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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怎么都是一個死，相比之下，餓死和做強盜被殺死相比，還是被殺死為好。因為死前，畢竟能飽食幾天。

中國的農民“起義”，更多的時候是一種叫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后的歇斯底里，而不是一種有計劃、有意識、有組織的行動。

一人帶頭，群起響應。在大多數情況下，缺的只是“出頭的椽子”。

這些“起義領袖”，很多不過是一群被饑餓折磨得喪失了理智的人。他們中的很多人也許并沒有想到自己的行為是“起義”。然而，從搶到第一袋米開始，他們就成了盜賊，成了最罪惡的人，他們稀里糊涂中，發現自己居然成了整個社會的敵人和獵物，成了官兵圍剿的對象。他們只好隨手拿起身邊的菜刀和鋤頭，試圖抵抗一下。

于是，“起義”開始了。

皇帝夢

一

閱讀了堆積如山的原始資料之后，我不得不說，許多書籍過多地強調了歷代起義者的天理，有意識地忽略了他們的人欲，似乎每一個起義者都是懷抱著“民胞物與”、“解放全人類”的雄偉理想揭竿而起的。

事實上，幾乎每一次農民起義背后的主要推動力之一都是對財富和地位的向往。這種向往光明正大、順理成章，本也毋庸諱言。人欲就是天理。當一個不合理的社會秩序不能滿足大多數人的溫飽所需之時，他們有天然的權利來改變這種秩序。

在關于洪秀全的研究中，人們充分注意到了他創立宗教時對“四海一家”、“天下為公”、“清平好世界”的追求，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他謀生的考慮。

回到紫荊山區的洪秀全驚訝地發現，他這個教主已經今非昔比了——馮云山在這里已經發展出了兩千多名教徒。

在洪秀全走后，馮云山進入大山，靠給人家擔泥、拾糞、割田打谷等謀生，鍥而不舍地慘淡經營。由于洪秀全不在現場，馮云山的造神運動少了許多干擾，進展得更為方便順利，終于以紫荊山為中心，形成了一股相當大的宗教勢力。

洪秀全這次真正嘗到了做教主的滋味?！短教靽臍v史和思想》和《太平天國史》記載，在他的信徒中，不光有窮人，還有一些實力雄厚的地主。比如曾玉珍一族，“全族人丁繁盛，各有田產屋宇，境況已頗富裕”。韋昌輝家也“頗有田產”，“每年可收入稻谷六萬斤”，入會后，“不惜家產，恭膺帝命，同扶真主”。鐘禮芳“居鄉貿易錢米”，多次為拜上帝教“禮獻錢米”。洪秀全和其他宗教上層領袖已經可以過上頓頓吃肉的上等人的生活了。

更為重要的是，洪秀全發現自己已經成了一個真正的“神”。教徒們對他頂禮膜拜，眼中充滿了敬畏和虔誠。他的每一句無心的話、每一個下意識的舉動都被認為是有意義的。他用過的每一件東西都成了圣品，被信徒們珍藏。他只消點一下頭，這些可憐的人就會毫無保留地向他獻上珍饈、財產直至自己的女兒。據王慶成編注的《天父天兄圣旨》記載，他憑幾句話就建立起了“公庫”制度，信徒“已經將田產房屋變賣，易為現款，交給公庫，每人的衣食都由這筆錢支付，平均享用”。從《天父天兄圣旨》及《北華捷報》相關報道推測，在太平天國起義之前，洪秀全已經有了十五位左右的“娘娘”。

洪秀全大喜過望。直到這時，他才確定宗教之路是正確選擇——宗教把他從無價值、無地位、無尊嚴的絕望之淵中拯救出來，使這個“高不成、低不就”的“失敗者”變戲法一樣成了天底下最有價值、最有地位、最有尊嚴的“神”。

僅僅幾個月之前，做一個有工資的教堂工作人員就能讓洪秀全感激涕零，如今，這種小國王式的生活當然讓他飄飄欲仙、心滿意足。如果不是遇上廣西群雄鼎沸烽煙遍地的“革命大潮”，洪秀全很可能滿足于這種地下的富貴，以一個秘密教主的身份終此一生。這種事情，在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先例。

二

民間宗教或者迷信與農民起義的結合，自始至終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定勢。東漢末年，黃巾軍大起義，憑借的是張角創立的“太平道”。北宋的方臘起義和鐘相、楊幺起義，利用的是“摩尼教”。元末紅巾軍起義的主要精神力量是白蓮教。這一宗教后來生命力如此強大，以至于明清兩代的所有農民起義，幾乎都有白蓮教背景。

但我們并不能由此得出結論，那些創建宗教的人，都想推翻政府、稱王稱帝。雖然欲望是沒有邊界的，但理性使教主們不得不小心從事。事實上，歷史上更多的教主滿足于“溫飽”。他們穩健而謹慎、狡猾而現實，把教門經營成了一樁興隆的“地下買賣”，境界最高者甚至成了子孫世襲的“地下王朝”，既回避了風險，又獲得了最大化的利益。這其中的典型就是清代中前期“八卦教”（也就是“榮華會”、“天理教”的前身）首領劉家。

山東單縣人劉佐臣在康熙初年創立了“八卦教”。這個教門雜糅儒釋道三家，而以儒家思想為主旋律。劉佐臣宣稱，宇宙三世分別由李老君、釋迦如來佛和孔夫子掌管。他說自己是孔子轉世，也就是宇宙的最后主宰。

這一教門的最大特點是特別善于斂財。它的組織體系實際上就是一個龐大的斂錢系統，其原理與傳銷大同小異：各地分支機構像地主收租一樣，定期收取教徒的“會費”，說是“以出錢多寡定來生福澤厚薄”，說這些錢是“往西天取金沙費用”。這些會費層層盤剝，層層上交。誰發展的下線多，誰抽的頭也多。當然，最大的抽頭者是劉佐臣，所有的錢，最后都有一部分會層層匯總到山東劉家。

配合這種斂錢體系，劉佐臣在教門內部推行“儒教專制化”。他用儒學綱常為教內紀律服務，強調分尊卑、明長幼，要求信徒們“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他在教內建立了嚴格的層級體系，按官位大小，依次分肥。到嘉慶年間，這個教派的層級體系發展完善到與一個王朝相似：“秋仕”相當于秀才，“麥仕”相當于舉人，“號官”相當于縣官，“法官”相當于知府，教主當然就相當于皇帝，教內成了專制小朝廷。教主到各地視察，有專人打前站，見面時“文武大臣”分列兩旁，山呼萬歲，對“皇帝”之命唯命是從。甚至“皇帝”說自己流下的鼻涕是玉漿，信徒們也搶著吃。

這一教門的另一個特點，也是最與眾不同之處，在于它是一個世襲的宗教。劉佐臣精明無比，一開始就將這一教門設計成劉氏家族的“吃飯本兒”。他既稱自己是孔子轉世，又稱孔子世世代代在劉家轉世下去。因此從康熙初年至嘉慶二十二年間，雖然屢遭政府打擊，但他的后代始終充當“八卦教”教首，傳承六代，歷時一個半世紀，幾乎像一個王朝。

為了保持既得利益，這一教派一直保持地下狀態，從不公開活動。它滿足于事實上的“小王朝”，而絕不對現實秩序發動任何挑戰。不但不挑戰，它甚至還地上地下兩不耽誤。劉佐臣死后，他兒子劉儒漢繼續經營。劉家已經積累了相當多的財富，劉儒漢已經不再滿足于充當地下“邪教”教首，還想獲得現實世界的“功名利祿”。于是他在康熙四十五年捐官，花了銀子1700兩，外加1040石大米，共合4600余兩白銀，“旋由捐納選授山西榮河縣知縣”，走馬上任，給大清朝服務去了。直到康熙五十八年“犯案”，被“參回原籍”，他一共做了十幾年清朝的地方官。

及至乾隆年間，劉家的財富積累得更多。乾隆皇帝打擊這個教門，抄家時起獲大小貯銀罐27個，共計白銀12427兩，黃金一小錠，二兩五錢。此外，還有“田莊數處，地數十頃”。這當然都是教徒們的奉獻。

當然，世襲現象并不是“八卦教”的專利，明清時期，這樣的教門層出不窮，比如“黃天教”的李家、江南“齋教”的姚家、“清茶門”的王家等。他們的家族統治有五代，有十代，長達一二百年甚至二三百年之久。和王朝的統治者一樣，這些世襲宗教教主都熱愛穩定，即使在動亂之時，這些家族也很少有揭竿而起者。這種不參與政治的做法，事實證明是十分明智的。林清等少數幾個違背“八卦教”傳統、舉起造反大旗的人，最后的結果無一不是殞身滅族。

三

在開始創立拜上帝教時，洪秀全并沒有想到要公開造反。王慶成在《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中令人信服地證明，洪秀全首次去廣西傳教時，并沒有任何革命思想，他“所宣傳的并沒有超越《勸世良言》的范圍。誰都承認，《勸世良言》不是一本革命的書；相反，它實際上是一本教人不革命的書”。

回到花縣之后，洪秀全寫了一些闡述其教義的文章，比如《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等。與我們猜測的不同，這些文章宣傳的不是造反，相反，它們批判造反。王慶成說：“（《原道救世歌》）糅合了基督教和儒家的思想、用語，苦口婆心地勸世人拜上帝，學正人，捐妄念。如詩歌的題名所示，這是當時的洪秀全為了拯救邪惡社會的‘救世’方案。這個方案，也沒有任何反對現存統治秩序的革命傾向?！边@首詩歌中甚至謾罵李自成、黃巢、項羽這些起義領袖為草寇，詛咒起義和戰爭：嗜殺人民為草寇，到底豈能免禍災？

白起項羽終自刎，黃巢李闖安在哉！

……很顯然，第二次進入廣西之前，洪秀全還是只想收徒斂錢，建立秘密天國，以地下溫飽富貴為滿足。但是第二次入廣西后，形勢與前次已經大有不同。

道光三十年的大清王朝，從各個方面都已經顯露出徹底崩潰的征兆。特別是在天高皇帝遠的廣西，政府的控制力已經下降到極點。廣西本來就是“會道門”遍地之處，國勢衰微，越來越多的人試圖一逞。《論粵西賊情兵事始末》記載：“道光二十七、八年間，楚匪之雷再浩、李元發兩次闌入粵境，土匪陳亞潰等相繼滋事，小之開角打單，大之攻城劫獄，浸成燎原之勢?！钡拦馊晗那?，陳亞貴等起義軍一度攻占荔浦、修仁、遷江縣城。廣西形勢大亂，各地鄉紳紛紛組織團練，鎮壓本地的“會道門”。拜上帝教也在團練們敵視的范圍之內，數次與之發生沖突。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拜上帝會”想安安靜靜地建設自己的地下天國已經不可能。

不過，洪秀全及其高層干部還是權衡了很長時間。畢竟，造反的風險每個人都知道，前車之鑒更是比比皆是。比如“天理教”起義就是一個錯誤。林清本來可以像他的前輩劉佐臣一樣，自己廣置妻妾，吃香的，喝辣的，把“天理教”經營成世襲教派?？墒?，人心不足蛇吞象。野心過度膨脹的結果是他被凌遲處死。

但是，此時的形勢和林清之時確實有所不同。大清王朝的滅亡已經是可以預見的事，而這時拜上帝教信徒已經發展到了一萬多人，趁亂起兵以圖大事，似乎已經有了資本。更何況，除了“救民于倒懸”的“革命大志”外，毋庸諱言，洪秀全的“皇帝夢”和高級部下的“將相夢”潛伏多年，此時像一頭躍躍欲試的小獸，早已按捺不住了。

四

“做皇帝”恐怕曾經是舊時代每個男子的白日夢的內容。這是傳統中國人塵世夢想的極峰。這不足為奇，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男人恐怕都夢想過當皇帝、當國王。問題是，將這個夢想付諸實際操作的中國人，肯定多過世界上其他國家之總和。事實上，漫長的中國歷史中，每一個朝代，不管是國力強大還是空虛，統治清明還是混亂，都有許多被“皇帝夢”所驅動的人試圖一逞英雄。

清末民初，有一個叫張相文的人，搜索歷史上的成王和敗寇，寫成兩卷的《帝賊譜》。他草草搜羅的結果是七百余人曾妄圖稱帝。我們可以確切地說，這只不過是九牛之一毛。過去的一千多年中，中華大地上每年都會有將皇帝夢付諸實踐者。

閱讀其他國家的歷史，我們極少發現類似的“皇帝案”。王學泰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說：“一位同事從日本游學回來，談到日本民俗時說到，他曾問過日本學者：“日本人有沒有想當天皇的？”那位日本朋友很驚訝低說：“那怎么可能呢？天皇是神啊?！睔W洲歷史上也出現過許多次農民或者說農奴起義，但是這些農奴起義的領導者極少稱王稱帝，“他們的理想是回到古老的農村公社去，以恢復被農奴制度貶低和摧殘了的自身價值”。而不是像中國農民這樣，建立新的王朝。我們也許有充足的理由說，“皇帝夢”是中國這塊古老土地的“特產”之一。

五

中國社會自秦始皇以后，就與眾不同。用程歗先生在《晚清鄉土意識》一書中的話來說就是：“中國農民和歐洲農奴的反抗斗爭就具有不同的心理基礎。歐洲農奴的生活方式產生不了以奪取皇權為目標的反抗意識，而中國的農民起義……無不是企圖依照傳統王朝的權力模式，建立農民的理想王朝?！?

世界上其他傳統社會，大多缺乏流動性。無論是西歐和日本的封建社會，還是印度的種姓制度，各階級都藩籬森嚴，大門緊閉。貴族永遠是貴族，農奴永遠是農奴，武士永遠是武士。人們缺乏奮斗意識，更愿意聽從命運的擺布。

而中國獨不然。秦始皇早在兩千年前就掃滅了貴族階層，除皇帝外，一定程度上“人人平等”。唐太宗又成功地運行了科舉制，建立了最“公平”的官員選拔機制。因此，中國傳統社會很早以前看起來就十分“現代”，存在著社會垂直流動的大量機會。潘維《中國黨政體制——現行政體的由來》中說：“就傳統官僚專制社會所具有的社會流動程度而言，中國可以說是人類前資本主義社會中最具階層開放性結構的社會?！?

這種流動性，用文雅的詞匯說，“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則是“富不過三代”。相對其他文明來說，中國社會中沒有不可突破的森嚴壁壘，每個人都有通過自己的奮斗改變命運的一線之機，所以中國人奮斗意識是世界最強的。

中國人改變命運，無非以下幾種方式：一是通過克勤克儉的努力，發家致富，由貧農而富農，而地主，而大地主；二是通過供孩子讀書，孩子“十年寒窗”后，一朝中第，“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帶得全家雞犬升天；三則是奇跡般的“發跡變泰”。這是宋代以后流行于民間社會的演義評書中最受聽眾歡迎的內容。

而“發跡變泰”故事中，最為刺激的當然是由一介平民而成為天子。事實上，這種故事由劉邦第一個以其親身實踐講述之后，歷代效法者無窮。特別是唐代以后，中國的皇帝大多是起自底層。這種示范效應令“發跡變泰”故事在民間四處流傳，導致了“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流傳。

事實上，“做皇帝”以及“擁立皇帝”已經是傳統中國人的奮斗途徑之一。

中國歷史上重復過無數次的一個雷同情節是，一些人發現身邊的某人“有異相”，遂死心塌地地跟隨他謀大事，以圖“潑天的富貴”。

馮云山這個有一定文化素養的人那么迅速地成為洪秀全最堅定的信徒，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洪秀全的面相。馮云山會相面，他“少與洪秀全同學，嘗謂秀全多異相，豁達大度，有王者風。因歷舉古今成敗事說秀全，教以起事。以故二人深相勾結”。

王倫之所以起義，除了“夢見是龍”外，精于相面的梵偉對他的持續鼓動也功不可沒。史載，梵偉“妄談天文讖緯”、善于巫術，他經常對王倫說：“予閱人多矣，莫有如君者。即若輩位至督撫，衣錦食肉，能生殺人，亦徒擁虛名，按其才與貌，終出君下。予以君擘畫，十年當為君姓上加白，毋自棄也。”<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