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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政斧對于煤炭的生產一直都采取積極支持的態度，因為煤炭的供應不但關系到經濟的發展，甚至可以上升到維持社會穩定的高度上去。

中國民間傳統上都是使用木柴或秸桿作為燃料。如果僅僅是維持家庭做飯的需要，則田里產出的秸桿，加上少量的薪柴，也就足夠使用了。隨著經濟的發展，燒磚、冶鐵、釀酒、燒瓷等等產業都需要大量地使用燃料，這就使燃料供應出現了危機，薪柴價格不斷上漲，直接影響到了居民的生活成本。

此外，由于大量砍伐薪柴，許多地方還出現了植被破壞、水土流失的情況。有些地方的青山短短幾十年時間就變成了光禿禿的荒山，生態環境急劇惡化。

在這種情況下，從皇帝到各級地方官吏都開始重視礦物燃料的使用，以官辦和民辦相結合的方式，加強煤炭的勘測和開采。

例如，在嘉靖年間，四川馬湖府有位名叫完素的郡守苦于“萬室之國，斧斤相尋，則南方之薪不可繼……百姓病之”，于是組織人手在府治范圍內開展了大規模的煤炭勘測工作。嘉靖四年三月，勘測人員終于在一個叫新灘溪的地方找到了煤炭礦藏，完素大喜，親自前去視察，還擺上了供品去祭煤神，隨后便開始了大規模的開采。

當時，馬湖府的百姓還不習慣于用煤做燃料，于是完素又專門在府衙的東西大門之外架上煤爐，派專人向百姓演示煤爐的使用方法，“自是煤火萬千，無復有艱薪之患矣”。

豐城是南昌府治下傳統的產煤縣，采煤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在宋人謝維新的筆記中曾記載道：“江西路豐城、平鄉二縣皆產石炭于山間，掘土黑色可燃，有火而無焰……”到了明代，豐城全縣已經擁有數十處煤窯，只是受勘探技術的限制，這些煤窯的產量還十分有限。

古代人對煤炭的勘探知識，主要是來源于實踐。負責勘探煤藏的專業人員被稱為“煤師”，他們尋找煤炭的方法，一是觀察石層，二是查礦苗、辨土色，三是視草木。

例如，當時的人已經知道“凡脈炭者，視其山石，數石則行，青石、砂石則否”，其中“數石”是指頁巖，“青石”為石灰巖，“砂石”為砂巖。從這句話中可以看出，當年的煤師對于煤層的圍巖姓質和沉積規律已經有所了解了。

但這些基于經驗而形成的勘煤技術，在蘇昊眼里，就顯得太過粗淺了。也正因為當年的勘煤技術有限，所以豐城的采煤業雖然一直都未間斷，但發展卻十分緩慢，每年產出的煤炭也就夠城市里一些大戶人家冬季取暖之用，間或有一些燒石灰、冶鐵的作坊采購一些。由于產量低，煤炭的價格也居高不下，影響了其使用的范圍。

蘇昊在下鄉的時候就已經了解到了這些情況，他敏銳地意識到這是自己的一個機會。如果能夠找到一兩個大煤田，加大煤炭的產量，那么不但自己能夠從中得到豐厚的回報，整個豐城縣，甚至于南昌府、江西布政使司的百姓，都會因此而受益。

蘇昊做事情，總是要考慮其對國家、對百姓的意義，這也是他前世作為一個國家級專家而養成的習慣。但戴奇、陳觀魚等人就沒這樣大的理想了，他們看到的只是這件事對于自己的價值。一個年產1000萬斤煤炭的大煤窯，扣掉礦稅、工錢、物料損耗以及打點各方官吏的支出，最終起碼也能落下幾千兩銀子的利潤。自己在中間不管是拿半成還一成的分紅，那也是好幾百兩。

按照明朝中央政斧的規定，像戴奇這樣七品衙門里的書吏，一個月的薪俸是一石米，其中只能提取3斗，余下的部分要折成寶鈔，而寶鈔早已貶值到馬里亞納海溝里去了，拿來當手紙都不夠用。各地的衙門知道這點錢不足以養活下屬，于是便會想方設法給下屬增加薪俸，饒是如此，戴奇一年下來的薪俸也就是三四十兩銀子，如果不是能夠在工程中撈點回扣，一家人都要喝西北風去了。

現在，蘇昊一個點子就讓他一年多了幾百兩的收入，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這樣的收入是不會減少的，這樣的好事，普天之下上哪找去？

錢帛動人心，在開完會議之后，陳觀魚、戴奇便像打了雞血一樣狂熱地行動起來了，一個去搜羅挖煤的工匠，一個去辦理開煤礦所需要的執照。陸秀兒和蘇小虎兩個人在這些方面都沒有經驗，只能給陳觀魚跑腿打雜，卻也被支使得團團轉，陸秀兒終于不再惦記她賣茶葉蛋的那番事業了。

在與蘇昊進行了充分交流之后，戴奇執筆撰寫了一份申辦煤窯的報告。在預計的產量方面，他在蘇昊的計劃基礎上打了一個對折，聲稱年產大約在500萬斤左右。這樣寫一來是避免萬一蘇昊預測有誤，實際采不出這么多煤，二來則是可以有效地規避礦稅。

礦稅的標準是按煤窯的生產規模計算的，至于實際的產量是多少，官方的監管人員也只能是簡單地估算一下，不可能看得那么準。更何況，等監管人員來了，戴奇自然有大大的紅包送上，屆時就算1000萬斤煤就堆在監管人員的鼻子底下，他也會視若不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