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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昊的猶豫，絲毫也沒有出乎韓文和方孟縉的預料，在他們看來，如果蘇昊十分爽快地答應了，那才是奇怪的事情呢。

要說清楚這件事情，要先從明朝的官吏制度和科舉制度說起。

明朝縣衙里的官吏，一共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官，一般的縣里只有4個能夠稱為官的人，也就是知縣、縣丞、主簿和典史，這都是由朝廷直接任命的，用后世的標準來說，就是所謂公務員了。

第二個層次是吏，包括縣衙下屬各個部門里的負責人和技術人才。吏的數量根據各縣的事務多少以及財力多寡而不同，少的有二三十人，多的可以達到上百人。吏的來源是從民間招募，最早甚至是以徭役的方式征用來的。

根據明朝的制度，愿意充吏役者要自己先提出申請，稱為“告納”，然后由里老鄉紳具保，上報至州縣。州縣的長官覺得合適后，會報給上一級的府，府再報布政司核準，這樣申請人就成為一名正式的吏員了。

在一個縣里，官員人數很少，主要是負責一些大政方針的把握。縣里的具體事務都是由吏員負責艸辦的，所以有“官治之實皆吏治之耳”的說法，意思是說國家名義上是由官治理的，但實際上卻是由吏治理的。

一個縣有幾萬至幾十萬人口，各種事務也是非常繁多的。所以，在縣衙里，設置了許多個部門，其中主要的是與中央的六部相對應的吏、戶、禮、兵、刑、工六房，分別管轄一個方面的事務，六房的負責人，就稱為六房書吏。除了六房之外，縣衙下面還會有馬科、糧科、架閣庫、冊房等其他部門，也都分別有負責具體事務的吏員。

在縣衙里，書吏屬于技術干部，此外還有負責出力干活的吏員，稱為典吏。在書吏和典吏之上，則有管人事的吏員，稱為司吏。

吏員與官員相比，地位稍低一些，用后世的標準來看，官員屬于縣領導，而吏員就屬于縣里各個委、辦、局的負責人了。

在后世，縣領導與委辦局負責人之間，不過是一個級別差異而已，但在明朝，二者之間卻是有一條深不見底的鴻溝。

明朝的官，是通過科舉制度選拔出來的，隨著政績的積累，官員可以逐漸升遷，從一個小小的知縣，升到六部尚書甚至內閣大學士，也都有可能。

而吏員則不同，他們是通過向社會招聘的方式招收進來的，基本沒有什么升遷的機會。在明朝初年，為了給吏員們一些希望，曾規定吏員經過三次考核，也就是服役滿九年之后，可以獲得出任官職的資格，稱為“出身”。但事實上，規定僅僅是規定，由于吏員人數眾多，而官缺極少，所以真正能夠獲得升遷的吏員數量很少，而且多數只能補充到那些科舉出身的官員所不愿意從事的崗位上去。

如果僅僅是在自己的崗位上無法升遷，也就罷了。真正有才學的吏員，至少還可以考慮通過科舉的方法步入仕途吧？但更悲摧還在后面。

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曾是一個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即便是當上了皇帝之后，他對于官僚體系仍然是充滿了怨念。他認為，官場是一個大染缸，好人進去混幾年，就變成壞蛋了。出于這樣的認識，朱元璋出臺了一個政策，規定曾擔任過吏胥者，終生不得參加科舉考試。也就是說，如果你曾經過當吏員，那么不但在吏員的位置上無法升遷成為官員，甚至你想跳槽去參加科舉考試，也已經沒有資格了。

朱元璋制定的這個政策，代代相傳，一直延續到了明代滅亡。可想而知，有這樣一個政策在那卡著，年輕的秀才們怎么敢往官衙里湊呢？

韓文和方孟縉都是讀書出來的人，自然也懂得讀書人的心態。在他們看來，蘇昊拒絕接受韓文的聘用，正是擔心自己一旦當上了吏員，未來就沒法再參加科舉了。為了一點眼前的利益而丟掉前途，這是任何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秀才都不愿意的。

“蘇昊，你的擔心我也知道。本縣愛惜你是個人才，自然不會耽誤你的前程。我欲聘你到縣衙當差，你可以不入胥吏名冊，有其實而無其名，這樣一來，也就不會影響到你未來參加考試了。”韓文給蘇昊吃著定心丸。

“呃……”蘇昊無語了，其實他裝出為難的樣子，還真不是因為朱元璋的那條腦殘規定。

隨著時間推移，到了明代后期，很多早年的規定也慢慢不再受到重視了。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秀才當過胥吏之后再去參加科舉的情況也不再少見，考官們對于這樣的事情都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愿意因為當過胥吏這樣一個“污點”而阻斷一個有才氣的年輕人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