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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我可以報考嗎？”

男人透過他的水晶眼鏡，盯著我看了一會兒說：“當然可以，但最后能否被錄取可就很難說了。”

“謝謝先生，請為我報名吧。”

幾天后，我參加了大學法律系的統一考試，整個考場里，我是唯一的女性，我受到的關注不下于動物園里的珍獸。

之后我回到旅館，等待考試結果。

父親是閑不住的人，他最近早出晚歸，一副精神抖擻的模樣，見我總是一臉憂慮，他鼓勵我出門走一走，還說要帶我去見識一場盛事。

我跟他乘坐城市電軌出門，結果發現大街小巷都掛滿了鮮紅色的鷹旗和宣傳海報，馬路上偶爾會跑過一隊隊臂套袖章的葳蕤黨隊員，他們穿著統一的灰色軍大衣，腳穿厚重的黑皮靴，在大街上發放傳單。

然后我在城市中心一座廣場上看到了令我終生難忘的場景，葳蕤黨的黨魁蘭斯特希爾頓在這里舉行了一場公開演講。

一座像馬戲團似的巨大帳篷里坐滿了人，到處懸掛著鮮紅的鷹旗，觀眾們興奮且期待地等待著，每個人都有著極高的熱情，臺上的樂隊演奏著振奮人心的進行曲，人群從門口涌入，每個人都被塞了一本工人黨的宣傳小冊子。

不久后，入口處傳來‘萬歲’的呼聲，一位身材高大，金發碧眼的中年男子，在兩隊年輕護衛的護送下，迅速走入場內，登上了舞臺。人們興奮地起身，高舉著手大喊‘萬歲’，他們甚至踩在板凳上歡呼，掌聲如雷鳴一般。

那位中年男子正是蘭斯特希爾頓，他向眾人鞠躬，然后舉起一只手，向各個方向行了個軍禮，場上的呼聲瞬間像是要掀翻屋頂，直到一陣犀利的號角聲響起，現場才安靜了下來。

蘭斯特站在舞臺中央，用一種緩慢而有力的語調開始了演講，他沒有用手稿，犀利的語句就從他口中噴薄而出，我不得不承認他極具煽動性，我的心隨著他的每一句話，每個揮手的動作而起伏，時而憤慨，時而激動。講到動人處，我想跟著落淚；講到苦難時，我跟著叫嚷；講到希望時，我大聲歡呼。就好像在這種場合下，我的心已經不受控制，只能跟著成千上萬觀眾一齊為臺上的演講者神魂顛倒。

在觀眾的歡呼聲中，兩隊約數百人的灰衫軍扛著旗幟，手行軍禮，踢著整齊劃一的步伐走入會場，鮮紅的旗幟上用金線繡著老鷹，他們像古代的騎士一樣，用手中的旗桿一下下撞擊地板，發出震撼的聲音，隨后全場的觀眾起立行禮，一齊高呼‘萬歲’，‘萬歲’。

這場面太震撼了，如同古代神圣的宗教儀式，觀眾們神情肅穆，或眼含熱淚，或激動狂熱，連我也被這情境感染，起身跟著歡呼……

……

幾天后，我接到了圣安慕斯大學法律系的來信，他們邀請我參加面試。

面試的那個早上，天霧蒙蒙的，太陽散發著淺黃色的光芒，看不清輪廓，風很大，天邊的白云像奔騰的駿馬一直向西飄去。淺淺的天光灑在墨綠色的苔蘚上，灑在不遠處淺藍色的湖水上，灑在光禿禿的樹枝上，幾只寒鴉鳴叫著飛過半空，更給秋日增添了幾絲寂寥的氣息。

面試處的長廊里，面對面坐著兩排

人，一位身材消瘦，完全禿頂的先生宣布說：“今天進行法律科第五場面試，被叫到名字的跟我進來，其他人在此等候。”他掏出一張紙看了眼，喊道：“馬爾科·桑德斯。”

一位身穿深棕色正裝，打著領帶的年輕先生起身，深吸了口氣，走進考場，而其他人都默默松了口氣。

走廊里安靜極了，安靜到只能聽到緊張而沉重的呼吸聲。

“這位女士，跟您打聽一下，面試困難嗎？”一位先生忽然跟我搭話，其他人也紛紛把視線對準了我。

我搖搖頭說：“抱歉，我也是第一次參加面試，所以不太清楚。”

“什么！面試？你不是這里的辦公人員嗎？”

“不，我也是來參加面試的。”

“法律系嗎？”

“法律系。”

落在我身上的目光更多了，場面一時冷下來，沒過多久，房門又開了，考官先生走出來說：“安妮·納西斯。”

我心頭一跳，立即起身。

“是你嗎？”考官看向我的眼神非常玩味。

“是的，先生，我是安妮·納西斯。”

考官擺擺頭，示意道：“請進，這位小姐。”

我的心臟跳動得仿佛不是自己的，比上次站上舞臺當眾唱歌還要緊張，短短幾步路而已，我卻好像走過了一段驚險的獨木橋殪崋一樣。

房間里擺著一張長桌，長桌后坐著三位考官，我向他們行禮后，就在對面一張凳子上落座了。

主考官是一位四十歲上下，留著小胡子，頭頂全禿了的先生，他率先開口說：“安妮·納西斯小姐，請問您從哪里來？”

我的簡歷里有詳細的家庭信息，但考官有此一問，我便如實回答道：“我來自巴巴利亞新城區，祖輩是農民，父輩是工人。”

“請介紹一下你自己。”

我詳細地說了自己的求學經歷，所擅長的學科，以及在學校獲得的榮譽。

一位黑發考官說：“納西斯小姐，我們看了您的成績，您在凱琳斯特高中所教授的十幾門學科中皆取得了優秀的成績，這很難得，我們認為您是一位非常優秀的年輕女性。推薦信里您的老師也給了您很高的評價，尤其您的引薦人還是斯科蒂沃女士，作為近年來我們大學關系密切的捐贈人，我們非常尊重以及肯定這位女士的推薦，但在此我們還要多問您幾個問題。”

“是的，先生。”

“您認為大學教育能為您帶來什么好處呢？您將來又打算做些什么呢？”

幾只鳥兒撲棱著翅膀飛過窗口，掠過跳動的小小的影子，和淺淡的日光一起映照在我身上，此時我已經不再緊張，心中甚至還有些悸動。

我是來自一座貧窮小縣城的安妮，我的家鄉混亂又愚昧，我的家庭平凡且破碎，而這樣的我卻在叩響著大學校門了，許多新城人連想都不曾想過的經歷，我卻在日復一日的平凡學習中一步步實現了，這一切仿佛是偶然的，卻又不是偶然……它像一粒種子，來自最初視察學校的那位女科學家，然后在老師的鼓勵和引導下，在斯科蒂沃女士等人毫無偏見的教育理念下，終于生根發芽了。

它不再是單純的想找一份工作，想養活自己，它已經變成了我與自己備受歧視的世界抗爭的決心。

想到這里，我看向考官：“您剛才問我從哪里來，抱歉我回答的不對，我可以重新回答下這個問題嗎？”

主考官點點頭：“當然可以。”

回想著自己的經歷，我第一次對外人吐露出心聲，吐露了一些壓抑在心底許多年的話。

“我來自巴巴利亞一個貧窮的地方——新城，通往新城的道路上有一座橋，橋的另一邊住滿了妓女，里面有我的鄰居，我認識的人，有的甚至曾是我的同學。當家庭破產，一切無以為繼后，那里便是許多新城女性的歸宿，而家庭破產何其簡單，一次失業，一次糧價波動，一次賭博，甚至只是多喝了幾瓶酒，都可能導致破產，而最終為此買單的不是別人，正是家里的女人。”

“我來自一個擠滿了工人的社區，社區里的男人們每天要重復十幾個小時的單調工作，這么長的時間，這么沉重的工作讓男人們壓抑又暴躁，所以妻子們必須小心翼翼，因為也許只是呼吸聲太重了，她和她的孩子們就會遭到丈夫兇狠的毆打。我們居住的板樓隔音性很差，曾有一個女人慘叫了一夜，卻連個前去問候的鄰居都沒有，她被丈夫打死了，尸體在屋里放了三天，發臭了才被鄰居們發現，期間她的兩個孩子一直陪伴著這具尸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