名額也是高居前兩位。順天闈之所以排在第一，不過因為是“天子腳下”的首善之區，沾了京師和皇帝的光。而江南闈能排在第二，則全靠地域人文薈萃、真槍實彈的本事了。江南多名士，江南闈也素來被認為是國家選拔人才最關緊要的所在，因而在選派考官方面特別慎重。順治十四年（1657）丁酉科的主、副考官方猷、錢開宗，是順治皇帝千挑萬選出來的，并寄予厚望。二人臨行前，順治皇帝特意召見，要二人敬慎秉公，并警告說倘所行不正，決不輕恕。不過因為科場積弊已深，之前的處罰又輕微有限，加上漢官素來有欺負滿人不通翰墨之心，方猷、錢開宗二人跟順天闈的同考官李振鄴一樣，并沒有太將少年皇帝的話放在心上。

到了南京后，主、副考官方猷、錢開宗自以為天高皇帝遠，早就將順治皇帝的提醒忘到九霄云外，大肆徇私舞弊。結果榜發后，取中者頗多富貴人家子弟，士論大嘩，憤憤不平者大有人在。有人寫文章怒罵，還有人寫詩嘲諷道：“孔方主試合錢神，題目先論富與貧。金陵自古稱金穴，白下于今中白丁。”不過，影響最大的還是南京書肆剛剛刊刻發行的《萬金記》一書，萬是方猷的“方”字去一點，金字則為錢開宗的“錢”字的一半，“萬金”二字即是影射方猷、錢開宗兩考官的姓。書中揭露了主考官納賄通賄的情形，歷歷如繪，只是隱去了當事人姓名。

另外還有一出名叫《鈞天樂》的雜劇，也是寫科場故事，分上、下兩本。上本寫文才出眾的沈子虛，應試落第，而不學無術的賈斯文等，卻因財勢而得中。主考名叫胡圖，是“糊涂”的諧音；三鼎甲名叫賈斯文、程不證、魏無知，諧音分別為“假斯文”、“真不證”、“鬼無知”。劇本中有一首《黃鶯兒》詞：“命意在題中，輕貧士，重富翁。詩云子曰全無用，切磋欠工，往來要通，其斯之謂方能中，告諸公，方人子貢（孔子弟子，以善于營財著稱），原是貨殖家風。”淋漓盡致地揭發了主考官納賄作弊的行為。下本寫天界考試真才，沈子虛遂中狀元，并得夫妻團圓，表現了作者的幻想。此劇剛好寫成于江南闈發榜后，時人均疑影射科場，每每演出，“觀者如堵墻，靡不咋舌駭嘆”，“吳中好事者傳為美談”（《鈞天樂自記》）。

方猷、錢開宗二人離開江南回京師，路過常州和蘇州時，一路都有人隨舟唾罵，甚至投擲磚石，嚇得二人一路都躲在艙中。來時前呼后擁，無比風光；去時卻是藏頭縮尾，絲毫不敢拋頭露面，可謂對比鮮明。

順天科場案發后，李振鄴等人被處極刑，并株連極廣，朝中北方籍大臣劉正宗自然不會放過“荼毒南士”的大好機會。經過一番周密的策劃后，順治十四年（1657）十一月二十五日，工科給事中陰應節（山西洪洞人）上疏參奏說：“江南主考方猷等弊竇多端，發榜后，士子忿其不公，哭文廟、毆簾官，物議沸騰。”為此，他還舉出了此事中乘機滋弊、冒濫賢書的典型：少詹事方拱乾的第五子方章鉞因與方猷聯宗而被取為舉人。

方章鉞出身海內著名世家桐城（今安徽）方氏。方氏號稱“江東華胄第一”，門中數代科第仕履繁盛，聲名顯赫。方章鉞本人也是江南有名的才子，以他的文章才華，不中舉才是咄咄怪事。但陰應節有意選中他為箭靶彈劾，其實是將目標對準了方章鉞的背后——其在朝為官的父親方拱乾（時任詹事）和兄長方玄成（后因避康熙名玄燁改名方孝標，時任內弘文院侍讀學士）、方亨咸（時任監察御史）、方膏茂幾人。

方拱乾，初名策若，字肅之，號坦庵。他少年聰穎，七歲已經“能屬詩文”，二十歲時，詩文為世人稱許，與同鄉姚孫森等五人并稱為“六駿”。崇禎元年（1628）中進士，授官庶常。后以翰林身份任東宮（太子）講官。明朝滅亡后，方拱乾先是被攻入北京的李自成大順軍俘虜，受到酷刑折磨，后以行賄得免。清軍入山海關，李自成棄北京退往山西，方拱乾乘亂南歸。順治十一年（1654），因兩江總督馬國柱等人推薦，方拱乾被清廷起用，初為內翰林秘書院侍講學士，后升詹事府右少詹事，兼內翰林國史院侍讀學士。

清朝初年，桐城方氏享大名者，莫過于方拱乾父子。方拱乾有六個兒子，依次為玄成（順治六年進士）、亨咸（順治四年進士）、育盛（順治十一年中舉）、膏茂（舉人出身）、章鉞、奕箴。他取名有一原則，即所謂的“文頭武尾”——第一字以一點一劃起筆，第二字以斜鉤收尾。其時，方氏父子文名震動天下，長子方玄成更是成為順治皇帝極為寵信的文學侍從之臣，深遭北方大臣忌恨。而方拱乾早前曾在“南太子案”中得罪過劉正宗，劉正宗恨之入骨，一直要找機會報復。

［南明弘光政權建立后，弘光帝朱由崧過著逐酒征歌、荒淫無恥的生活，同時，也生怕有人奪取他的皇位。清順治二年（1645）年初，南明鴻臚寺少卿高夢箕的奴仆穆虎從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位叫王之明的少年，結伴而行。晚上就寢時，穆虎發現少年內衣織有龍紋，驚問其身份，少年自稱是明皇太子。崇禎太子朱慈烺在李自成退出北京后，散失民間，久無消息。高夢箕雖然難辨真假，但卻有心投機，心想萬一這少年是真太子，那就是奇貨可居。于是，他不但不上報，反而急忙將王之明送往蘇州、杭州一帶隱蔽。可是世事難料，這王之明經常招搖于眾，露出貴倨的樣子，引起人們的注意，背后竊竊私議。高夢箕懼怕惹禍上身，不得已密奏朝廷，弘光帝大驚失色，急忙派遣內官持御札宣召。清順治二年（1645）三月初一日，少年來到南京，被交付錦衣衛馮可宗處看管。第二天，弘光帝面諭群臣道：“有一稚子言是先帝東宮，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當撫養優恤，不令失所。”隨令侯、伯、九卿、翰林、科、道等官同往審視。劉正宗當時在弘光朝任職，曾擔任東宮講官，熟悉太子模樣，一眼就看出是奸人假冒。同樣熟識太子的方拱乾也被召來辨認，但他出人意料地保持了沉默，由此引來謠言紛紛，對弘光帝不滿的人乘機興風作浪，散布流言蜚語，劉正宗的信譽也大受影響，由此深恨方拱乾。其實，方拱乾明知太子是假，他刻意沉默，不過是借以表示對弘光政權的不滿而已。

順治皇帝當時正為順天科場案惱火，接到陰應節的奏疏后，赫然震怒。他立即召來方玄成詢問究竟。往昔順治皇帝對方玄成優渥眷顧，都是親切地稱呼他的號“樓岡”，從不直呼其名，還經常說“方學士面冷，可做吏部尚書”，但此刻卻是翻臉無情，聲色俱厲。方玄成如實告訴皇帝說：他們方家出自安徽桐城，已歷數世，而江南主考官方猷是浙江人，從未同宗，他弟弟方章鉞根本不在回避之列。事情顯而易見，陰應節是誣奏之詞。順治皇帝這才顏色稍緩，但又口氣嚴厲地告訴方玄成說：“此案既然要從嚴辦理，方章鉞亦不能例外。”方玄成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何況天子正在氣頭上，因而除了附和外，別的話再不敢多說。

之后，順治皇帝暗中打聽江南闈的情況，結果宮中太監找來《萬金記》和《鈞天樂》的刊刻本。皇帝看過后，本來還對其中的情節半信半疑，但聽說《鈞天樂》是尤侗所寫后，立即轉變了態度。

尤侗，字展成，號西堂，江蘇長州人。少時便有神童之譽。后加入吳兆騫主盟的慎交社，遍交江南名士。他的詩寫得情真性靈，且在文體上體現出極大的開拓性和創造性，被吳偉業稱為“騷壇盟主”。尤侗有一篇寫西廂《臨去秋波那一轉》的時文，深為順治皇帝賞識。順治皇帝多次向身邊人稱贊尤侗，說他是“真才子”，“極善作文字”，還將尤侗極富文采的《討蚤檄》一文展示給翰林院學士們說：“此奇文也。”

在這樣的背景下，順治皇帝完全相信《鈞天樂》中所描述的科場弊端情形是事實。他因而下定了決心，一定要嚴辦。一道上諭頒行江南：“據奏南闈情弊多端，物議沸騰，方猷等經朕面諭，尚敢如此，殊屬可惡。方猷、錢開宗并同考試官，俱著革職，并中試舉人方章鉞，刑部差員役速拿來京，嚴行詳審。本內所參事情及闈中一切弊竇，著郎廷佐（時任兩江總督，兩江即江南、江西兩省）速行嚴查明白，將人犯拿解刑部。方拱乾著明白回奏。”

方猷、錢開宗當時已經回到北京，立即被革職下獄，等待調查。同考官李上林、商顯仁、葉楚槐、錢文燦等人是來自浙江各縣的舉人以及進士出身的知縣，也同時被革職，結果相關縣地的衙門為之一空。兩江總督郎廷佐接到圣旨后自然不敢怠慢，聯同漕運總督亢得時，迅速展開了調查。又聽說京城同考官李振鄴等人已經掉了腦袋，更加惶恐不安，唯恐禍及己身。在這樣的前提下，郎廷佐能查到事實真相還好，查不到事實真相勢必要找出幾個替罪羊來。

詹事方拱乾無辜受此牽連，倒也沒有驚慌，因為他自己很清楚，陰應節的奏疏不過是憑白誣陷之詞，因此明白地聲辯說：“臣籍安徽，與主考方猷從未同宗，故臣子章鉞不在回避之例，有丁亥、己酉、甲午三科齒錄可據。”

方拱乾父子作為壯年新進的書生，不僅對黨爭的殘酷性知之不深，對當時的時局也沒有清醒的認識。清朝以異族入主中原，對漢人士族十分警惕。多爾袞執政時，對漢人大臣一向采取猜疑、壓制的態度。前面提到的南北黨爭中南方大臣陳名夏、龔鼎孳與北方大臣馮銓爭斗，多爾袞公然庇護名聲很壞的馮銓，就是因為馮銓是最早剃發留辮的漢人大臣之一，遠比陳名夏、龔鼎孳對清朝更為忠心耿耿。

不過，多爾袞死后，順治皇帝親政，立即一改多爾袞的政策，對籠絡依靠漢人大臣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順治九年（1652）四月，順治皇帝在一道諭旨中宣布，為防止諸王公大臣因循怠玩，允許滿漢官吏互相參劾對方的玩誤之處。次年六月二十七日，他又提出，內三院為機密重地，事務殷繁，應選舉賢能之人任職，并特別指明每院應設漢官大學士二員。到順治十一年（1654），十七名大學士中只有兩名滿人，其余都是漢人大臣，直接參與了制定政策、發布政令等國家大事的處理。順治皇帝還突破了漢人大臣不得掌印的陳規。順治十二年（1655）八月，都察院署承政事固山額真卓羅奉命出征，順治皇帝即命漢承政龔鼎孳掌管部院印信。之前，部院印務向來由滿人大臣掌管，正官公出時，則由次官代理，從未有漢人掌管印信，以致龔鼎孳接到任命后嚇得不輕，戰戰兢兢地上疏懇求撤去這一任命。但順治皇帝未予接受，堅持要龔鼎孳接管印信。

表面上看起來，自順治皇帝掌權，漢官的地位顯著提高了，但這起初不過是少年皇帝刻意要表現得與他所痛恨的多爾袞不同，之后則是為了統治的需要。在年輕皇帝的骨子里，對漢人大臣的戒備和警惕并未比多爾袞減輕多少。順治登上皇帝之位并不是必然，而是多方政治勢力復雜斗爭和相互妥協的結果。他幼年即位后，都是其叔多爾袞在殿堂上發號施令。其母孝莊太后有男人般的雄才大略，為了避免兒子受到多爾袞猜忌，多次教育順治皇帝要韜光養晦，在這樣環境下長大的皇帝，心理壓抑，脾氣暴躁，性好猜忌，后來一旦掌權，則任性得一發不可收拾。他喜歡漢人服飾，喜歡漢人文學，也大力提拔漢人文士，但這并不代表他就此信任漢人。

舉例而言，之前提到過，漢人高官陳名夏被殺的引子是順治皇帝喜歡明朝衣冠，被殺的原因是南方大臣黨爭失敗。這不過是表面現象。當時，南方戰火紛紛，南明李定國正攻打廣東，沿海一帶的鄭成功也蠢蠢欲動，打算聯合南明抗清作戰。在這樣的局勢下，陳名夏看到順治皇帝喜歡明朝衣服后，隨口說了句“留頭發，復衣冠，天下即太平”，便立即勾起了順治皇帝深藏于心的警覺，殺機立現。實際上，陳名夏之死是順治皇帝猜疑漢人大臣的一次公然展露。而在漢人大臣中，因南方陷落較晚，尤其是清軍在江南遭到激烈的抵抗，一手炮制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諸多慘劇，深遭江南士民懷恨，因而較之北方大臣，清廷對南方大臣更不放心。這就是為什么在清初多次南北黨爭中，北方派屹立不倒、南方派多遭慘敗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