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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明朝到清朝，馮銓、劉正宗均卷入了南北黨爭，經歷了各種各樣險惡的政治風波，對南方籍官員恨之入骨，因而傳說是他們二人以鄉試“本為遴選真才，以備任使，關系最重”為由，指使任克溥上書揭發李振鄴等南方大臣，這種說法必然不是空穴來風，兩人之后抱著幸災樂禍的態度推波助瀾便是明證。

在隨后的調查中，之前風頭最勁的李振鄴也最先倒霉，并由此牽扯出一大批人來，他的二十五個關系考生一個都沒有漏網，其中的禍根就在他親筆寫的那張名單上。當初，李振鄴將關節考生寫在字條上，交給親隨靈秀去查對。事情完結后，李振鄴該當向靈秀要回字條銷毀，但他一時忙碌，竟然忘記了。靈秀還是個少年，根本不知道輕重，將字條拿給了同伴馮元看。馮元也是李振鄴的家仆，李振鄴素來刻薄少恩，馮元一直懷恨在心。他看到字條后，立即如獲至寶地奪了過來，據為己有，打算日后作為鉗制要挾李振鄴的憑據。結果，吏部、都察院調查剛一開始，馮元就拿出了這張條子，鐵證如山，按圖索驥，名單上的人物也被一網打盡。

李振鄴的二十五名關節考生中，排在首位的是浙江云間秀才陸慶曾，但此人恰恰不是入賄者，關節也不是出錢買的，而是李振鄴主動送上門的。陸慶曾是明朝禮部尚書陸樹聲（明朝嘉靖二十年狀元）之孫，不但少有才名，且家境富裕，擅園亭之勝，享譽名士二十年，偏偏老來不甘寂寞，參加了北闈考試。他精通醫術，曾經治愈過李振鄴的怪病，李振鄴為了感激，便打算借中試來酬醫。但無論是買是送，總是通了關節，陸慶曾也照此被逮捕下獄。他本來家世貴顯，是個高枕無憂的富足翁，卻因一時功利之心，轉瞬身陷囹圄。

當時滿漢大臣會審，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王永吉參與會審此案，十分賣力。滿人大學士圖海和大臣科爾坤還不懂得什么叫關節，王永吉為了討好滿人，眉飛色舞地給他們解釋。結果，李振鄴的名單上第二名就是王永吉的親侄子王樹德。這位大老爺登時面如死灰，垂頭喪氣，不得不照例請求回避，并上疏請罪。順治皇帝特意下了一旨，說：“王永吉乃朕破格擢用，受恩深厚，未見恪盡職守，實心為國，負朕簡任之恩，王樹德系其親侄，豈不知情？著降五級調用。”王永吉被降職后，又驚又怕，很快就病死了。

初審時，同考官中只有李振鄴一人查有實據。眾同考官都有賣關節之事，卻唯獨他一人受罰，李振鄴自然不甘心，于是檢舉揭發了張我樸、蔡元禧等人。這些人又檢舉出其他同考官。一時間，贓官互相攻擊，互揭其短，賄賂關節暴露無遺。案情很快就調查清楚了，共審實有四名同考官賣了關節，為李振鄴、張我樸、蔡元禧、項紹芳，科臣陸貽吉也作為中間人牽涉其中。

十月二十五日，順治皇帝諭旨下達：“貪贓壞法，屢有嚴諭禁飭，科場為取士大典，關系最重，況輦轂重地，系各省觀瞻，豈可恣意貪墨行私，所審受賄用賄過付種種實情，目無三尺，若不重加懲處，何以警戒來茲？”（《東華錄》）宣布對此案有關人員重加懲處：下令將李振鄴、張我樸、蔡元禧、陸貽吉、項紹芳及行賄有據之舉人田耜、鄔作霖（《丁酉北闈大獄記略》作賀鳴郊）俱著立斬，家產籍沒，父母、兄弟、妻子共一百零八人流徙關外的尚陽堡（今遼寧昌圖）；主考官曹本榮、宋之繩因失察之罪，本該流徙，但因為日夕陪侍皇帝的緣故，特恩姑免之，只是各降五級調用。

此諭旨一下，朝野皆驚。科舉作弊歷代屢見不鮮，但從來沒有處罰如此之重者。清朝之前，科場案的次數發生得不多，對涉案人員的處理無非是革職、流放。清朝史學家趙翼曾說：“唐時之科場處分本輕，至五代時，雖有科場處分，不過降秩而已，宋初因之。如宋真宗時，劉師道之弟劉幾道舉進士，暗托考官陳堯咨，于卷中為識號，遂擢第。已而事泄，帝詔幾道落籍，永不予舉；師道降忠武軍行軍司馬，堯咨降單州團練使。此為五代及宋科場處分之大概。惟王欽若知貢舉時，有任懿者，賄以白金二百五十兩，遂得中。后事泄，欽若反委罪于同知舉官洪湛，湛遂遭貶斥。趙翼嘆道：“納賄舞弊，僅至竄謫，科場之例，亦太弛縱矣！”（《廿二史札記卷二五》）

清朝立國后，恢復開科取士，科場積弊也沿襲下來。僅順治一朝而言，自順治二年（1645）乙酉清朝開科開始，幾乎每科都有舞弊案發生。乙酉為清朝第一次舉辦科舉，當年即發生一場大案，不過不是科場案，而是文字獄。河南鄉試中，錄內稱“皇叔父”（指多爾袞）為“王叔父”，主考歐陽蒸、呂云藻均因此被革職，并交由刑部治罪。順治四年（1647）丁亥會試，同考官袁襜如擅改朱卷，被革職處分。順治十一年（1654）甲午鄉試，順天主考官范周、吳正治評閱試卷時，只有姓名，全無次第，給諫宋牧民亦稱試錄程文種種乖謬，并奉旨交刑部。盡管各案均有處罰，但十分輕微，大概正因為如此，所以才人人不以為意，到后來公然買賣關節，肆無忌憚。而順治皇帝如此重視丁酉順天科場舞弊案，不但大開殺戒，還株連親屬，視同謀反大逆，實在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也正自順治皇帝開始，開了“科場作弊者死”之先例。

十月二十七日，李振鄴等人被迅速處死。之前找李振鄴通關節的尚有不少高官大臣，李振鄴一直忍住沒有揭發這些大臣，原是指望他們能出面相救。但直到上了刑場，才知道求生無望，立即大聲呼叫怒罵，要揭發眾大臣賄賂請托之事。不料劊子手沒給他機會，手起刀落，終究含恨而死。

據《研堂見聞雜錄》記載，下場最慘的是陸貽吉，他是江蘇虞山人，崇禎十六年（1643）進士，為舉子居間事發后，立即被逮捕入獄。因為他任職吏科給事中，名為監察之官，卻作為中間人為舉人和同考官牽線搭橋，所以處刑格外重，被腰斬于西市，情狀至慘。陸貽吉的妻妾均有絕色美貌，一個兒子才四五歲，均受到牽連，被發配上陽堡為奴。嬌妻少子，間關萬里，匍匐道左，行人頗為同情，甚至有為之落淚者。

但此案還沒有就此了結，順治皇帝窮追到底，株連甚廣，受牽連者達一百多人，以致“朝署半空，囹圄幾滿”。

順治十五年（1658）正月十五元宵節之時，順治皇帝召集中試舉人（除去已經因通關節被定罪者）在太和門復試，題目由皇帝親定，每名考生身后均有一名滿兵監視，考生難免惴惴不安。順治皇帝為了安定人心，特意下諭說：“盡心構藝，不必畏懼。”并派專人為考生供給茶煙，照料甚周。兩日后放榜，取中米漢雯等一百八十二名，均準許參加當年會試。只有丁霍某某等八人因文理不通，被革去舉人。

四月，“三法司”會審順天闈案終結，刑部議奏：“王樹德、陸慶曾、潘隱如、唐彥曦、沈始然、孫旸、張天植、張恂俱應立斬，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尚陽堡；孫伯齡、郁之章、李貴、陳經在、丘衡、趙瑞南、唐元迪、潘時升、盛樹鴻、徐文龍、查學詩俱應立斬，家產籍沒；張曼、孫蘭茁、郁喬、李蘇霖、張繡虎俱應立絞；余贊周應絞監候，秋后處決。”跟以往只是罷官、革去功名比起來，處分得很重，案內人犯一律被判了死刑，所不同的只是“立斬”、“立絞”、“絞監候”三種死法各有分別而已。

四月二十二日，已經被判處死刑的四十名案犯突然被提出大獄。按照慣例，朝廷若有斬決，鎮撫司開南角門，刑部備綁索、口銜（用以禁止犯人喊叫出聲），點劊子手，工部肅街道。案犯聽說鎮撫司已經打開了南角門，又聽說刑部已經準備了四十副繩索、四十枚口銜、四十名劊子手，無不魂飛天外。哪知道出了南角門后，案犯未被五花大綁，被押解去的地方也并非宣武門外菜市口的刑場，而是太和門。原來順治皇帝認為人命關天，擔心其中或有冤情，決定再親自審訊一遍罪犯。皇帝親審非同小可，刑部、大理寺各方人馬無不到場，一干刑具也應有盡有，擺在一旁，案犯中嚇得便溺齊出者大有人在。

在刑具的威逼下，王樹德等人均供認作弊事實。只有張天植一人不肯屈服，自陳說：“孤蹤殊遇，臣男已蒙蔭，富貴自有，不必中試。況又能文，可以面試。”（《清稗類鈔》）

張天植，字次先，號蘧林，浙江秀水（今浙江嘉興）人，順治六年（1649）進士第三名（探花）。據說他曾饋送南方權臣陳名夏白銀五百兩，得以薦官為翰林院編修，由此被卷入了南北黨爭。但他依附彈劾陳名夏的寧完我，得以免禍，官至禮部右侍郎。他后來是如何卷入丁酉順天科場案，名字竟然出現在李振鄴的關節名單上，具體情由不得而知。說起來確實很不合道理，他本已經是富貴等身的探花，為何還要再參加鄉試？但白紙黑字，有李振鄴親筆書寫的紙條為憑，他無論如何辯解都脫不了干系。也有傳聞說，張天植的倒霉與南北黨爭有關。種種迷霧，種種流言，一切都表明，丁酉順天科場案已經超乎了一般的科場案。

順治皇帝對張天植的態度很是惱火，下令用刑。校尉蝦（侍衛，滿語稱“蝦”）立即上前夾住張天植的一只腳。但張天植仍然不肯承認，說：“恩賜死，無曲辭。若欲屈招通關節，則必不承受。”順治皇帝聽了這句話后，“上回面向內久之”，顯然內心大起波瀾，但其真實想法到底如何，卻是秘不可知。有傳聞說順治皇帝鐘愛的董鄂妃在這時候派人勸慰了天子。從時間上推斷，董鄂妃此時因操勞過度和喪子之痛，已經病倒在床，按理已經完全沒有心情來關注宮外之事。不論真實情況如何，許久后，順治皇帝終于派侍衛傳話給張天植說：“朝廷待汝特厚，汝前被論出，朝廷特召內升，何負于汝？平日做官，亦不甚貪猥，奈何自罹于辜？今俱從輕，各拿送法司。”雖然駁斥了張天植的話，但已經清楚下令要對所有案犯從寬處理，免除死刑，各自在長安街責打四十板后，流徙尚陽堡。

一干犯人死里逃生，轉瞬又被押到刑部在長安街臨時設下的公案，要當眾杖打。輪到五十多歲的老名士陸慶曾時，監視的刑部堂官見他白發蒼蒼，不禁起了憐憫之心，相顧惋惜嗟嘆。刑部皂役剛剛惡狠狠地打了兩板子下去，陸慶曾已是血跡斑斑，說不出話來。刑部侍郎杜立德便忍不住了，拍案而起，呵斥道：“皇上以天恩特賜寬宥，你們卻欲置之死地，這不是有意辜負上意嗎？雖然是打四十大板，皇上的意思不過是示辱而已。如果我理解錯了，我自己一個人承擔。但你們不聽我的話，我現在就踢死你們。”皂役被嚇住了，于是下手輕了很多。于是，自陸慶曾起，后面的案犯均少了不少皮肉之苦。

案犯中的孫旸被判流刑，其父母、兄弟、妻子也該流配尚陽堡。孫旸的親哥哥孫承恩在順治十一年（1654）以太學生參加順天府應試，居首薦，次年參加會試，中副榜。但孫旸遭殃時，孫承恩意外逃脫了牽連，而且參加了順治十五年（1658）的會試。順治皇帝在殿試閱卷中，看到孫承恩的名字后，突然一時心血來潮，懷疑他與順天科場案中孫旸是兄弟，于是派遣學士王熙前去詢問。孫承恩坦然承認自己是孫旸的親兄長，表示不能為避禍而欺君。順治皇帝很賞識他不欺君主的品德，不但免其連坐流徙之罪，還定他為一甲進士第一名（狀元）。

之后，順治皇帝還特意下了一道諭旨，警告說：“自今以后，凡考官士子，須當恪遵功令，痛改積習，持廉秉公。不得以此案偶從寬典，遂視常例，妄存幸免之心，如再有犯此等情罪者，必不姑宥。”

至此，轟動一時的丁酉順天科場舞弊案宣告結束。這件案子是清朝開國以來第一件科場大案，從案發到結案，前后有半年之久，處分之重，牽連之廣，足以震驚全國上下。但人們稍后才發現，與稍晚的江南案比起來，順天案不過是小巫見大巫，更驚人的一幕還在后頭。

貳、江南丁酉科場案

江南地杰人靈，素來為人文薈萃之地，才子名士層出不窮。明末清初之際，如號稱“江左三大家”的錢謙益（娶秦淮名妓柳如是）、龔鼎孳（娶秦淮名妓顧眉）、吳偉業（字梅村，與秦淮名妓卞玉京有一段曠世情緣），復社公子侯方域（字朝宗，娶秦淮名妓李香君）、冒襄（字辟疆，娶秦淮名妓董小宛）、方以智、陳貞慧等，無一不是聲動天下的名士。吳門詩人吳兆騫就出生在這樣一個文風熾盛的地方。

吳兆騫，字漢槎，號季子，江蘇吳江（今江蘇吳江）人。他少有雋才，成名很早，九歲時就寫出了數千字的《膽賦》，十歲時寫出《京都賦》，聲震文壇。才氣縱橫，又才名遠播，養成了吳兆騫高傲狂放、憤世嫉俗的性情。他小時候在私塾讀書，經常將同學的帽子拿來當溺器小便。當先生責問時，他竟然回答說：“與其放在俗人頭上，還不如拿來盛小便。”先生由此嘆息道：“此子將來必以名大惹禍。”吳兆騫卻毫不以為然，非常自負地告訴好友汪鈍說：“江東無我，卿當獨秀。”非凡的自信和狂傲一覽無遺。正因為他自少年時期起，便“為人簡傲自負，不拘理法，不諧與俗”，因此鄉里有不少人對他又嫉又恨。

吳兆騫曾隨父親宦游楚地四年，后因張獻忠農民軍起義烽火所及，奉母回到故鄉。明朝滅亡后，吳兆騫歸隱鄉里，與江南士大夫互相唱和。大名士吳偉業對少年吳兆騫非常賞識，二人曾一同游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