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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些罪證，在胡惟庸案發之時，并沒有浮出水面，也就是說，這些是不是真的，還很難說。說到這里有人會說，不是還有一個涂節告密么？這算是一個證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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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節是胡惟庸的心腹，他的告密應該可信！但記載涂節告密的《明史&#8226；；胡惟庸傳》說，在涂節上變與商嵩告密以后，朱元璋便逮捕胡惟庸。而據《明tai祖實錄》記載，四天前，也就是正月甲午，中丞涂節已經告胡惟庸謀反。但據記載，胡惟庸逮捕后，正月初六，案子居然審明白了，群臣報告，胡惟庸忍受不住酷刑，承認有罪，按照大明律法，要處以死刑！但是，一時找不到罪名，最后的罪名被定為“枉法誣賢”、“蠹害政治”！而陳寧則是胡惟庸的同黨，受到同樣的懲罰。

《明tai祖實錄》記載，賜死胡惟庸的第二天（正月初七），朱元璋就迫不及待地召集文武百官，說了一番義正言辭的話：

“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三年矣，中間圖任大臣，期于輔弼，以臻至治，故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統天下之兵政，御史臺以振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持國柄，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結于眾舌，朋比逞于群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譬堤防之將決，烈火之將然，有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奸，皆就殄滅，朕欲革去中書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此，則權不專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卿等以為何如？”這就足以證明，涂節是告密了，但不是告胡惟庸否謀反，而是告胡惟庸毒死劉伯溫。

對于這一點清代夏燮《明通鑒》也有記載，《明通鑒》是夏燮一生精力的結晶。他不滿記載頗失其真的官修《明史》，決意從事明史的研究。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參證群書，考其異同”，乃寫成此書。全書共一百卷，二百萬字，記載明朝一代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歷史，另外《明通鑒》一書，還有它自己的一些特點，材料豐富，考訂詳實。夏燮仿照司馬光《通鑒考異》的辦法，另撰“考異”，并按照胡三省注《通鑒》的辦法，收“考異”分注于正文之下。他在《明通鑒》和“考異”中所引用的資料，有的已經散佚了，但在此書中卻保存著，歷代都認為可信度比較高，他考察了明朝各種史書后，在《明通鑒》中說：“三編御批曰：劉基遇毒及惟庸反狀，皆自涂節發之，及獄成而節亦同戳，且以黨目之。揆之于理，殊未可信。節如果為惟庸謀主，寧不知事敗之必將自累！乃轉以首告希圖幸免，實情事所必無?！薄扒谊悓幖闋?，史傳所載綦詳，未嘗有一語及節，而節亦別無事跡?！捌涮搶嵟腥豢梢姟！边@里明確說了涂節告胡惟庸謀害劉基及謀反是杜撰出來的。那么，胡惟庸謀害劉基則不成立。如此一來，所謂胡惟庸謀反不過是后人杜撰出來的。

就連清初谷應泰著《明史紀事本末》說胡、藍之案是明tai祖“遂疑尾大之圖”“傅會難明之事”。

再者，胡惟庸案是明朝四大案件之一，案件發生后，牽連甚廣，吉安侯陸仲亨、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滎陽侯鄭遇春、宜春侯黃彬、河南侯陸聚等，皆同時坐罪胡黨而死，并且追坐已故的營陽侯楊璟、濟寧侯顧時等若干人。李善長被朱元璋“知逆謀不發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朱元璋借口星變，當移大臣，賜太師李善長自縊，誅其妻女弟侄全家七十多口。

此后朱元璋以肅清逆黨為名，大規模地屠殺，坐誅者三萬余人，株連蔓引，十幾年未靖，并作《昭示奸黨錄》，布告天下。這樣大的一個案件，清修的《明史》也只是說胡惟庸被誅時“反狀未盡露”，這不免讓人生疑。

要知道，《明史》是二十四史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傳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紀傳體斷代史，記載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至朱由檢崇禎十七年二百多年的歷史。其卷數在二十四史中僅次于《宋史》，但其修纂時間之久，用力之勤卻大大超過了以前諸史。修成之后，得到后代史家的好評。

經過三次改稿，費時幾十年。《明史》的確有不少長處。首先，它體例嚴謹，敘事清晰，文字簡明，編排得當。史評家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曾將遼宋、金、元諸史和《明史》作了比較，認為“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其次，《明史》的史料較為豐富。當時可資的第一手史料很多，除一套完整的明朝各帝“實錄”而外，尚有邸報、方志、文集和大量私家史乘。朱彝尊修史時《上總裁第二書》中說，僅各地的方志藏于國家圖書館者，即達三千余冊之多?？梢姟睹魇贰房尚哦冗€是比較高的。

《明史》是清朝的張廷玉的繼承前人的成果編寫的，張廷玉是什么人是康熙朝大學士張英次子，康、雍、乾三朝元老。康熙時以進士官刑部、吏部侍郎，雍正年間受到重用，任順天鄉試主考官、入值南書房、《明史》總載官、禮部及戶部尚書，后又相繼升他為文淵閣、文華殿和保和殿大學士，并令其改兼吏部尚書，居官五十多年，這樣一個忠實的清朝大官，編撰前朝史書自然不會幫著前朝皇帝去刻意隱瞞這樣一個實情了，再說了，清朝皇帝當時入關，很需要人心，編纂些前朝的皇帝的惡習才好證明他的統治是合法的，像胡惟庸這樣大案子，若當真有謀反之心，豈能不大書特書，但《明史》卻留下了一句“反狀未盡露”。這足以說明胡惟庸并非謀反，而是被朱元璋的冤殺的。因為他真正的目的，不是在于胡惟庸謀反，而是趁機廢除丞相，肅清權臣，為子孫后代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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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實錄》記載：“罷丞相不設，析中書省改歸六部，以尚書任天下事，侍郎貳之，而殿閣大學士久備顧問。帝方字操威柄。。。

《明史稿》載：“先是，tai祖承前制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以統領眾職，置屬官參議，左右司郎中，員外郎，都事，中書舍人，分錢糧禮儀刑名營造四部，以條理管轄。十三年，正月誅胡惟庸，遂罷中書省。。。。。。。二十八年敕諭群臣：‘國家罷丞相，設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務，立法至為詳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

《明tai祖實錄》載，癸卯，大祀天地于南郊。罷中書省，升六部，改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布告天下。詔曰：“朕膺天命，君主華夷，當即位之初，召集群臣，講求官制，遠稽漢、唐，略有損益，亦參以宋朝之典。所以內置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六部；外列都指揮使司、承宣布政使司、都轉運鹽使司、提刑按察司和府、州、縣，綱維庶務，以安兆民。朕嘗發施號令，責任中書，使刑賞務當。不期任非其人，丞相汪廣洋、御史大夫陳寧晝夜淫昏，酣歌肆樂，各不率職，坐視興廢，以致胡惟庸私構群小，夤緣為奸，或枉法以惠罪，或撓政以誣賢，因是發露，人各伏誅。特詔天下罷中書，廣都府，升六部，使知更官之制，行移各有所歸，庶不口煩。于戲！周職六卿，康庶民于宇內，漢命肖、曹，肇四百年之洪業，今命五府六部詳審其事，務稱厥職，故茲詔諭。”

《明tai祖實錄》卷129載，洪武十三年正月已亥，胡惟庸等既誅，上諭文武百官曰：“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三年矣，中間圖任大臣，期于輔弼，以臻至治。故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統天下之兵政，御史臺以振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持國柄，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期之蔽，嘉言結于眾舌，朋比逞于群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賴神發其奸，皆就殄滅。朕欲革去中書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此，權不專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卿等以為如何？”

《明史”職官志1”序》載：“明官制，沿漢、唐之舊而損益之。自洪武十三年罷丞相不設，析中書省之政歸六部，以尚書任天下事，侍郎貳之。而殿閣大學士只備顧問，帝方自操威柄，學士鮮所參決。

從這些不難看出，朱元璋大力制造了胡惟庸案件真正緣由不是胡惟庸有謀反的跡象，而是認為丞相容易“張君之威?！?，而作惡多端，又認為元亡的原因在于“政專中書”、“委任權臣”。因為這些認識再加上李善長，汪廣洋，胡惟庸等人多事專橫跋扈，大權凌駕百官之上，讓他心生不安，才決意廢相，這一點在早在洪武十一年就看出了跡象，當初朱元璋就命令以后臣下上奏書，不許“關白”中書?。ù蟪甲嗍聲r，中書省不必知道）。洪武十三年廢除丞相制度之舉，只是不許“關白”中書省的延續，意思是大權獨欖，集自古以來皇權、相權于一身，從此六部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tai祖御奉天殿，敕諭文武群臣說：“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事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后嗣君并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很顯然這一切朱元璋早有準備，否則不會在胡惟庸死了那么幾年的功夫，就有了這樣的大手筆，說到這兒，我們可以回過頭來看一下整個胡惟庸案，胡惟庸做了相國后，益驕橫跋扈，擅自決定官員人等的生殺升降，先閱內外諸司奏章，對己不利者，輒匿不上報。各地喜好鉆營、熱衷仕進之徒與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送金帛、名馬、玩物不可勝數。要說他獨斷專行確有其事，但謀反其實是子虛烏有，這不過是朱元璋的一個借口，這一點從他誅殺，告發的涂節，第一任錦衣衛指揮使毛驤等人就足以看出，以及后來以此誅殺李善長一家就更加明顯，擺明了是朱元璋想借胡案興起大獄來誅殺文武功臣，以防功臣們日后威脅朱姓子孫。所以胡惟庸案說穿了并不是胡惟庸有謀反之心，而是朱元璋有了借他整肅功臣的借口，凡是對他朱家子孫有威脅的大臣，都可以扣上“胡黨”的罪名，處死抄家，一并殺了。

這一點在李善長一家被殺后一年，郎中王國用為其鳴冤，由御史解縉起草《論韓國公冤事狀》，最有說服力。

疏中論道：李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勛臣第一，又何必為胡惟庸謀事，況且他已經年邁，根本沒有精力再折騰，何苦如此！當時正值胡黨株連，氣氛異常恐怖，很多人擔心會招來禍事。但朱元璋看了以后，讀了如此冒犯的話，心知理虧，竟然不予追究，足見李善長死得有多冤枉，這反過來也可以說，胡惟庸案的的確確是朱元璋一手炮制的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