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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亨和范無病父子倆在香港這邊兒未雨綢繆。布置大局,國內卻是亂成了一團兒,情況非常危急。
四月二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研究非典防治,提出要把防治非典作為重中之重,衛生部長出任防治組組長,副秘書長負責部際聯席會議的協調,并提出要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疫情,由衛生部召開新聞發布會,建立公共衛生事件緊急處理機制。
四月三日,衛生部長舉行第一次中外記者新聞發布會稱,中國部分地區已經有效地控制了非典疫情,他向大家通報的數字是截至三月三十一日,全國發病1190例,死亡46例,其中廣東1153例,京城12例,死亡3人。
四月十日,衛生部副部長在第二次中外記者新聞發布會上稱,中國通報的疫情數字是可信的。截至四月九日,全國的發病案例是1290例。其中死亡55例、廣東的病例上升為1213例,京城僅有22例、死亡4例。
四月十五日,衛生部公布,截至上午,全國的病例是1435例,死亡64例,其中廣東1273例,京城只有37例,死亡4例。
四月二十日,新華社發布中央的決定,免去衛生部部長黨組書記的職務,免去京城市長的市委副書記職務,根據慣例,這意味著他們將不會再擔任衛生部部長和京城市長。
這一天,距離衛生部部長就任也就是一個月,京城市長就任不到兩個月,新官上任屁股還沒坐熱就被撤職,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這種罕見又和目前非典型肺炎的疫情有著緊密的關系。
衛生部常務副部長在當天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證實了這一點,在他公布的最新非典疫情中,京城確診的非典病例是339例,疑似病例是402例,而在五天前衛生部公布的疫情報告中,京城僅有37例,死亡4例,死亡人數和十天前相比一個也沒有增加。
這一組數據表明,至少在京城地區存在著重大疫情的瞞報和漏報。地方政府又一次在事關國計民生的重大事件中謊報軍情,而作為全國衛生系統主管的衛生部居然對自己眼皮底下的京城都不能掌握真實疫情,又哪里談得上把控全面情況,盡責盡力根本就是無稽之談。
天災固然可怕,但是人禍更為可惡。
根據衛生部副部長的介紹,媒體才知道,國務院一再要求京城市政府統籌不同部門所屬醫院疫情的調查和監測,但是成效不大,而作為衛生部對京城的防治也指導不力,最終公布的數字居然是國務院特派小組在北京各大醫院挨個統計排查出來的,這難道就是京城要建設的高效政府?
是可忍,孰不可忍?!
非典型肺炎早在春節前后就有廣東的報告,作為一種新的疾病,在疫情之初的確不易把握。對于政府部門而言公開報道早了不好,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社會恐慌,但是報道晚了更不好,更容易引起社會的動蕩。
廣東地方政府控制的節奏總的來說還是成功的,雖然新聞媒體在早期病情沒有明朗之前沒有作公開的披露,但是確認疫情之后地方媒體的報道還是相對充分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公眾的知情權,也為社會大眾正確防治非典提供了時間和空間。
理論上講。作為后來才發生疫情的全國各地尤其是京城地方政府應該比廣東做得更好,更從容,更有預見性,更能有效扼制非典的蔓延,更能將疫情消滅在萌芽之中。
可惜,現在人們看到的都是另外一種結果。
如果說衛生部自身公布的數字是可信的話,那么不斷上升的發病數也早已打破了衛生部部長在第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所作的結論,更何況還存在著他眼皮之下的瞞報漏報,這讓生活在京城的,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內的眾多市民感同身受疫情環境的同時,作何感想?而他們在黨政一把手們頻頻視察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軍事醫學科學研究院以及京城的大中小學校和醫院的新聞報道面前又會作何感想?
如今已經是互聯網的時代,在社會發生重大疫情時,作為大眾的傳媒沒能起到上情下達,下情上達的社會溝通作用和預警作用,這也是嚴重的失職,疫情豈是媒體回避就不存在的,相反,由于媒體的回避而造成信息不暢只會加劇社會公眾的恐慌和對政府的抱怨,欺上瞞下的結果一來延誤防治的戰機,二來敗壞政府的形象,三來誤導政府的決策。
對于這些情況,在香港冷眼旁觀的范亨就對兒子表示道,“國務院五一暫不實行長假制度,目的是為了避免人群大面積流動和疫情擴散。但是四月六日,國家旅游局副局長召集各國駐華航空公司和旅游企業七十余人通報情況時稱外國人可以放心來中國旅游,希望在坐的能以自己在華的體驗反駁海外媒體大肆渲染中國的非典疫情。在談到國內市場的時候,他表示國內有很大的旅游市場,國內游大概占到我國整體旅游的七成,一定要把五一黃金周組織好。借助這幾千萬人流動的七日長假,讓全世界看到中國依然是最理想的投資沃土和最安全的旅游勝地。但是現在看起來,這些人都倒灶了。”
范無病則說道,“非典是天災,是人類暫時還沒有掌握防治的疾病,疫情的產生、蔓延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有什么必要去刻意隱瞞或者掩蓋呢?又哪里就影響了你的政績呢?所以會出現這種令人無法理解的現象,只能把它解釋為在數字出官、官出數字的官本位現象之中的本能反映、潛意識的反映,表面上看是報喜不報憂,本質上是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分不清什么是政績什么是良心,政績和民心嚴重背離。”
范亨點了點頭,認同兒子的說法,如今海外輿論對中國政府在非典疫情中的表現,一直存有非議,這令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為此感到憤怒,中央政府的態度表明了一個為公眾負責的政府形象。
非典,考驗的是政治文明。
“這一次衛生部算是徹底倒了,部長司長估計剩不下幾個,丟人啊!”范亨說道,“在如此重大的疫情面前,他們選擇了欺上瞞下,這不僅讓自己的官聲受到影響。還讓高層集體震怒了,新總理對此非常憤慨,一號也是大動肝火,估計這一次要調整的人員會比較多一些。”
“需要做大規模的調整不是很現實,畢竟衛生部這一塊兒,外行兒時領導不了內行兒的,我估計從內部產生新領導的可能性要大一些。”范無病可不認為衛生部從此就倒臺了,事實上大敵當前,臨陣換將是下下之選,高層也只能是打掉一兩個首要負責任的領導,然后任用自己看得過眼的人繼任而已。不可能整體大換血。
想要整體換血也不是不可以,但是現在并不是最好的機會,尤其是現在高層手里面也沒有那么多在衛生系統掌握了話語權的人才可以補上這些空出來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