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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逖不覺落下眼淚，而后仰天長嘆：“眼看就能平定黃河以北，可上天要殺我，上天不佑我晉室江山哪！”

公元321年晚秋，那個時代最偉大，或許也是唯一的英雄——祖逖病逝于兗州雍丘（今河南省杞縣），享年五十六歲。

很多年前，祖逖曾跟劉琨說過一句話：“真希望趕上天下大亂，那時候豪杰群起，我們一定能攜手縱橫中原！”

《晉書》中，史家這樣評價說：劉琨年輕時聲色犬馬，阿附賈謐，想來就是個輕佻之徒；祖逖聞雞起舞，盼望世事多難，也無非是出于趁亂取功的狂妄心理。沒料真到國家淪亡之際，二人卻能一改往日浮華，挺身而出，只手擎天驅除韃虜，終成一代名將，成就千秋萬世的英名！

祖逖死后，弟弟祖約繼承其軍隊的統治權。不過祖約能力不濟，僅僅一年光景，他就又被石勒趕回到淮南，將兗州、豫州一帶拱手讓出。

祖逖畢生的努力真就這樣付諸東流了嗎？當然沒有，他給后人講述了一段波瀾壯闊、感人肺腑的故事，講述了一個癡狂妄想是如何變成畢生信念的故事，講述了一個輕浮少年是如何成長為偉大英雄的故事。

英雄，懂得戰爭的目的是拯救，而不是滅亡。

矛盾升級

早年，祖逖聽說王敦仗著聲勢威壓皇室的時候，放過豪言：“阿黑（王敦小名）若敢對朝廷不恭，我必討伐之！”

如今，祖逖死了。

這段時間，駐軍江南重鎮武昌，山高皇帝遠的東晉最高軍事統帥——大將軍兼江、揚、荊、湘、交、廣六州都督王敦，可以算是整個江南真正意義上的土皇帝。近來，他對司馬睿很有意見。

他主要不是為自己，而是替堂弟王導憋著一肚子氣。近兩年，司馬睿一直不遺余力地提拔心腹臣子來扼制王導的權力。

司馬睿的心腹臣子即是前面提到的兩個王導的政敵——劉隗（wěi）和刁協。司馬睿登基后，任命劉隗為丹陽尹，刁協為尚書令。尚書令就不用多解釋了，我們主要講講丹陽尹。東晉國都建鄴所在的郡是丹陽郡，其地位等同于西晉的京畿地區河南郡。丹陽尹即丹陽太守，與河南尹一樣，叫尹而不叫太守，只是為了凸顯京畿郡的重要性。丹陽尹劉隗一手控制京畿地區政務，刁協則控制尚書臺政務，二人是響當當的實權派。

劉隗和刁協跟王導鬧翻的原因其實很簡單。

二人均崇尚法家，主張嚴刑峻法；王導則號稱江東最具分量的和事佬，主張寬松政治，寧可網漏吞舟，也不能苛察執政，平常干得最多的事，就是各種法外開恩送人情。這兩種截然相反的政治理念，注定雙方不會和睦相處。

劉隗和刁協既然沒法抱王導的大腿，擺在他們面前的路也就差不多絕了，還能找誰當靠山？唯一的選擇就只有想壓制王導的司馬睿。誠然，也可能二人是在王導權力飛速膨脹的過程中，對受壓迫的司馬睿起了同情心。無論他們是從感情角度出發，主動投懷送抱，還是從利益角度出發，企圖押個大寶豪賭一場，總之，他們成了江東集團數一數二的保皇派臣子。

不過，歷史上那些推崇法家者大多性格苛刻狹隘，最有名的就是春秋時期幫助秦國變法的商鞅，他由于得罪太多人，失勢后慘遭車裂之刑。而劉隗和刁協也同樣有這個性格缺陷，凡事以法為先，不講人情。與其說這是他們超前的法治理念，莫如說這更符合他們的性格特征——管你皇親國戚還是豪強權貴，誰犯法就治誰，毫不姑息。正因為這樣，絕大多數的同僚都恨不得把他們生吞活剝，更何況，二人跟王導為敵，同僚就算是為了討好王導，也斷不會給二人好臉色看。

荀藩的兒子荀邃跟刁協是親家，刁協想讓荀邃做吏部尚書，可荀邃為了跟刁協撇清干系，死都不肯答應。

一次，周在尚書臺突發急病，刁協連夜救治，照顧得無微不至，總算把周給救活了。翌日黎明，周的弟弟周嵩聞訊趕到尚書臺，他一見到周，就破口大罵：“你怎么跟刁協這佞臣有來往！”周嵩對刁協恨之入骨，其原因當然不像他說得那么冠冕堂皇。原來，周嵩曾因仗勢欺人受到過劉隗的彈劾，他本來犯法在先，卻把秉公執法的刁協、劉隗稱為佞臣，實在有點不講理。

江東集團的大小官吏多屬士族豪門，平日里少不了欺男霸女。他們無一不是對主張法外開恩的王導感恩戴德，同時也給劉隗和刁協瓷瓷實實扣了頂佞臣的大帽子。憑良心說，二位“佞臣”絕對不會干出中飽私囊、以權謀私這類事。不過，二人能成為司馬睿的親信也并非因為司馬睿崇尚法家，而是因為他們與王導對立的政治立場。

王導在江東人氣越足，也就越不招司馬睿待見。

王導心里也很不爽，但依他的性格，絕對不會跟司馬睿產生正面沖突，他喜歡低調處理這類棘手事——繼續在私下跟同僚拉幫結派，他很清楚，只要同僚挺自己，司馬睿肯定拿自己沒轍。但這種局面卻讓王敦忍不下去了。王敦能如此得勢，全因為有王導在朝廷里撐腰，他絕不能坐視王導被皇帝擠對不聞不問。

老弟為人太軟弱，還得靠我出馬才能解決這糟心事。

于是，他上了一封言辭激烈的奏疏為王導申冤。奏疏大意如下：“我記得陛下您說過，‘咱們三個（指司馬睿、王導、王敦三人）應該成為像管仲和鮑叔牙那樣的摯友’，這話我一直銘記于心，也相信昔日的恩情不會隨著時間消磨……如今世道荒弊，人心躁動。王導又擔負著輔弼重任，難免被佞臣詆毀，如果您聽信讒言，肯定會引起臣子疑慮，到那時候可就不好辦了……”

這話毫無疑問是警告司馬睿，如果你敢再擠對王導，有可能激發政變。這封具有威脅性質的奏疏，在送達皇宮前卻先傳到了王導手里。

王導很愁。

前面講過很多關于王導、王敦一個主內一個主外，彼此做后盾，聯手控制東晉軍政大權的事跡。然而，王導和王敦并不屬于一類人。王敦是權臣，他囂張跋扈，什么都豁得出去，什么都干得出來。王導也是權臣，他認為人不能什么都豁得出去，什么都干得出來。

《世說新語》中記載了王導和王敦的一個小故事。

一次，王導和王敦到石崇（“金谷二十四友”之一）家赴宴。石崇有個規矩，婢女勸客人喝酒，若客人不喝就要把婢女殺掉。王導為保住婢女的命，把自己灌了個酩酊大醉。王敦則堅持不喝，直至石崇殺了三個婢女都無動于衷。事后王導責備王敦，王敦卻道：“他殺自己家人，關咱們什么事？”

前文曾講過這故事在《晉書》中的另一個版本，只是石崇變成了王愷。無論石崇（或王愷）勸酒殺婢女是否屬實，從中不難看出王導和王敦兩兄弟迥異的性格。

王導只想當一個溫和的權臣，凡事都盡量避免采用過激手段。

“王敦添什么亂？再這么鬧，指不定會惹出多大麻煩。”

他把王敦的奏疏原封不動退了回去，希望能息事寧人。

然而王敦不依不饒，二度上奏。最終，這封奏疏還是送到了司馬睿手里。

司馬睿看畢，臉色煞白，冷汗直流，他不只是生氣，更多的是害怕。他心知王敦絕非虛張聲勢，再跟王導斗氣，意義不大，如何克制王敦，才是當務之急。

插手湘州

丹陽尹劉隗給司馬睿出了個主意：“陛下得挑選些心腹臣子出鎮各地，以對王敦形成掣肘。”

司馬睿當然也想，可是，基本上整個江南，包括江州、湘州、荊州早都被王敦控制得死死的，要想插手談何容易？司馬睿只能等，等待契機的出現。

與此同時，王敦也意識到司馬睿對自己的敵意，他開始加大力度往各地滲透勢力。

公元320年夏天，梁州（僑州）刺史周訪死了。王敦上奏朝廷，讓湘州刺史甘卓轉任梁州刺史。甘卓出身江東豪族，這些年歷經戰爭，但非王敦嫡系。王敦此舉一石二鳥：一是要削弱甘卓的實力；二是要把真正有價值的湘州刺史之位騰出空，好借機轉手給自己人。

甘卓不是王敦嫡系，同樣也不是司馬睿嫡系，于是，讓甘卓轉任梁州刺史的委任狀很快獲得朝廷的首肯。甘卓離開湘州，屯駐到了荊州襄陽郡，管理臨近幾個縣的梁州僑民。

湘州刺史的職位一空，王敦的機會就來了，同樣，司馬睿的機會也來了。

緊接著，王敦向朝廷推薦自己的心腹幕僚沈充擔任湘州刺史。按以往的慣例，這事再簡單不過，因為朝廷里有王導撐腰，但凡是王敦推薦的人沒有通不過的。可這一次，王敦失算了。

讓沈充擔任湘州刺史的委任狀久久沒有批下來。因為湘州刺史正是司馬睿唯一的救命稻草，任憑王導怎么說，他愣是把這事壓了下來。他已經有了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湘州刺史人選。

深夜，司馬睿召見譙王司馬承。這位司馬承即是“五馬浮渡江”中的其中一馬，他是司馬懿六弟司馬進的孫子，論輩分算是司馬睿的族叔，官任左軍將軍（皇宮禁軍中層將領）、散騎常侍。

司馬睿開誠布公道：“王敦有叛亂的苗頭，我想讓叔父擔任湘州刺史來制衡他。”

司馬承想了想，答道：“臣臨危受命，不敢推辭！不過，湘州曾因杜弢聚眾起義，搞得民生凋敝，臣屈指算來，需要三年整頓軍務，如果時間倉促，臣就算拼了老命恐怕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司馬睿有點失望，但他還是相信司馬承的忠心，遂頂著群臣的壓力，于公元320年底正式任命司馬承為湘州刺史。不僅如此，他又給司馬承加了一磅，讓司馬承兼任湘州都督。也就是說，司馬承一手包攬了湘州軍政大權。

司馬承去湘州的路上途經武昌，出于禮節，他得去拜訪王敦。

此時，王敦正因為親信沈充沒當上湘州刺史耿耿于懷。他見到司馬承就奚落道：“您是位風雅文士，卻非將帥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