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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寧戰事期間，永興帝棄都而逃，他們這一干人等皆有氣節，留下來助陳西言孤守江寧；在那之后，他們對永興帝絕望之余，也與程余謙、余心源、張晏等帝黨人物分道揚鑣。

江寧戰事后，林縛初得江寧，還談不上完全掌握大局，所以也要用他們來平衡淮東與帝黨舊系人物之間的關系，但他們在江寧實際上存在一個姥姥不親、舅舅不愛的尷尬地位。

荊襄大捷，以及左承幕、胡學穆、岳冷秋等一干大佬，或明或暗的倒向淮東，使得淮東無論是軍事上還是政治上，都占據絕對的主動，林縛不需要再看帝黨一系的臉色。

賜九錫、開府立官制，揭開公府治政的序幕——林縛也不再需要張玉伯、藩季良、陳臾等人留在中樞去平衡國公府與帝黨之間的關系。

張玉伯、趙舒翰、藩季良、陳臾等人攜家小于五月上旬在給放逐、離開江寧之時，心思多少悲壯慷慨，也與江寧的友人飲過訣別酒，從江寧直接登船，飄洋過海，來到濟州——當繁榮之景不下江寧的濟州城，代替他們所想象的蠻荒、瘴疬之地，呈現在他們眼前時，差點刺瞎了他們的眼睛。

這時候展開在他們眼前的，不是一組組枯燥的數據，而活生生的、可以觸摸得到、與數據相對應的撲面而來的繁華。

每年，約有一萬擔生絲、二十萬簍茶、兩百萬石米糧、數百萬斤鐵、數百萬斤鹽、近兩百萬筐煤、上百萬斤銅、數十萬匹新布、數萬匹湖綢、數十船瓷器、數十船蔗糖、上萬匹騾馬、十數萬張皮料以及桐油、獸鬃等大宗貨物，經濟州港中轉或直接在濟州城進行貿易。

濟州是核心中轉港，將高麗、扶桑、夷州以及中原的崇州、明州、江寧、海州、泉州、晉安等地聯系起來。不僅從高麗、扶桑輸入中原及中原輸往高麗、扶桑的貨物，要從濟州中轉，高麗與扶桑之間的貨物貿易，也需要經濟州中轉、叫濟州從中分潤。

所有經海東商路的會社商幫，皆需要在濟州入冊備案、并設會館以為聯絡……

便是這些，在短短十年間，造就了濟州異樣的繁華。

充足的市稅來源，為濟州城建設提供充足的銀款，而完全嶄新之地的建設，使濟州城能夠脫離窠臼、不拘泥于傳統，更是使諸多新匠術以及從海外搜羅來的新材料，在濟州城的建設中，得到充分的展示。

完善的市政規劃及整飭的道路建設；因為最初租借用地的緊張，使得濟州城里的官民舍，打破傳統的平鋪院落形制，一律采用二到三層、樓院相挨的緊湊格局；此外都督府、淮東錢莊、黑水洋船社、公學、醫館、商社會館等官民機構建筑在城中建得額外雄偉壯觀——外墻面統一抹上白灰混漿料，使得整座城池在青山之下，仿佛微波粼粼的灰白色之湖。

整個濟州港口岸線長達十數里，甚至比崇州港還要壯觀，可以同時駐泊三四百艘大型海商船；入夏之后，也差不多有近三百艘大型海船駐泊濟州等候風暴季過去。

城內主要長街，皆鑄鐵立柱，頂置琉璃大燈，以為街火；由于港口駐泊著飄洋過海來的商船，來帶大量的商旅，使得濟州客棧、茶肆、酒莊、勾欄、舞榭之繁華，甚至不下戰后之江寧。

當然，除了海商、流戶之外，也是科考久廢，受生活所迫而來濟州討生計的浙閩文士，受商賈雇傭來濟州從事算籌等事。他們飄洋過海來討生活，即使舊時讀的是儒書，此時也大多不尊儒學，務實成為首要遵從的標準，故而使得雜學在濟州的發展，尤其的活躍。

濟州都督府也是第一個廢除仆役舊制、全面實施雇傭新制、行商社入籍備案制的地方；其他在中原受到傳統所抵制的新政、新制，在濟州倒是輕易就推行下來，所受阻力也少。

當然，為確保濟州島在海東商路之上的核心地位，兵額高達一萬五千人的海東行營軍主力也常年駐扎于濟州城的北面軍壘之中。

也恰恰是控制著這么一處地方，確?；礀|能直接從海東商路里每年抽取近四百萬銀元的軍資，使得林、宋、陳、周、孫等圍繞在崇公國府外圍的勢力，每年能從海東商路里抽取近千萬銀元的厚利……

登上濟州島的那一刻，張玉伯、趙舒翰等人恍然明白過來，林縛將他們踢來濟州，不是要將他們放逐到蠻荒之地來、懲罰他們對淮東不馴服，而是要拿活生生的事實教訓他們，要叫他們開眼看世界：在即將成立、欣欣向榮的新帝國面前，元越是那么糜爛、暮氣沉沉、孱弱無能、不堪挽救……

張玉伯、趙舒翰等人，就比宋石憲、羅文虎他們渡海東來早半個月。

這半個月的時間，只能使他們先在濟州城安頓下來，還沒有時間去福江、松浦。張玉伯作為按察使，實權很少，但級別與濟州都督同等，有專門官邸。

趙舒翰、藩季良、陳臾等人皆攜妻小，住宿都督府給派遣將官住宿的驛舍，實際也是獨棟相挨的磚樓，只是等級不如都督及按察使官邸顯得那么森嚴罷了。

生活倒沒有不適，濟州雖小，但在衛生、交通等各方面，比江寧城規范得多、整潔得多；與濟州城相比，還沒有從戰事里完全恢復過來的江寧城，倒更像是個窮鄉僻壤。

張玉伯、趙舒翰、藩季良、陳臾他們一路哭哭啼啼、尋死覓活給趕來濟州的家小，也很快就適應了濟州生活。陳恩澤、周廣東暫時不在濟州，馬一功、周貴堂等濟州軍政商核心人物，能明白林縛的心思，不但不會刁難張玉伯他們，還是盡量讓他們融入濟州軍政體系里來。

這半個月的時間流光抹影一般晃過，張玉伯、趙舒翰還沒有從最初的沖擊中回過神來，宋石憲、羅文虎隨陳恩澤來到濟州，則帶來兩個驚人的消息：其一是林縛決意派兵參與高麗國內戰，開辟對燕胡的第二戰；其二就是宋石憲領隊來濟州觀察日蝕，根本目的就是實測日蝕時差，推翻“天圓地方”之舊說，確立日心新說。

第二個消息，尤其的驚人。

雖然后期為政見不同而分道揚鑣，但林縛興雜學，趙舒翰長年累月在江寧草堂著書講授雜學匠術，是立了大功勞的；趙舒翰也絕對是能與宋石憲、姜岳、葛司虞比肩的大宗師級人物。

趙舒翰早年在整理歷法資料時，就注意到同次日蝕在不同地方記錄有時差的問題，但“天圓地方”的圣人之說太深根蒂固，叫趙舒翰不敢細想下來。

實際上，早年測星術也是因為與“天圓地方”的圣人之說相違，才給為圣人立言的儒學正統斥為異端邪說而遭禁止。只是測星術在航海上，比羅盤還有著更廣泛的用途，故而在海民之間偷偷的傳下來——

淮東能縱橫東海之上，還得益于測星術的推廣。要沒有這個后世給稱為等緯航法的技術手段，淮東就沒有辦法實行崇州與濟州島之間的直航。

趙舒翰畢竟跟傳統的腐儒有著天壤之別，淮東測星術的完善，還有他的功勞在內，對“日蝕時差”現象會推演出“日心說”，差不多在宴席之間與宋石憲簡單的交流之間，就徹底點透。

其實除了日蝕時差之外；近千年以來，在天文歷法上有極深造詣的大家，對星相的實際觀察，實際上有很多是跟“天圓地方、日月星辰繞地而行”的圣人之言相違背的，恰恰又能拿“日心說”來解釋。

這些觀察記錄，沒能列入儒學主流，而是在文人筆記里陸陸續續的記載下來。

趙舒翰花十年之功，編寫《匠典》，差不多將半輩子讀過的雜學書冊，都系統的梳理過一遍，幾乎是當世讀書最多之人，對種種異端邪都認真細致的推敲過?？梢哉f主流儒家所傳的圣人之說，早就在他的心里支離破碎了。只是限于傳統的勢力額外龐大，趙舒翰不敢去追根問底，也沒有能力發出沖擊力極強的異端聲音。

這次的測日，是林縛大力支持，目的就是推翻儒學舊說。

有掌握天下軍政、背后又有四十萬精銳兵馬支撐的林縛的支持，儒學舊說的傳統勢力影響再深、再龐大，至少在明面上，趙舒翰他們討論顛覆性的新說，也不用擔心會受到公開的迫害。

趙舒翰與宋石憲都是雜學上的大宗師，以往囿于政見，絕少交流，這時能有機會在濟州同席而宴，談起來二人都擅長的天文星歷來，自然是趣味想投。

不知不覺之間，兩人是越談越深，很快就將陳恩澤、馬一功、張玉伯一干人等，都置之一旁、不予理會。

陳恩澤、張玉伯還好，畢竟對天文歷法有所涉及，能勉強聽得懂宋石憲與趙舒翰所談內容，馬一功及藩聞叔、羅文虎等將領以及列席的其他官員，則聽得如墜云霧之中。

只不過，宋石憲是林縛親點列為崇學館大學士的人物。

崇學館大學士只是一個名譽頭銜，要說有什么特別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林縛也自領崇學館大學士，就是要將崇學館大學士的名譽，抬到叫別人仰望的高度，以此強化雜學在世俗中的地位。

宋石憲雖說實權遠不及都指揮使、都督一級的軍政將臣們，但馬一功、陳恩澤等人，還真就不能對宋石憲馬虎了，即使聽得再枯燥，還得耐著性子坐著。

要是給扣一個不尊重雜學大宗師的帽子，指不定隔天就給調到哪個旮旯去牧馬了。

倒是張玉伯放得開，與趙舒翰、宋石憲笑道：“你們談得入迷，這酒便冷了……”

宋石憲在江寧，有一些能與他對話的準宗師級人物，這次帶了一大群人來海東觀察日蝕，但這些匠師學識都及不上他，也沒能找到一個能傾心交談的人，逮到趙舒翰也是算是難得談一個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