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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死的人也不算人；痛苦與擴大的自我感切斷了人與人的關系。因為缺少同情，臨終的病人的心境在中國始終沒有被發掘。所有的文學，涉及這一點，總限于旁觀者的反應，因此常常流為毫無心肝的諷刺滑稽，像那名喚“無常”的鬼警察，一個白衣丑角，高帽子上寫著“對我生財”。

對于生命的來龍去脈毫不感興趣的中國人，即使感到興趣也不大敢朝這上面想。思想常常漂流到人性的范圍之外是危險的，邪魔鬼怪可以乘隙而入，總是不去招惹它的好。中國人集中注意力在他們眼面前熱鬧明白的，紅燈照里的人生小小的一部。在這范圍內，中國的宗教是有效的；在那之外，只有不確定的，無所不在的悲哀。什么都是空的，像閻惜姣所說：“洗手凈指甲，做鞋泥里塌。”

（一九四四年八月）

詩與胡說夏天的日子一連串燒下去，雪亮，絕細的一根線，燒得要斷了，又給細細的蟬聲連了起來，“吱呀，吱呀，吱”

這一個月，因為生病，省掉了許多飯菜，車錢，因此突然覺得富裕起來。雖然生的是毫無風致的病，肚子疼得哼哼唧唧在席子上滾來滾去，但在夏天，閑在家里，重事不能做，單只寫篇文章關于cezanne的畫，關于看過的書，關于中國人的宗教，到底是風雅的。

我決定這是我的“風雅之月”，所以索性高尚一下，談起詩來了。

周作人翻譯的有一首著名的日本詩：“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細節密，頃刻之間，隨即天明。”我勸我姑姑看一遍，我姑姑是“輕性智識份子”的典型，她看過之后，搖搖頭說不懂，隨即又尋思，說：“既然這么出名，想必總有點什么東西罷？可是也說不定。一個人出名到某一個程度，就有權利胡說八道。”

我想起路易士。第一次看見他的詩，是在雜志的“每月文摘”里的《散步的魚》，那倒不是胡說，不過太做作了一點。

小報上逐日笑他的時候，我也跟著笑，笑了許多天。在這些事上，我比小報還要全無心肝，譬如上次，聽見說顧明道死了，我非常高興，理由很簡單，因為他的小說寫得不好。其實我又不認識他，而且如果認識，想必也有理由敬重他，因為他是這樣的一個模范文人，歷盡往古來今一切文人的苦難。

而且他已經過世了，我現在來說這樣的話，太豈有此理。但是我不由得想起《明月天涯》在新聞報上連載的時候，我非常討厭里面的前進青年孫家光和他資助求學的小姑娘梅月珠，每次他到她家去，她母親總要大魚大肉請他吃飯表示謝意，添菜的費用超過學費不知多少倍。梅太太向孫家光敘述她先夫的操行與不幸的際遇，報上一天一段，足足敘述了兩個禮拜之久，然而我不得不讀下去，純粹因為它是一天一天分載的，有一種最不耐煩的吸引力。我有個表姊，也是看新聞報的，我們一見面就罵《明月天涯》，一面嘰咕一面往下看。

顧明道的小說本身不足為奇，值得注意的是大眾讀者能夠接受這樣沒顏落色的愚笨。像《秋海棠》的成功，至少是有點道理的。

把路易士和他深惡痛疾的鴛蝴派相提并論，想必他是再生氣的。我想說明的是，我不能因為顧明道已經死了的緣故原諒他的小說，也不能因為路易士從前作過好詩的緣故原諒他后來的有些詩。但是讀到了《傍晚的家》，我又是一樣想法了，覺得不但《散步的魚》可原諒，就連這人一切幼稚惡劣的做作也應當被容忍了。因為這首詩太完全，所以必須整段地抄在這里：——“傍晚的家有了烏云的顏色，風來小小的院子里，數完了天上的歸鴉，孩子們的眼睛遂寂寞了。

晚飯時妻的瑣碎的話——幾年前的舊事已如煙了，而在青菜湯的淡味里，我覺出了一些生之凄涼。“

路易士的最好的句子全是一樣的潔凈，凄清，用色吝惜，有如墨竹。眼界小，然而沒有時間性，地方性，所以是世界的，永久的。譬如像：黯色之家浴著春寒，哎，縱有溫情已迢迢了；妻的眼睛是寂寞的。“

還有《窗下吟》里的：青青的，平如鏡的戀，卻是那么遼遠。

那遼遠，對于瓦雀與幼鴉們，乃是一個荒誕“

這首詩較長，音調的變換極盡婷婷之致。《二月之窗》寫的是比較朦朧微妙的感覺，倒是現代人所特有的：——載著悲切而悠長的鷹呼，冉冉地，如一不可思議的帆。

而每一個不可思議的日子，無聲地，航過我的二月窗。“

在整本的書里找到以上的幾句，我已經覺得非常之滿足，因為中國的新詩，經過胡適，經過劉半農，徐志摩，就連后來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絕路。用唐朝人的方式來說我們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經給人說完了，用自己的話呢，不知怎么總說得不像話，真是急人的事。可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好詩也有。倪弘毅的《重逢》，我所看到的一部份真是好：——三年前，夏色癱軟就在這死市你困憊失眠夜夜色磅礴言語似夜行車你說未來的墓地有夜來香我說種‘片刻之戀’吧用字像“癱軟”，“片戀”，都是極其生硬，然而不過是為了經濟字句，壓得緊，更為結實，決不是蓄意要它“語不驚人死不休”。我尤其喜歡那比方，“言語似夜行車”，斷斷續續，遠而凄愴。再如后來的疲于喧嘩看不到后面，掩臉沉沒末一句完全是現代畫幻麗的筆法，關于詩中人我雖然知道得不多，也覺得像極了她，那樣的宛轉的絕望，在影子里徐徐下陷，伸著弧形的，無骨的白手臂。

詩的末一句似是純粹的印象派，作者說恐怕人家不懂：——“你盡有蒼綠。”

但是見到她也許就懂了，無量的“蒼綠”中有安詳的創楚。然而這是一時說不清的，她不是樹上拗下來，缺乏水份，褪了色的花，倒是古綢緞上的折枝花朵，斷是斷了的，可是非常的美，非常的應該。

所以活在中國就有這樣可愛：臟與亂與憂傷之中，到處會發現珍貴的東西，使人高興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聽說德國的馬路光可鑒人，寬敞，筆直，齊齊整整，一路種著參天大樹，然而我疑心那種路走多了要發瘋的。還有加拿大，那在多數人的印象里總是個毫無興味的，模糊荒漠的國土，但是我姑姑說那里比什么地方都好，氣候偏于涼，天是藍的，草碧綠，到處是紅頂的黃白洋房，干凈得像水洗過的，個個都附有花園。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她愿意一輩子住在那里。要是我就舍不得中國——還沒離開家已經想家了。

（一九四四年八月）

寫　什　么有個朋友問我：“無產階級的故事你會寫么？”我想了一想，說：“不會。要末只有阿媽她們的事，我稍微知道一點。”

后來從別處打聽到，原來阿媽不能算無產階級。幸而我并沒有改變作風的計劃，否則要大為失望了。

文人討論今后的寫作路徑，在我看來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選擇的余地似的。當然，文苑是廣大的，游客買了票進去，在九曲橋上拍了照，再一窩蜂去參觀動物園，說走就走，的確可羨慕。但是我認為文人該是園里的一棵樹，天生在那里，根深蒂固，越往上長，眼界越寬，看得更遠，要往別處發展，也未嘗不可以，風吹了種子，播送到遠方，另生出一棵樹，可是那到底是艱難的事。

初學寫文章，我自以為歷史小說也會寫，普洛文學，新感覺派，以至于較通俗的“家庭倫理”，社會武俠，言情艷情，海闊天空，要怎樣就怎樣。越到后來越覺得拘束。譬如說現在我得到了兩篇小說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與人物的輪廓，連對白都齊備，可是背景在內地，所以我暫時不能寫。到那里去一趟也沒有用，那樣地匆匆一瞥等于新聞記者的訪問。最初印象也許是最強烈的一種。可是，外國人觀光燕子窠，印象縱然深，我們也不能從這角度去描寫燕子窩顧客的心理吧？

走馬看花固然無用，即使去住兩三個月，放眼搜集地方色彩，也無用，因為生活空氣的浸潤感染，往往是在有意無意中的，不能先有個存心。文人只須老老實實生活著，然后，如果他是個文人，他自然會把他想到的一切寫出來。他寫所能夠寫的，無所謂應當。

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變寫作方向的需要呢？因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復。以不同的手法處理同樣的題材既然辦不到，只能以同樣的手法適用于不同的題材上——然而這在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為經驗上不可避免的限制。有幾個人能夠像高爾基像石揮那樣到處流浪，哪一行都混過？其實這一切的顧慮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題材不太專門性，像戀愛結婚，生老病死，這一類頗為普遍的現象，都可以從無數各各不同的觀點來寫，一輩子也寫不完。如果有一天說這樣的題材已經沒的可寫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沒的可寫了。即使找到了嶄新的題材，照樣的也能夠寫出濫調來。

《傳奇》再版序以前我一直這樣想著：等我的書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個報攤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歡的藍綠的封面給報攤子上開一扇夜藍的小窗戶，人們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熱鬧。我要問報販，裝出不相干的樣子：“銷路還好嗎？——太貴了，這么貴，真還有人買嗎？”呵，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兩篇文章，也是發了瘋似地高興著，自己讀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見到。就現在已經沒那么容易興奮了。

所以更加要催：快，快，遲了來不及了，來不及了！

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里有這惘惘的威脅。

在上海已經過了時的蹦蹦戲，我一直想去看一次，只是找不到適當的人一同去；對這種破爛，低級趣味的東西如此感到興趣，都不好意思向人開口。直到最近才發現一位太太，她家里誰都不肯冒暑陪她去看朱寶霞，于是我們一塊兒去了。

拉胡琴的一開始調弦子，聽著就有一種奇異的慘傷，風急天高的調子，夾著嘶嘶的嗄聲。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塞上的風，尖叫著為空虛所追趕，無處可停留。一個穿藍布大褂的人敲著竹筒打拍子，辣手地：“侉！侉！侉！”索性站到臺前，離觀眾近一點，故意壓倒了歌者：“侉！克哇！克哇！”一下一下不容情地砸下來，我坐在第二排，震得頭昏眼花，腦子里許多東西漸漸地都給砸了出來，剩下的只有最原始的。在西北的寒窯里，人只能活得很簡單，而這已經不容易了。劇中人聲嘶力竭與胡琴的酸風與梆子的鐵拍相斗。扮作李三娘的一個北方少女，黃著臉，不搽一點胭脂粉，單描了墨黑的兩道長眉，挑著擔子汲水去，半路怨苦起來：“雖然不比王三姐”兩眼定定地望著地，一句一句認真地大聲喊出。正在井臺上取水，“在馬上忽閃出了一小將英豪”，是她的兒子，母子湊巧相會，彼此并不認識。

后來小將軍開始懷疑這“貧婦”就是他的母親，因而查問她的家世，“你父姓甚名誰？你母何人？你兄何人？”她一一回答，她把我讀作“哇”，連嫂子的來歷也交代清楚，“哇嫂張氏”黃土窟里住著，外面永遠是飛沙走石的黃昏，寒縮的生存也只限于這一點；父親是什么人，母親是什么人，哥哥，嫂嫂可記的很少，所以記得牢牢的。

正戲之前還有一出謀殺親夫的玩笑戲，蕩婦闊大的臉上塌著極大的兩片胭脂，連鼻翅都搽紅了，只留下極窄的一條粉白的鼻子，這樣裝出來的希臘風格的高而細的鼻梁與她寬闊的臉很不相稱，水汪汪的眼睛仿佛生在臉的兩邊，近耳朵，像一頭獸。她嘴里有金牙齒，腦后油膩的兩綹青絲一直垂到腿彎，妃紅衫袖里露出一截子黃黑，滾圓的肥手臂。她丈夫的冤魂去告狀，轎子里的官員得到報告說：“有旋風攔道。”官問：“是男旋女旋？”捕快仔細觀察一下，答是“男旋”。官便吩咐他去“追趕旋風，不得有誤”。追到一座新墳上，上墳的小寡婦便被拘捕。她跪著解釋她丈夫有一天晚上怎樣得病死的，百般譬喻，官仍舊不明白。

她唱道：“大人哪！誰家的灶門里不生火？哪一個煙囪里不冒煙？”觀眾喝彩了。

蠻荒世界里得勢的女人，其實并不是一般人幻想中的野玫瑰，燥烈的大黑眼睛，比男人還剛強，手里一根馬鞭子，動不動抽人一下，那不過是城里人需要新刺激，編造出來的。將來的荒原下，斷瓦頹垣里，只有蹦蹦戲花旦這樣的女人，她能夠夷然地活下去，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里，到處是她的家。

所以我覺得非常傷心了。常常想到這些，也許是因為威爾斯的許多預言。從前以為都還遠著呢，現在似乎并不很遠了。然而現在還是清如水，明如鏡的秋天，我應當是快樂的。

書再版的時候換了炎櫻畫的封面，像古綢緞上盤了深色云頭，又像黑壓壓涌起了一個潮頭，輕輕落下許多嘈切嘁嚓的浪花。

細看卻是小的玉連環，有的三三兩兩勾搭住了，解不開；有的單獨像月亮，自歸自圓了；有的兩個在一起，只淡淡地挨著一點，卻已經事過境遷——用來代表書中人相互間的關系，也沒有什么不可以。

炎櫻只打了草稿。為那強有力的美麗的圖案所震懾，我心甘情愿地像描紅一樣地一筆一筆臨摹了一遍。生命也是這樣的罷——它有它的圖案，我們惟有臨摹。所以西洋有這句話：“讓生命來到你這里。”這樣的屈服，不像我的小說里的人物的那種不明不白，猥瑣，難堪，失面子的屈服，然而到底還是凄哀的。

（一九四四年九月）

炎櫻語錄我的朋友炎櫻說：“每一個蝴蝶都是從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來尋找它自己。”

炎櫻個子生得小而豐滿，時時有發胖的危險，然而她從來不為這擔憂，很達觀地說：“兩個滿懷較勝于不滿懷。”（這是我根據“軟玉溫香抱滿懷”勉強翻譯的。她原來的話是：（“twoarmfulsisbet－terthannoarmful。”）

關于加拿大的一胎五孩，炎櫻說：“一加一等于二，但是在加拿大，一加一等于五。”

炎櫻描寫一個女人的頭發，“非常非常黑，那種黑是盲人的黑。”

炎櫻在報攤子上翻閱畫報，統統翻遍之后，一本也沒買。

報販諷刺地說：“謝謝你！”炎櫻答道：“不要客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