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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領軍：王衍。這人出自名族瑯邪王氏，乃是“竹林七賢”中王戎的堂弟。王衍之所以能統領皇宮內禁軍，成天在賈南風眼皮底下晃悠，全因他老婆郭氏與郭彰是同族。

中護軍：相繼由司馬澹（司馬伷次子）和趙浚擔任。司馬澹即是誹謗自己弟弟司馬繇謀反，致使司馬繇遭到流放之人，他老婆也是郭氏，與郭彰同族。郭氏性格強橫，她仗著有賈南風做靠山，甚至欺凌到婆婆諸葛太妃（諸葛誕的女兒）頭上，而司馬澹也不聞不問，由此留下不孝的名聲。趙浚則是賈南風多年的死黨——司馬炎嬪妃趙粲（謝玖事件中曾力保賈南風）的叔父。

除了以上重臣外，別忘了朝廷里還有個相當務實的部門——尚書臺。元康年間，尚書令相繼由司馬晃（司馬孚第五子，曾助賈南風發動政變剿滅楊駿）、司馬泰（司馬懿四弟司馬馗的兒子）、王衍擔任，而尚書臺最重要的部門——吏部的吏部尚書則由王戎擔任。由此，尚書臺的政務便主要集中在司馬宗室和兩個瑯邪王氏兄弟手中。

總的來說，賈南風的政治班子組建得還算相當得體。尤其是四位門下省要員——張華、賈模、裴、裴楷，都算得上是當時的頂尖人物了。

元康年：河東裴氏

前面大致介紹過河東裴氏家族。在西晉初年，裴秀與太原郭氏搞政治聯姻，是故，賈充即是裴的姨父，賈南風則是裴的表姐。賈南風掌權后，裴大權在握，裴氏家族的勢力更上一層樓。

裴楷則是裴的堂叔，他在家族中名聲最響，號稱“玉人”。裴楷個性通達隨性，他的堂兄看上他一棟宅邸，他想都沒想就贈給了堂兄。去富豪家做客時，他只要看到什么名貴珍玩，張口就要，然后轉手又送給貧困者。

裴楷曾提議從最富裕的梁王司馬肜和趙王司馬倫這二位藩王的封國稅租中每年抽調一百萬錢，以撫恤宗室中的貧寒者。

有人譏諷裴楷說：“哪有拿別人東西再送給其他人做人情的？”

裴楷答道：“損有余以補不足，天道也！”

可見，裴楷對錢財有著相當豁達的價值觀，稱得上“不以物喜”。不過，在河東裴氏一族中，裴楷的命運也最為跌宕。

司馬炎時代，裴楷站在任愷一邊壓制賈充，自然沒什么好果子吃。楊駿掌權時，裴楷雖是楊駿的親家，卻被楊駿排擠。楊駿好不容易倒臺了，裴楷的兒子又意外死于亂兵之中，他自己也差點被株連斬首。司馬瑋發動政變的那天夜里，他保護著司馬亮的三子司馬羕四處逃竄，若不是得到岳父王渾保護，又差點被殺。此時，他官拜中書令，但他生性淡泊名利，一心只想著退隱。

王渾很理解自己的女婿，他上奏朝廷：“裴楷天性不喜歡爭名奪利，還請朝廷成全他的志向！”

朝廷沒有同意。沒過多久，裴楷便一病不起了。

就在裴楷臨終之際，王衍去探望他。裴楷望著王衍，說了句奇怪的話：“你我似未曾相識啊……”

王衍與裴楷相交多年，臨了卻被裴楷說不認識，到底是什么意思？魏晉時期，名士深受玄學思想的熏陶，常常說些玄而又玄的話。想來，裴楷大概是借以表達自己不諳世事的本心吧。倘若這話說得更直白，并帶有貶義，那意思則可理解成人心叵測、知人知面不知心了。王衍也是大名士，整天把名節掛在嘴頭，但從他日后一系列作為來看，證明裴楷所言不虛。

賈南風掌權后沒幾個月，裴楷病逝。

王衍嘆道：“裴君精明開朗遠在眾人之上，尋常人看不透他。若人死能復生，我真想再與他同舟共濟。”尋常人看不透裴楷，但王衍卻看得透，這話自是借著稱贊裴楷來證明他自己不是尋常人。

元康年：變味的玄學

我們來講講王衍的事跡。這位瑯邪王氏族人，王戎的堂弟，自幼享有清高的名聲。他十來歲時去拜見山濤，山濤盯著他看了很久，贊嘆道：“真不知是哪位老婦人，生了這么個俊美的兒子。可是……”山濤話鋒一轉，“……將來貽誤天下蒼生的人，或許就是這孩子啊！”

前文講，王衍、王戎跟羊祜關系不睦。等到王衍、王戎上位后，二人大肆詆毀早已故去的羊祜，“二王當國，羊公無德”這句話在元康年間廣為流行。

早年間，楊駿想把女兒嫁給王衍，王衍以此為恥，裝瘋賣傻躲避這樁婚事。不過，王衍卻娶了太原郭氏之女。其實，弘農楊氏的名望遠在太原郭氏之上，而王衍拒楊駿，納郭氏，也不是考慮他們的家族歷史，乃是出于政治投機。楊氏是司馬炎時代的外戚，郭氏則是司馬衷時代的外戚，顯而易見，郭氏有著更大的升值潛力。不過，想來是因為太原郭氏缺乏家教，王衍之妻郭氏、司馬澹之妻郭氏，以及賈充后妻郭槐，無一不是性格兇悍、飛揚跋扈。

王衍跟堂兄王戎的金錢觀迥然不同。王戎愛財，王衍卻自命清高，鄙視錢財。有次，王衍言道：“錢財如糞土，我連說出錢這個字都覺得惡心，從今以后，我絕口不提錢字！”

郭氏貪婪，好斂財，故意跟王衍作對，便趁著王衍熟睡時，在他床周圍堆滿了錢。王衍醒來，滿眼都是錢，知道是妻子想逼他說出錢字，不禁惱怒道：“把阿堵物都給我拿走！”“阿堵”是晉朝時的口語，“阿堵物”意指“這東西”。后來，阿堵物就成了錢的代稱。

司馬炎曾問王戎：“當今之世，王衍能跟誰相比？”

王戎不吝溢美之詞：“要問誰能跟王衍比，當今是找不到了，只能從古代圣賢中去尋覓。”

這絕對是溢美之詞。不過，料想王戎也不是贊王衍的才干，而是贊王衍的哲學造詣。

王衍才華橫溢，自比“孔門十哲”之一的子貢。他和那個時代絕大部分士人一樣，均推崇魏朝夏侯玄、何晏的玄學，且在玄學理論上有杰出造詣。說到魏晉玄學，就不得不提一種風靡于魏晉的時尚社交活動——清談。

清談源于東漢末年的清議，不同的是，漢末清議的話題主要是品評名士，其內容多與政治息息相關，而魏晉清談則刻意回避政治，以《老子》《莊子》的哲學思想為基礎，針對有與無、本與末、動與靜、言與意、自然與名教等問題展開探討和辯論，完全是哲學范兒的。

清談自魏朝正始年間開始流行，當時正值曹爽和司馬懿緊張激烈的派閥斗爭，士大夫一是推崇夏侯玄、何晏的學術，二是為了排解壓力，遂創造出這種娛樂與學術兼具的社交活動。正始年后，清談并沒有走向衰敗，反而更加盛行，成為魏晉時期最具特色的文化風貌之一。

這種高端大氣上檔次的風雅社交令士大夫趨之若鶩，備加推崇，其吸引力甚至比五石散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清談絕非胡吹瞎侃，而是有一套嚴格的規矩和流程。參與清談者人數不定，過程中，一方闡述自己的主題和見解，持不同意見的另一方則竭力推翻對手的論點。清談的結束，有時是雙方求同存異，有時是各自堅持，很難定下勝負。本來嘛，哲學問題也不是那么容易講得清的。

晉朝時佛教已相當盛行，因此，清談常常也流露出禪學的韻味。

有次，一個賓客向大名士樂廣請教：“‘旨不至，至不絕’是什么意思？”“旨不至，至不絕”出自《莊子》，大概意思是說：凡人認為探知到了某件事物，便能了解這事物的屬性和形態，但其實，這種對事物的認知是極其粗略甚至有誤的，故凡人幾乎不可能通過觸摸或觀察了解事物的全貌。這種深奧的哲學思想甚至可以延伸到物理學領域。

樂廣聽罷，沒有直接回答，他用拂塵敲了敲案幾。問道：“碰到了嗎？”

賓客回答：“碰到了。”

樂廣又將拂塵從案幾上拿開，問道：“既然碰到了，它又去了哪兒呢？”

賓客做猛然醒悟狀。當然，悟沒悟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清談忌長篇大論，主張言簡意賅。王衍曾稱贊樂廣說：“我跟人說話已經力求簡略，但比起樂廣，還是覺得自己太啰唆。”

王衍與樂廣同是西晉最著名的清談領袖。樂廣留下這個頗具禪機的故事，王衍卻留下一個很不光彩的故事。

王衍跟人暢談玄理的時候，往往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別人指出他的錯誤，他也滿不在乎，隨口便將前面說過的話推翻，被人評論為“口中雌黃”。雌黃是一種礦物質，在古代被當作橡皮來用，這即是成語“信口雌黃”的由來。

清談，作為一種半消遣半學術的社交活動固然無所謂，但遺憾的是，這種社交極大影響了士大夫的心性。倘若士大夫之間的話題過多涉及政治，很可能會被朋友鄙視，他們認為政務是“俗務”，唯有純粹的哲學才是清高風雅。甚至，士大夫在處理政務時，也不由自主地把清談時養成的習慣帶了進去——政務太俗，什么都不做才是真正的高人。這絕對不是無為而治，實則是借著無為而治的說法占著茅坑不拉屎。其中，王衍正是這樣一個典型。《晉紀·總論》的作者干寶評論說：“做官的人譏笑勤奮，卻把空談當成高明，諸如劉頌進言治政之要、傅咸彈劾歪風邪氣，都被人稱為‘俗吏’，可那些無所事事者卻個個名重天下……”這話，極其準確地描述了當時的官場風氣。

王衍推崇“貴無論”，以“無”作為世界的根本。裴則是個務實的人，他不爽像王衍這樣的人大行其道，認為應該改變社會風氣，遂寫下一篇《崇有論》駁斥王衍。裴也是玄學擁躉，《崇有論》同樣基于玄學理論。姑且不提二人的哲學見解誰更高深，只針對那時的時局來說，裴的確起到了更加積極的作用。

若真要從哲學角度來講，王衍雖喜歡暢談“無”，但料想他并不明白“無”的真正含義。其實，道家和佛教的“無”絕非指什么都沒有，這種概念超越于“有”與“沒有”的二元對立概念，甚至超越了我們的認知范疇，是對宇宙萬事萬物本源的粗淺描述。受限于人類語言的匱乏，實在沒有準確的詞能形容這至深的道理，故用“無”來代替。可是這簡陋的文字表達，卻誤導了很多一知半解的人，認為無所作為、空無一物就是開悟的表現，實在是可悲可嘆。其實那些真正開悟的人，反而會很好地把這智慧運用到我們所處的現實世界當中。

講個不相干的小故事。

有人問一位開悟的禪師：“您開悟前做什么？”

禪師答：“砍柴、燒水、掃地。”

“您開悟之后又做什么？”

“砍柴、燒水、掃地。”

“這么一說，開悟不開悟究竟有什么區別？”

禪師答：“我開悟前做這三件事的時候，腦子里雜七雜八，思緒混亂。開悟后，砍柴的時候就想砍柴，燒水的時候就想燒水，掃地的時候就想掃地。”尋常人均無法百分之百控制自己的意識，不信，你可以試著集中意識在一點，觀察思維會不會有或多或少的跳躍，禪定正是對意識控制能力的訓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