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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約大喜，說：“來世愿為牛馬。”

仇士良說：“我直接取你項上人頭！”

事變爆發時，鄭注曾帶數百親兵前往支援，途中得知李訓已敗，就只好返回鳳翔。仇士良密令在鳳翔監軍的宦官，叫其撲殺鄭注。這個世界有多么奇怪。縱觀唐朝乃至整個中國古代史，如果宦官想策動政變，成功率幾乎是百分之百，很少有失手的。不談智商的事，那未必靠得住。關鍵大約在于：他們雖然失去了陽物，但卻有著極其強大的神經，做起事來是那樣從容不迫。

在鳳翔，對付鄭注的宦官是個叫張仲清的無名小輩。

雖然此人一時間不知怎么撲殺鄭注，多少有些迷惘，但卻沒露出任何破綻。最后，在部將幫助下，設計宴邀鄭注議事。

此時的鄭注已是進退維谷。他當然知道，自己隨時都有可能死于非命。但是，他沒法跑。是啊，作為鳳翔節度使，一個朝廷大員，他就算有潛逃之意，能跑到哪呢？人生中最難受的不是絕望，是無望。絕望還有置之死地而后生這么一說。無望呢？是完全沒希望了。

對鄭注來說，就是等死了。

鄭注帶著鳳翔節度副使錢可復去赴宴。

真正是宴無好宴。鄭注眼神特別差，高度近視。宴席上，當對方抽刀時，他還沒看清那人在干什么，就當場被斬了。錢可復亦遇害。鄭注死前不知道的是：多年前，段成式的一位朋友，就已經預測到了這一幕的發生。

這位朋友叫石旻，精通藏鉤（一種猜物游戲），又善于預言，敬宗寶歷年間，他隨吏部尚書錢徽及其弟錢可復至湖州，錢氏兄弟想吃兔餅。時為夏季，屬下好不容易捉到幾只兔子。石旻見后笑道：“可將兔皮留下，我記一事。”遂釘皮在地上，用紅筆寫下道符，自言自語：“恨較遲！恨較遲！”錢可復問其意，石旻答：“我只是想記載一下兔年將要發生的事而已。”

錢可復與鄭注死難這一年，正是兔年。

事變后，仇士良、魚弘志除給自己加官晉爵外，還取得了參與延英殿議政的資格。在以往，能在這個地方與皇帝議政的只有宰相、重臣。而且，仇士良嚴密控制了文宗的自由，動不動就舉“甘露之變”數落文宗。面對數落，文宗所做的只有低下頭老實地聽著。從此，專權的宦官“上迫天子，下凌宰相，視朝士如草芥”。

“甘露之變”后，人人自危。事變結束后很長一段時間，大臣及文士都不敢提及此事，但段成式在《酉陽雜俎》中，通過采訪，從側面寫到了這段痛史：“永寧王相王涯三怪：淅米匠人蘇潤，本是王家炊人，至荊州方知，因問王家咎徵，言宅南有一井，每夜常沸涌有聲，晝窺之，或見銅廝羅，或見銀熨斗者，水腐不可飲。又，王相內齋有禪床，柘材絲繩，工極精巧，無故解散，各聚一處，王甚惡之，命焚于灶下。又，長子孟博，晨興，見堂地上有凝血數滴，蹤至大門方絕，孟博遽令鏟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數月及難。”

事變中遇難的宰相之一王涯，本沒有參與剪除宦官的謀劃，最后在酷刑下違心招供。王跟韓愈是同期進士，算朝中的老人了。“甘露之變”爆發這一年，他已七十歲，是退休的年齡了。此前，有人曾勸其隱退，但王戀戀風塵，舍不下利祿，最終在退休前一刻死于非命。王涯死后沒多久，身在荊州的段成式采訪到從長安逃到該地的王家廚師蘇潤，得知事變爆發前王家出現三件怪事：一是王家宅南有井，每到夜里便有沸騰之聲，白天蘇潤曾窺視，有時見銅廝羅（洗手用的器具），有時見銀熨斗，打其水，水質有腐味而不可飲；二是王涯家中有一禪床，以柘木和絲繩制造，但后來無故地解散；三、其長子王孟博在一天早晨見廳堂地上有凝結的血跡一串，到大門口才消失，叫家人鏟去。怪象發生幾個月后，王涯被殺。當然，這只是傳說。但這種傳說，為“甘露之變”蒙上一層永遠無法去除的感傷。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宦官專權最嚴重的三個朝代之一，如果說東漢和明朝的宦官還不敢把皇帝怎么樣，頂多是干預朝政、對抗大臣，那么在唐朝中期以后宦官的囂張則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他們殺皇帝如兒戲。唐朝有兩個皇帝于正史中被明確記載死于宦官之手：唐憲宗和唐敬宗。另有三個皇帝的死亡真相則被唐人隱秘地記載于筆記中：唐玄宗（死于宦官李輔國之手，《杜陽雜編》有隱晦記載）、唐順宗（死于宦官俱文珍之手，《續玄怪錄》“辛公平上仙”即寫其秘事）、唐宣宗（死于宦官王宗實之手，唐末史書《東觀奏記》有隱晦記載）。

仇士良雖沒親手殺過皇帝，但在其掌權的八年里，幽禁了一個皇帝，誅殺了四名宰相，刺傷了一名宰相，處決了二名親王，斬了一名皇妃，矯詔擅立了一個皇帝，最后決定退休了。

那是唐武宗會昌四年（公元844年）。雖然他一手把唐武宗扶上皇位，但這武宗皇帝天性英武，重用鐵腕宰相李德裕，君臣一唱一和，仇士良控制不住。離開皇宮前，一幫宦官來送行，詢問如何方可保持權勢，仇說了這樣一番話：“天子不可令閑暇，暇必觀書，見儒臣近則又納諫，智慮深遠，減好玩，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暗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

歸根結底一句話：不能叫皇帝閑著，當令其沉浸于聲色娛樂，只有這樣才可以控制在手里。

但退休后沒多久，仇士良就暴死了。又過了不久，朝廷宣布在其府邸發現上千件兵器，武宗立即下旨，削去仇一切官爵。在這里需要說的是，雖然史上記載仇是正常死亡，但從這一系列事情看，他極有可能是被武宗派刺客刺死的，仇出宮后的結局跟肅宗時代的巨宦李輔國太像了，而李就死于代宗所派刺客之手。如果是這樣，倒也得其所！

關于“甘露之變”，人們在讀史時，每至此事無不扼腕。本來計劃挺好的，怎么就一下子被仇士良逆襲了？假如當時韓約不露出破綻，又會是什么樣的結局？如果依了鄭注的計劃，在給王守澄送葬之際于長安城外誅殺宦官，是不是勝算更大？但歷史不相信假設，它的結果只有一個：甘露大冒險徹底地失敗了！

但值得一提的是，事變結束后，很多大臣都拍手稱快。因為在他們看來，李訓、鄭注原本就是小人，發跡最初依靠的就是宦官，最后誅宦官僅僅是投機而已，所以并不值得同情。也就是說，“道德正確”壓死了二人。

但事情真有這樣簡單嗎？

鄭注、李訓確實都不是傳統標準里的道德完備之人。鄭注最初是干嗎的呢？走江湖的郎中。雖然出身低賤，被很多大臣看不起，且相貌難看，眼睛還有疾病（“尤不能遠視”），但醫術卻非常高明。此外，性情“詭譎狡險”。他本姓魚，后私自改成唐朝最顯貴的四大姓之一的鄭姓（崔、盧、李、鄭）。一個偶然的機會，鄭注結識了在平淮西藩鎮吳元濟之亂中雪夜襲蔡州的著名人物李愬。李轉任徐州節度使時，把鄭注引薦給了當時在徐州監軍的宦官王守澄，稱鄭注是天下奇才，搞得王很感興趣。當王回宮廷任職時，順手也把鄭注帶到了長安。

鄭注出身江湖游醫，朝中大臣都不愛搭理他。但王守澄非常看重鄭注，經常與之通宵達旦地暢談時事。鄭注雖高度近視，但能言善辯。舉個例子：當時，王守澄是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左軍中尉叫韋元素，此人討厭鄭注，想謊稱有疾，叫鄭為他看病，趁機將其捕殺。鄭注還真來了，當發現不利于自己時，便口若懸河地跟韋元素聊起來，直到韋不知不覺地拉住鄭的手，最后不但沒殺鄭注，還“以金帛厚遺注而遣之”。但鄭注脫險后，即鼓動王守澄貶韋元素出宮做監軍，又建議王在路上將韋殺掉。

鄭注真正得勢源于文宗突患風疾，一度不能說話。王守澄推薦了鄭注，后者還真就把病看好了，文宗從此也開始寵信其人，任命他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又升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自由地出入宮廷。

就在鄭注得勢時，又出現一個李訓。李訓跟鄭注比起來還是有背景的，來自著名的隴西李氏，自己也是進士出身。善解《易經》的他，一個偶然的機會，為自己的親戚去行賄鄭注，后者遂將其推薦給王守澄。跟鄭注比，李訓高大魁梧，風神軒昂，善于演講，特別能感染人的情緒。王守澄也比較喜歡李訓，就把他推薦給文宗。一來二去，李訓也當上了皇帝身邊的翰林侍講學士。

很多人說，鄭注狡險，善揣人意，反復無常，睚眥必報，那李訓也不怎么樣，誰得罪了他們，必將其清除出朝廷而后快。當時，“牛李黨爭”已經愈演愈烈，文宗曾發出“去河北藩鎮易，去朝廷朋黨難”的感嘆。這兩派互相打擊。鄭注和李訓呢，則全面開火，是既打擊牛黨，也打擊李黨，把包括李德裕、李宗閔在內的很多大臣都貶出長安，所以得罪了不少人。

其實，去除朋黨和鏟除宦官一樣，是文宗政治理想的一部分。這也是他重用鄭、李的原因。所以，打擊牛李二黨這件事，不能單純地認為是鄭、李人品不好，或僅僅是出于個人的好惡。很多人在回望那段歷史時，把這個關鍵且本質的細節忽略了。

就這樣，文宗皇帝、鄭注、李訓三人成立了一個反對宦官和朋黨的秘密聯盟。

鄭、李二人雖是王守澄推薦的，但并不妨礙他們最終站在皇權一邊。隨后，連續成功誅殺了王守澄等人。此時李訓已被升為宰相，有一次，跟鄭注密談，說要鏟除宦官必內外合力，所以想叫鄭到離長安最近的鳳翔做節度使，以便直接掌握軍隊。一向被認為狡詐的鄭注，十分爽快地答應了。從這個細節看出來，鄭注沒有過多地想自己的得失。否則，他完全可以拒絕跑到鳳翔去做地方官。

同時，鄭注出了條奇計，就是前面說的，趁在長安城外為王守澄下葬之際，他率領親兵，撲殺包括仇士良在內的大小宦官。但李訓此時的欲望更大，不但擔心鄭注搶去首功，而且亦有意誅殺宦官后再殺鄭注，所以帶著一群不靠譜的幫手，在皇宮中搶先發難，終被經驗豐富的宦官反戈一擊。

但在那么多大臣甘于隨波逐流甚至見了宦官都哆嗦的時代，一個眼神兒不好的江湖郎中和一個研究《易經》的人站了出來。這是需要極大的勇氣的。因為稍一失手就滿門皆滅。有人說他們是為了鉆營，想往上爬。仔細一分析，就會發現這種說法不成立。對李訓、鄭注來說，一個事變前就當上宰相了，已經位極人臣了；另一個則是文宗眼前的紅人。所以說，如果沒有一個政治理想支撐著，他們不可能進行這樣的大冒險。清代學者尚宛甫說得非常好：“訓、注雖譎進，然亂賊人人得誅！舉世畏宦官，訓、注獨舍生誅之，使其謀成，則武、宣、懿三宗必無復廢立之事。”

史上的評價，對李訓還稍微好點，對鄭注則出奇的低。其實，鄭注并非像很多人說的那樣是個只知黨同伐異的小人。舉個例子，當初，文宗以鄭注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鄭注擔任新職前舉薦了倉部員外郎李款接替自己的舊職。

文宗說：“鄭注啊，這李款以前曾向我彈劾過你。”

鄭注答：“加臣之罪，雖于理而無辜；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節。”

這話也是響當當的。由此可見人性的復雜，任何一棍子打死的事都是不可取的。最初，鄭注只是個飄零江湖的郎中，但無常的命運與個人的奮斗，把他一步步推到時代舞臺的中央，并最終讓他成為一個悲劇性的人物。

“甘露之變”失敗了，主要原因在于李訓，首先沒執行更穩妥的鄭注的計劃，其次用人不當，韓約之類皆不堪大任。這是歷史的定數，又充滿了偶然，乃至于詭異。那是事變爆發前多年，“鄭注大和初赴職河中，姬妾百余盡騎香氣數里，逆于人鼻。是歲，自京至河中所過路，瓜盡死，一蒂不獲”。由于鋪天蓋地的香氣的襲擊，自長安至河中的瓜都死了。是不是預示了幾年后“甘露之變”的結局？

“甘露之變”對晚唐士人的心靈影響太大了。

事變發生后，退居東都洛陽做“中隱”閑官的白居易一聲嘆息，他的很多同僚都死于事變，包括當初打擊過他的王涯。懷著復雜的心情，詩人寫下著名的《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禍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顧索素琴應不暇，憶牽黃犬定難追。麒麟作脯龍為醢，何似泥中曳尾龜。”

當初，剪除宦官集團的過程中，鄭注、李訓曾將一個叫田全操的宦官貶到外地，隨后通知當地官員，令其將田秘密決殺。但很快“甘露之變”爆發，田全操得以脫險，隨即返回長安，并在路上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殺之！”此日，田全操入金光門，整個長安朝廷一下子就亂了，很多大臣認為宦官又要大肆殺人了。當時，新任宰相李石、鄭覃正跟大臣們在血跡未干的中書省議事，聽到田全操入城后，轉眼間在座大臣跑了一半兒。鄭覃也想跑，但被李石制止。李石找到仇士良，道明此事。仇或真或假地安慰了幾句，說有他在，姓田的家伙斷不敢鬧事。

田全操雖然沒鬧事，但仇士良卻沒放過李石，因為這位新宰相有點不怕他，多次跟他針鋒相對。為此，仇士良派刺客在李石上朝途中進行截殺，李伏在馬上一路奔回府邸，在門口又遭刺客第二輪襲擊。雖然李石逃過一劫，但把滿朝大臣嚇壞了，轉天早朝時，文武百官來了幾個呢？九人而已。李石最終屈服，向文宗辭職，自求到外地做官。就連當初平定藩鎮的著名宰相裴度，也萌生就此歸隱之意。

“甘露之變”改變了唐朝大臣和士人們的心靈格局與走向。事變前，士人們還有抱負，積極用事，欲恢復盛唐景象；事變后，則完全消沉，基本上都退守自家庭院和內心深處了，從士風到詩風乃至整個社會氣象都為之一變。看劉滄《秋日過昭陵》中所寫：“那堪獨立斜陽里，碧落秋光煙樹殘。”消沉、傷感、麻醉、追憶、無力感和等待日落的心情，是“甘露之變”后的晚唐時代的一切風格所在。

但就是在人人自危、畏宦如虎的亂局下，文士李玫在其志怪筆記《纂異記》中寫下意蘊深遠的“噴玉泉幽魂”一篇：“會昌元年（公元841年）春，孝廉許生下第東歸，次壽安，將宿于甘泉店。甘棠館西一里已來，逢白衣叟，躍青驄，自西而來，徒從極盛，醺顏怡怡，朗吟云：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鶴發人，猶唱開元太平曲……”

說的是，唐武宗會昌元年之春，許生考進士不中，東歸家鄉，過安陽壽安山，欲投宿于前面的甘泉店。未至店，遇一白衣叟，在隨從簇擁下，乘青驄馬自西而來。許生催馬跟進，問其姓名，白衣叟笑而不答。許生跟在后面，走了二三里，天色已晚，來到當地名勝噴玉泉（白居易有詩《題噴玉泉》：泉噴聲如玉，潭澄色似空。練垂青嶂上，珠瀉綠盆中。溜滴三秋雨，寒生六月風。何時此巖下，來作濯纓翁）。這時候，白衣叟回頭道：“有幾位名士，在今晚于此泉下追憶舊事，我昨天被通知參加聚會，你不可再跟著我了。”

許生好奇，執意尾隨，到噴玉泉邊，下馬后，伏于草叢中窺視，見有四位男子現身于泉邊園林中，一位神貌昂然，一位短小精悍，一位高大少須，一位清瘦機警，四人皆服“金紫”。“金”指“金魚袋”，“紫”指“紫色官服”。唐規中，朝臣官服分四種顏色：紫色一、二、三品；緋色四、五品；綠色六、七品；青色八、九品。同時，佩戴相應的彩帛制作的“魚袋”。按規定，一、二、三品官佩“金魚袋”，四、五品佩“銀魚袋”。以此推斷，幾位官職都在三品以上。他們坐于噴玉泉的石磯上，等來了白衣叟。

四人齊聲說：“玉川，為何來遲？”

白衣叟說：“時才游賞，歇馬館亭，見有詩題在柱上，吟詠了很長時間，故而來遲。”

一人問：“什么詩能如此吸引先生？”

白衣叟說：“詩作者的姓名不可知，但詩意與在座的遭遇有些相同。詩是這樣的：浮云凄慘日微明，沉痛將軍負罪名。白晝叫閽無近戚，縞衣飲氣只門生。佳人暗泣填宮淚，廄馬連嘶換主聲。六合茫茫悲漢土，此身無處哭田橫。”

四人聞聽，以袍袖掩面欲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