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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這么個提問機會，平常也輕易落不到這些普通生員身上。臺下眾人一片嘩然，連筆記都顧不上補了，連忙搜腸刮肚地想著自己要問什么，或與同鄉好友商量，眾人同問一個問題，好叫抽中的機率更高。

方提學聽著底下嗡然議論的聲音，卻不下場，而是掃了掃臺下，清咳一聲，朗然道：“方才我講的‘知行相須’之理，可曾講得明白了？若已確知此理，問題便可不限于‘知行’。”

噫！這不就可以圍著四書提問，多打聽得幾分明年秋試的考題了？

眾生連忙又把剛寫下的“知行”字眼劃去，冥思苦想如何提問才能套出考題。方提學高臺上將他們的小動作盡收眼底，含笑搖頭，緩步走到臺下領導席中，回頭敲了敲嘉賓席宋時的桌子，輕松地問了一聲：“諸生此時都已知我所講，正思量著該再問本院什么，你這學生卻只顧書寫，莫非還不曾‘知之’？”

宋時一心聽提學講課，根本沒在研究考題，是以被點名時也是氣定神閑，心態平穩，站起來應了一聲“是”。

他不只背過好多篇寫到“知行相須”的論文，還掌握了王陽明圣人“知行合一”的心學理論以及或王夫之“行先知后”的唯物主義知行觀，甚至能現場把哲學理論往前推進六百年。

不過方提學不是真要聽他報告，他也就以同樣輕松的口氣答道：“學生今日聽了老師講課，只算初得‘知之’，此后還須多用功讀書，以行促知，待到秋闈中掙下一個功名，才敢對老師說一聲又深‘知之’。”

方提學朗聲笑道：“你這學生倒是膽子大，凱有拿圣人言辭作排調的道理？本院倒看看你明年能拿個什么成績——你莫以為回了京我便追究不著你，這里還有個桓通判是你親師兄，我到時候只找他要鄉試名錄！”

宋時低下頭謙恭地說：“老師放心，到時候學生必定親自把名次遞到老師面前。”連卷子都得遞到老師面前，考多少名就全憑老師填了。

方大人尚不知道他的膽子叫自己養肥了，敢在福建考舉人，只想著順天鄉試易過，他又有個好師兄在身邊指點，蹉跎不了幾年，便滿意地揮揮袖叫他坐下。

他自己也坐回首席，對身旁的桓凌說：“桓世侄與宋子期相好，來日也替他補習補習。你們師兄弟若都做了少年進士，說出來也是一樁佳話，你先翁面上也有光彩。”

桓凌應道：“我們也正有這般打算。師弟過完端午也要和我回府里，到時候還要叨擾年伯，望年伯不棄。”

他自然地大包大攬，將宋時的事說得像自家身上的事一樣，方提學也沒意識到什么不對，直接應了下來。

此時宋縣令正在臺上主持，并不知道已經有人不聲不響地頂替了他這老父的位置，為他兒子的事跟老師溝通，仍是兢兢業業地在臺上主持，請下一位講官，前吏部文選司郎中張大人上臺。

他們排講座順序是按著在職時的官職順序來排的：方提學雖是七品御史，卻位卑權重，在京三品大員也要在他面前折腰的，自然無人敢排在他面前；之后便是曾任五品吏部郎中，卻早早拋下實權清貴之職，回鄉作了一位講學名士的張郎中；在湖州知府任上告老致仕的王大人；最后才是見任六品通判的桓凌。

張郎中自己開書院授課，講學經驗豐富，并不講理學，而是講跟考試有關的基礎理論——立國百四十年來，《大學》《中庸》題都出得差不多了，考題最可能出自《論語》《孟子》，而《論語》又是記錄孔子言行之書，更可能出題，他便摘了一段“八佾”來講。

而王知府是做了多年親民官的，以實務為先，講的是朱子傳人陳淳的《北溪字義》。

陳淳講“力行為主，致知副之”，較之朱子的說法更合他的心意。不過之前方提學講了“知行相須”，他不能再接著講知行，便講了《北溪字義》中的“敬”。

朱子講“居敬窮理”，他便從這個“敬”字講起，給臺下眾生講如何持敬修心：無事時心平氣靜，不神游外物，有事時則心中只裝這一件事，不要被第二件、第三件動搖。

雖然跟考試無關，也不是教材主編朱子本人的思想，宋時還是很認真地聽了——這個持敬工夫對拖延癥也很有用啊。要是真能做到專心一事，不被閑書、雜事、門外賣東西、打球的聲音打攪，學習效率肯定能提高不少！

回來寫個座佑銘貼墻上。

王知府講學終了，臺下眾人照例起身致謝，然后研究該向他提什么問題。宋時飛快地寫了一個中庸題折起來，便注目眼前座席，一眼不眨地看著桓凌朝臺上走去。

終于輪到他師兄講課了。

他親師兄，學問特別好，能考全國前十的！

他的腰板兒悄悄挺直了幾分，抖擻精神、抓緊毛筆，只等著記下他整場講座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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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評《詮釋與構建——陳淳與朱子學》 熊循慶

北溪字義宋 陳淳

朱熹與王陽明知行關系比較 張慧霞

再談朱熹的知行觀傅小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