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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案發生在洪武十三年，是指洪武帝誅殺宰相胡惟庸事件，隨後大肆株連殺戮功臣宿將，此案牽連甚廣。胡惟庸被殺，朱元璋罷左右丞相，廢除中書省，其事由六部分理，另設內閣供皇帝做為顧問。內閣大學士絲毫不如宰相，只有票擬權力，先送宦官，再由其上呈與皇帝。從此中國再無宰相一職。

洪武十三年正月，涂節自首上告胡惟庸謀反。明tai祖隨即下令逮捕胡惟庸、陳寧和涂節等人，并以“擅權枉法”罪加以處死。

胡惟庸被殺后，此案并未了結，他的罪名也在不斷升級。開始只是說胡惟庸“擅權植黨”，后來，又加上了“通倭”、“通虜”和“謀反”等罪名，并不斷牽連、擴大化。該案的同謀犯越查越多，牽涉的面也越來越廣，株連蔓引，持續了數年也未能了結。

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再興大獄，有《昭示奸黨錄》布告天下，乘機又殺了幾十家的權臣勛貴。李善長、陸仲亨、唐勝宗、費聚、趙庸、金朝興、葉升、毛麒、李伯升和丁玉等人，都因與胡惟庸有勾結而被處死。其中位居“勛臣第一”的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在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始發時，因為元勛皇親，已免于追究，但十年以后，有人以李善長與胡惟庸共同謀反，朱元璋順水推舟，將李善長一家七十余口一律處斬。

這就是所謂明朝四大案件的胡惟庸案，最近寫了不少胡惟庸，一些書友們就問我，胡惟庸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謀反，還是朱元璋為了鏟除宰相這個千年制度，而設置的套兒。

對于這個問題，小景最近也翻閱了不少資料，也找到了蛛絲馬跡。胡惟庸案件記載最清楚的是在《明史&#8226；；奸臣傳》上，整個傳記上，將胡惟庸謀反的起因、動機、活動、以及被殺過程都記載了下來，可謂詳細，最后也寫出了胡惟庸造反的罪證：“平諒侯費聚奉命撫蘇州軍民，日嗜酒色。帝怒，責往西北招降蒙古，無功，又切責之。二人大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二人，二人素戇勇，見惟庸用事，密相往來。嘗過惟庸家飲，酒酣，惟庸屏左右言：“吾等所為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何？“二人益惶懼，惟庸乃告以己意，令在外收集軍馬。又嘗與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賢及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膂，曰：吾有所用爾也。太仆寺丞李存義者，善長之弟，惟庸婿李佑父也，惟庸令陰說善長。善長已老，不能強拒，初不許，已而依違其間。惟庸益以為事可就，乃遣明州衛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與期會。又遣元故臣封績致書稱臣于元嗣君，請兵為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馳馬于市，墜死車下，惟庸殺挽車者。帝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惟庸懼，乃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謀起事，陰告四方及武臣從己者。

十二年九月，占城來貢，惟庸等不以聞。中官出見之，入奏。帝怒，敕責省臣。惟庸及廣洋頓首謝罪，而微委其咎于禮部，部臣又委之中書。帝益怒，盡囚諸臣，窮詰主者。未幾，賜廣洋死，廣洋妾陳氏從死。帝詢之，乃入官陳知縣女也。大怒曰：“沒官婦女，止給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給？”乃敕法司取勘。于是惟庸及六部堂屬咸當坐罪。明年正月，涂節遂上變，告惟庸。御史中丞商暠時謫為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告。帝大怒，下廷臣更訊，詞連寧、節。廷臣言：“節本預謀，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可不誅。”乃誅惟庸、寧并及節。“

傳中只寫胡惟庸謀反在聯合了平諒侯費聚等人勾結邊關人馬，朝廷只是勾結了陳寧，坐鎮中書省好里應外合，但尚未發動兵馬謀反，就被人告發，被朱元璋一網打盡。

從這一點足以看出，胡惟庸的謀反之狀并沒有顯露出來，也就是說，這里并沒有記載胡惟庸謀反的罪證，一切只不過是用了秦檜的招牌計量“莫須有！“

也許有的書友說我瞎掰，是不是瞎掰，這不是我說的算。《明史&#8226；；胡惟庸傳》里清楚記載著：“惟庸既死，其反狀猶未盡露。”就是說，胡惟庸被處死的時候，他謀反的罪行還不清楚。但后來胡惟庸的罪狀倒是像后世流傳的故事一樣，被人一層一層的傳說，久而久之，胡惟庸的罪名也就越來越大，逐步添枝加葉，越到后來越顯得完整。他的罪狀包括：謀刺徐達；毒死劉基；與李善長勾結往來謀逆；通倭（其實這一罪名是到了洪武十九年時才發現的），甚至派遣明州衛指揮林賢下海勾結日本，欲借兵為助；通蒙古（稱臣于元嗣君這一罪名，則是到了洪武二十三年才被發現，派遣元故臣封績致書元嗣君稱臣，并約為外應，等等。到后來胡惟庸簡直可以用神通廣大來形容，東通日本高麗，西通卜寵吉兒，南通三佛齊，北通沙漠，東西南北諸夷，只要有事，你無不與胡惟庸叛逆案發生*關系，而這些罪證，在后世很多史學家看來，純屬無稽之談。

嘉慶年間編寫《皇明吾學編》的史學家鄭曉就說過：“國初，李太師、胡丞相、涼國公，公諸獄未可知？“這句話說的比較含蓄，但意思很明顯，那就是他不相信，當初李善長、胡惟庸、藍玉的罪狀，而明末清初人傅維麟說得更清楚“其初獄亦何暖昧少證也，隱十年后發。”這就是說胡惟庸的謀反的罪證，還要等到十年之后才發現，可見這位老兄一點都不相信，還有明朝中期的王世貞就曾說：“史之紀茲事詳矣。”便是在清代，史學家趙翼在《二十四史札記》中說：“至胡黨之獄，則在二十三年，距惟庸死時已十余年，豈有逆首已死，同謀之人至十余年始敗露者，此不過借惟庸為題，使獄詞牽連諸人，為草剃禽狝之計耳。”可見胡惟庸的上述罪狀不過是“莫須有”而已。

看到這里，也許有不少人會問，不是還有一個離奇的“云奇告變”。這個足以說明一切了吧？

所謂的““云奇告變”在我看來，根本是無稽之談，但這件傳說，倒是多有記載，其中以《明史紀事本末》中的記載更為詳細，“正月戊戌，惟庸因詭言第中井出醴泉，邀帝臨幸。帝許之。駕出西華門，內使云奇沖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不能達意。tai祖怒其不敬，左右撾捶亂下，云奇右臂將折，垂斃，猶指賊臣第，弗為痛縮。”

《見聞雜記》稱“預知胡惟庸逆謀，力阻高皇帝行駕，死瓜槌下。”

這個傳說，小景只想問一下諸位，一，云奇身為內使，居西華門，離胡宅非常近，既然知道胡惟庸謀逆，為何不先期告發，一定要事迫眉睫時，才攔駕告發？第二，胡惟庸并不蠢，既然已經要謀反了，行事必然秘密，埋伏也必然是絕密之事，想來縱然是有人登上了西城門的城墻，未必也能看到刀槍林立。第三，謀反這么大的案件，胡惟庸當天下獄，當天就被處死，處置得如此匆忙，實在蹊蹺，這足以讓人難以信服，第四，據《明tai祖實錄》記載，四天前，也就是正月甲午，中丞涂節已經告胡惟庸謀反，以明tai祖猜忌多疑的性格，怎么還會去胡惟庸家看所謂的祥瑞？

記載胡惟庸案件最為詳細的莫過于明朝的官方史書《明tai祖實錄》。修于建文元年，總裁為董倫、王景彰等；再修于永樂之初，監修為李景隆、茹瑺，總裁為解縉；三修于永樂九年，改命姚廣孝、夏原吉為監修官，胡廣、胡儼、黃準、楊榮為總裁官，這陣容不簡單吧，而這部《明tai祖實錄》可以算作是明朝最為重要的一部史書，其中記錄胡惟庸案件三次編修，都沒有關于胡家出醴泉而邀請朱元璋觀看的事；云奇作為一個太監，揭發胡惟庸謀反，這樣的功勞可不是一般的大，可《明tai祖實錄》中卻沒有記載，這就足以證明，根本就沒什么所謂的云奇告變，沒有這一節，那么胡惟庸最有利的謀反罪證，從何而來。

就連晚明學者錢謙益說：“云奇之事，國史野史，一無可考。”史家潘檉章更認為云奇之事為“鑿空說鬼，有識者所不道”。

胡惟庸如果要謀反，他在家里埋伏刀兵，能讓人在城墻上輕易看見嗎？就是后來的清末的史學家談遷，也認為這一連串的故事可能是虛構的，離奇的“云奇告變”，也是無稽之談。所以胡惟庸的罪狀來自“云奇之事”。根本不可信。

而胡惟庸真正的罪狀，談遷的《國榷》詳細地記載了胡惟庸被誅殺的前因后果。《國榷》是談遷鑒于經史官員壟斷了明歷代實錄，很多地方忌諱失實，而各家編年史書又多膚淺偽陋，談遷尋訪到各種資料，廣征博采，力求征信。天啟元年（始編著，初稿六年后完成，據稱此書“六易其稿，匯至百卷。”順治四年全稿被竊，他又發憤重寫，順治十年，應弘文院編修朱之錫邀請，攜稿赴北京，訪問前朝遺老、皇室、宦官、降臣等，閱讀公家檔案，重新校訂《國榷》，以三十余年編成《國榷》一書，書中敢于直書《明實錄》避而不談的明朝一些重要史實﹔對一些重要事件﹐常以個人和諸家的評論并列于后。其史實注意考訂精審﹐材料有相當的可靠性或參考價值。萬歷以后七十多年的歷史﹐以及建州女真的發展和后金同明的關系的記載﹐尤為他書所少見。根據邸報﹑方志和官吏遺民口述材料編補的崇禎朝十七年的史實﹐也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成為研究明代歷史的可信度最高的史書之一，書中說：“初，惟庸得上意，竊肆威福，橫甚。封事稍嫌，匿不奏。四方饋遺亡算，家人為奸利事道關，榜辱關吏，吏奏之。上怒，殺家人，竊責丞相，謝不知，乃已。又以中書違慢，數詰問所由，惟庸懼，乃計日：主上魚肉勛舊臣，何有我耶死等爾，寧先發，毋為人束死……遂誘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使出招士馬為外應……乃遣元臣封續致書漠北請兵，又使指揮林賢通倭使，俾載精兵千人偽貢，及期會府中，掩執上。度可取取之，不可則掠武庫兵人海。惟庸因偽稱第中甘露降，請上臨幸，許之。會西華門內使云奇走告變……上悟，登西皇城樓而眺，顧見丞相第中壯士伏甲屏間數匝，亟發禁兵擒之。””戊戌，誅左丞相定遠胡惟庸，御史大夫茶陵陳寧，夷三族，盡誅其僚黨，凡萬五千人。”…？“

對此，談遷評論說；”胡丞相狷才竊柄，俾睨名器……第英主龍興，手剪群雄，如灶上掃除，事且大定，而逆黨不數人，藏甲不數百，覬專諸于窟室，冀聶政于東社，自非嬰儒，其敢任之。”

這里也就說胡惟庸案時，胡惟庸最多“竊肆威福，橫甚！“而已，所謂的《明實錄》上的罪證，并沒有證據。

據說，王國據《明史胡惟庸傳》記載，洪武十三年，明tai祖朱元璋以擅權枉法罪和謀逆罪處死胡惟庸等人，而“惟庸既死，其反狀猶未盡露”，“十九年十月，林賢獄成，惟庸通倭事始著”。

所謂胡惟庸“通倭”，“暴露”于他死后六年的林賢案。

林賢案的官方描述是：

“前明州衛指揮林賢帥兵守御，以備東海防倭。不期指揮林賢當在京隨駕之時，已與胡惟庸交通，結成黨弊。朕責指揮林賢就貶日本。居三年，惟庸暗差私往日本取回，就借日本國王兵，假作進貢來朝，意在作亂。其來者正使如瑤藏主、左副使左門尉、右副使右門尉，率精兵倭人帶甲者四百余名，倭僧在外。比至，胡惟庸已被誅戮，其日本精兵，就發云南守御。洪武十九年朕將本人命法司問出造反情由，族誅了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