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inhbxh提示您：看后求收藏（詩鼎小說網網m.gzstf.cn），接著再看更方便。

過高的標準使小光緒成為天下最容易體會到挫敗感的孩子。“圣王教育”在小皇帝的頭腦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應該”：他應該具有常人不具備的毅力，能應付別人應付不了的課程；他應該比普通人聰明，讀書過目不忘；他應該機靈敏捷，舉動處處符合規矩。——因為這些是偉大的帝王應該具備的素質。可惜，他那孱弱的身體里其實沒有這些東西。雖然聽話、好學，然而過于繁重的學業也常常使他想打退堂鼓，過于苛刻精細的日常生活教條也使他不堪重負。他很難長時間地恪守老師給他定下的嚴格標準。

然而，“圣王教育”又使他相信，毅力決定一切，完美才有價值，稍一松懈就是退步，任何妥協都是失敗。因此，一個舉動沒達到自己的要求，在他看來，也是“不應該”的。

巨大的壓力和自己過于軟弱的天賦，使小皇帝的日常表現越來越兩極化發展。有的時候，他能把自己的精神狀態調動到最佳狀態，把意志水平調動到極高程度，一絲不茍地“學做圣人”，表現得非常振作進取。然而，由于身體素質以及先天缺乏剛毅氣質，他難以長時間地克制自己，振作狀態很難持久。一旦受挫，他又會對自己極度失望，心氣因此一掃而光，陷入長期的萎靡不振狀態。師傅翁同龢也注意到了這個奇怪的現象，他在日記里記道，小皇帝有的時候精神振作，學習起來勢如破竹，“讀甚奮”，作文也“極敏捷”。讓師傅欣慰不已。然而，過了一段時間，皇帝又會莫名其妙地陷入“不能用心”、“少精神”、“精神渙散”、“勉強敷衍”、“百方鼓動不得”、“倦怠遷延”的狀態。翁同龢焦慮、憂愁、嘆息，甚至無可奈何。

用今天的話說，皇帝患有雙相抑郁癥。“圣王教育”使他成了一個完美主義者，一件事情，只有做到完美，對他來講才有意義。在消沉時期，他極度厭惡自己，對自己不抱任何希望；在振作時期，他又相信只要自己毅然“改惡從善”，并且堅持到底，那么一切都會瞬間改觀，自己也會變得異常完美，世界依然燦爛美好。他缺乏那種退而求其次的現實主義態度。他的信條是：要么最好，要么干脆最壞；要么傾盡全力、把事情做得盡善盡美，要么破罐子破摔、逃避現實。在甲午戰爭和后來的“戊戌變法”等重大歷史時刻，我們都能清楚地看到這種不健康的心理模式給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帶來的致命影響。

十三

不論如何，戰爭總算畫上句號了，那些和戰爭相聯系的焦灼、驚惶、徹夜不眠終于結束了。皇帝像是一個從火災現場狼狽逃出來的難民，把一片狼藉的廢墟拋在腦后，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可是，他心里卻著起了悔愧的大火，一寸寸燒得這個善良單純的人的心臟不停地痙攣。

只有在硝煙散盡后靜心盤點，皇帝才看得清楚這場戰爭的后果是多么嚴重。

本來，經過所謂的“同光中興”之后，大清帝國已經挺過了最艱難的時刻。通過洋務運動，中國已經初步建立起了近代海軍和一大批近代化工業，大清這輛殘破的老車，已駛過了最危險的路段，開上了相對平穩開闊的坦途，雖然速度不快，但總可以說是處于上升狀態。對當時的中國來說，確無必要與日本孤注一擲地作戰。如果沒有《馬關條約》，中日兩國的歷史走勢也許會與日后大相徑庭。

沒想到，這個好不容易贏得的“大好形勢”，卻在自己的手中戛然而止。清朝有史以來最大面積的割地和最大數額的賠款，使大清猶如一個剛剛病愈的人又一次被打倒在地。甲午戰爭給了日本一個全面超越中國的起點，3.4億兩白銀加上臺灣，成為日本騰飛的強大動力。而中國則自此跌下萬劫不復的深淵。亞洲和世界的格局重新洗牌，那些逡巡在中國四周的歐美列強，又紛紛亮出了利爪，紛紛向中國提出了“租借”土地的要求。中國由一個“同光中興”的“希望之星”變成了被瓜分的對象，一時之間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

本來想證明自己能力的一場演出，最后的結果卻是使全國臣民見識了自己的無能；本來要為國家雪恥，沒想到卻給民族帶來這么大的災難。召開大臣會議時，太后連正眼都不瞅他，那張越發嚇人的臉毫不掩飾地向朝廷重臣流露著對他的輕視，讓他無地自容。在戰爭過后，太后越來越多地走上前臺，直接處理政務，說明她對自己已不再放心。

確實，通過這場戰爭，太后對皇帝的印象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太后沒想到，原本她認為已經培養陶鑄得成了器的皇帝，一旦登臺亮相，居然唱得這樣荒腔走板。通過這場戰爭，她才發現，皇帝原來是如此幼稚、孟浪、輕率和脆弱。看來，自己這么多年的心血是白費了，這個孩子實“不足以承大業”。太后后悔極了，她后悔自己太大意了，一眼沒照顧到，竟然釀此大禍，自己何以對得起列祖列宗！

然而悔之晚矣。在中國式政治規律下，一個皇帝如果沒有失德，不管他曾經多么失策，也缺少被更換的理由。何況從形式上講，他君臨天下，已經二十多年了。自己雖然精力尚存，但畢竟沒有幾年活頭，這個家注定還是他當下去。自己所能做的，唯有在有生之年，再多操操心、把把脈，能盡一份心是一份心吧！

皇帝的情緒步入兩極化狀態中的低谷。像以往一樣，心緒低落的皇帝又病了。躺在病床上的皇帝一遍遍地反思著：在戰爭之中，他一舉一動都是效法列祖列宗，為什么到頭來卻左支右絀、一敗涂地？

皇帝想起了李鴻章前幾天給他上的一道奏折。李鴻章說，在中日談判期間，伊藤博文曾對他講：“貴國之弱，在于固守舊法。如欲自強，必須將明于西學、年富力強者委以重任，拘于成法者一概撤去，方有轉機。”

這場戰爭讓他見識了“西法”的強大。他沒想到，日本在戰爭中竟然能迸發出這樣巨大的能量。看來，“西法”的威力遠遠超過“祖宗舊制”。

年輕人活躍的思維容易跳出陳舊的枷鎖，一場戰爭打開了他的眼界。在病榻之上，他命人進呈了駐日公使黃遵憲所著《日本國志》以及英國人李提摩太編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皇帝“如獲至寶”，這些書在他面前，打開了一個與“祖宗舊制、圣人之言”完全不同的新世界。他終于發現，戰爭的失敗，并非因為他的“無能”，并非由于他不夠“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而恰恰是因為他太迷信圣人和祖先了。其實他們留下來的舊式武庫中的武器完全不實用。梁啟超先生在《戊戌政變記》中記載，皇帝認識到，如今時代，“外洋各國是今非昔比的”，中國“一切落后，大量地做趕不上外國”，“西人皆曰為有用之學，我民獨曰為無用之學”。一氣之下，皇帝命人把他案頭的那些性理之書搬出去，以“皆無用之物，命左右焚之”。只有“維新變法”，讓大清脫胎換骨，才能扶大廈之將傾。

可是，法如何變，舊如何革，？從哪里入手？他也沒有答案。

十四

1895年6月3日，皇帝在養心殿書案的眾多文件中發現了廣東籍新科進士康有為的一封奏折。進士直接上書皇帝，這種情況十分罕見，皇帝立刻打了開來：近者萬國交通，爭雄競長，不能強則弱，不能大則小，不存則亡，無中立之理。自大而小者，土耳其是也；自強而弱者，波斯是也；自存而亡者，印度、緬甸、安南是也……

一拿起來，皇帝就沒再放下。他當天沒有吃午飯，晚上又把這封奏折攜帶到寢宮，在燈下細細再讀。

康有為用他那出色的文筆，清晰扼要地介紹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怎么回事，介紹了俄國的彼得大帝，介紹了日本的明治天皇，介紹了土耳其的國父凱末爾。他從世界大勢的角度，提出了變法的總綱領；又分十個方面，系統講解了中國應如何在政治、經濟、軍事、教育諸領域“全面更新之”，論述條理分明，措施詳細周到。這封奏折，讓皇帝感覺新奇無比又茅塞頓開。

當時，皇帝的感覺用四個字可以形容——天助我也！在他急切盼望變法人才的時候，這個廣東進士從天而降。皇帝感覺康有為的每一句話都是那么深刻而清晰，顯示出這個人的淵博。皇帝一遍遍地揣摩著奏折中那些他不知道的新名詞，就像一個夜航的水手，看到了前方一座遙遙的燈塔。現在，他要毅然掉轉船頭，駛上正軌，大清很快就會趕上列強，并駕齊驅，甚至超越它們。他不但會重現大清舊日的榮光，成績還會遠遠超過列祖列宗。如果那樣，這場戰爭的失敗，不過是他人生中一個小小的陰影或者說必不可少的前奏，今后的偉大事業，將使這小小的失誤顯得不值一提。想到這里，皇帝的情緒突然柳暗花明，陰郁和消沉一掃而空。皇帝感覺震撼，皇帝感覺興奮，皇帝感覺狂喜，皇帝推枕攬衣、目光炯炯。第二天一早，皇帝發布命令，命軍機處將此奏折抄為三份，一份存皇帝上朝時的乾清宮，一份存皇帝日常處理政務的中南海勤政殿，一份由軍機處抄發各省大員。康有為的奏折原件，則立刻送往頤和園，交給太后“懿覽”。

十五

太后十分認真地閱讀了康有為的奏折。雖然對那些新名詞不太懂，但老太太顯然也為康有為的愛國之心所打動。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記載，讀了康有為的上書之后，太后“亦為之動，命總理衙門總署的諸王大臣接見康有為，向他詳細詢問補救之方、變法條理”。

關于“戊戌變法”，大多數讀者頭腦中都有許多“先入為主”的歷史“定論”，其中之一，就是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大多數政治人物都反對變法，他們堅稱“祖宗之法不可變”，發誓要捍衛大清祖制的每一根毫毛。

其實并非如此。

確實，古老的中國在外界刺激面前，覺醒的速度實在太慢了。然而，經過甲午戰爭之后，被砍掉了肢體吸去了血的老獅子終于痛醒過來。絕大多數政治精英終于認識到，中國和西方的差距是全方位的，而不僅僅是在器物層面。如果照過去的老路走下去，中國除了滅亡之外，別無可能。可以說，戰爭修正了每個人的觀念，“變法”已經成了朝野上下的共識。連師傅翁同龢的思想都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康有為等人組織起來宣傳變法的強學會，不但吸引了袁世凱、聶士成這樣的新軍將領，而且一大批朝廷重臣，如翁同龢、孫家鼐、李鴻章、王文韶、張之洞、劉坤一也都成了它的會員和贊助人。更為引人注目的是，連一些原來以“仇洋”著稱的真正“頑固派”大臣，如徐桐、于蔭霖等人，也都開始同意中國必須進行起碼的改革。據蕭功秦《危機中的變革》載，軍機大臣孫家鼐所說：“今日臣士愿意變法者，十有六七，拘執不通者，不過十之二三。”當時的情形正是如此。

至于慈禧太后，更并非一個“頑固派”。早在登上政治舞臺之初，她就大力支持洋務運動，在“設立同文館”等事件上，表現出了堅定的改革傾向。甲午戰爭之后，太后也和皇上一樣，陷入了日夜的焦灼之中。《翁同龢日記》中曾記載，甲午戰爭結束不久，慈禧命上書房“宜專講西學”，專門給皇帝講解西方國家的知識。

因此，當皇帝來到頤和園向太后匯報他的變法構想時，太后立刻說：“變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制械，凡以圖富強也。”（費行簡《慈禧傳信錄》）

但是，太后對“變法”完全沒有皇帝那樣信心十足。最關鍵的問題是，太后認為，皇帝難當此大任。

甲午戰爭已經證明他不是一個有能力的領導者，他的急躁、脆弱實在不適合承擔這個前無古人的巨大而復雜的系統工程。要知道，這可是對中國幾千年傳統的全面改造。說實在的，即使康熙或者乾隆那樣的圣主再世，也不一定敢進行這樣的嘗試。

但太后又沒法反對。第一，她是一個愛惜羽毛的人。自從退居二線以后，她一直十分注意干預政治的分寸。第二，大清此時國力已經弱到極點，眼看著就要被列強瓜分，如果不實行變法，最后一搏，“死馬當作活馬醫”，確實別無出路。第三，“變法”是怎么回事，她心中一片茫然，“并無成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已經記不住那么多新名詞了。她對于西方政治運作方式，對于世界政治發展趨勢，都一無所知，她明白自己的知識素養不足以出面親自領導這樣的變法。

想來想去，太后決定支持變法。但是同時，太后明確地重申她必須掌握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權力。另外，太后還要求皇帝發布上諭，調任她最信任的榮祿為直隸總督，并節制北洋水陸各軍，以便牢牢地把軍權掌握在自己手中。雖然對“法如何變”她不太了解，但是對于如何確保自己的權力，她比誰都清楚。與國家安危比起來，太后更看重自己的政治安全。她深知，變法必然帶來震蕩，她要預先做好安全防護，一旦“變法”過程中出現任何偏差和問題，她都能迅速掌控全局，保證自己的大權不會旁落。

十六

透過百年時光的薄薄帷幕，回顧當初那場著名改革的前前后后，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中國現代化轉型這至關重要的一步，并非只有失敗這一種可能。“變法”在那時其實是“大勢所趨”、“眾望所歸”。在“變法”開始的時候，形勢相當樂觀。太后以支持者的身份在旁觀這場新奇的手術。大部分大臣也都程度不同地支持變法，起碼還沒有任何一個人公開反對。

當然，改革所面對的阻力也是巨大的。中國文化的強大惰性舉世罕有其匹，正如魯迅所說，在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之下，想搬動一張桌子都要流血。因此，如果是一個成熟、老練的政治家來主導這場改革，他應該會選擇“小步走”的方式進行。他應該化整為零，分項進行，先易后難，“徐圖而漸更之”，在每項改革措施推出時，使支持他的力量總是大于反對他的力量。通過這種“溫水煮青蛙”的方式，他可以成功地使人們的觀念一步步更新，使改革阻力一點點化解。

不幸的是，命運多舛的中國沒有遇到合適的人選。相反，無論是光緒帝，還是康有為，都嚴重缺乏實際操作能力。

這兩個人都是典型的“憤怒青年”，血氣方剛而又缺乏閱歷，他們把改革看得極為簡單。《杰士上書匯錄》記載，康有為設計的改革方案，第一個步驟就是大誓群臣，“皇帝親自在乾清門舉行大誓群臣儀式”，讓所有的大臣在決心變法的文書上簽字，這樣，“天下臣工都革心洗面，然后推行新政，自然就能令下若流水，無有阻礙者矣”。他們認為，通過這樣一個戲劇性的、催眠術式的儀式，就可以摧毀數千年來積累的強大思想惰性。這無異于癡人說夢。

他們貪多求快，急于求成，想在一夜之間改變中國的面貌。經過甲午戰爭之后漫長的消沉期后，光緒皇帝的精神狀態處于一個井噴式的高漲期。性格急躁的他強烈希望“乘積弊之后，挾至銳之氣，舉一切法而更張之”。一夜之間改變中國的面貌，把中國從一個最弱的國家變成最強的國家，他相信他能夠做到這一點，就像過去他無數次地相信只要自己振作起來，“痛自洗涮”、“堅持到底”，就可以使自己從一個軟弱的皇帝一舉而變成最堅強的、無所不能的皇帝一樣。越是軟弱的人，越迷信意志的力量。

康有為甚至比皇帝還要急切。蕭功秦于《危機中的變革》談到，康有為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非大變、全變、驟變不能立國”，他們認為，既然中國不敵西方，那么就證明中國的一切都是錯誤的，必須全盤更新，徹底改變。改革必須“用一刀兩斷之法，否則新舊并存，騎墻不下，其終法必不變，國亦不能自強也”。而要一刀兩斷，就必須大張旗鼓，疾風驟雨，連出重手。從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發布《定國是詔》開始，到八月初六，103中，皇帝共發出改革諭旨286件，平均每天近3件。其中七八月份之交的17天內，居然下達了132件諭旨。變法之勢真如傾盆大雨，轟轟烈烈，滾滾而下。這些詔書的內容包括了政治體制、官僚制度、裁撤冗員、新設機構、發展工商業、建設鐵路、開辦銀行、改革財政、改革教育、更新國防等各方面的革新，幾乎涵蓋了社會的每一個方面。

為了避免守舊大臣的反對，這些上諭中的大部分都是按照康有為的建議，直接下達到有關部門執行，而沒有經過任何討論，因而大部分缺乏可操作性。

對于光緒皇帝來說，這是他傾盡全力的一次政治賭博。剛剛遭遇了巨大挫折的他，希望用一次“畢其功于一役”的拼搏來證明自己能“行”。“戊戌變法”中的光緒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剛烈、堅強和勇敢。他幾乎把前二十幾年生命中積蓄的所有精力都釋放出來。他整夜整夜地不睡，白天也只吃很少的東西。他雙眼布滿血絲，然而精神高度亢奮。他和康有為都天真地相信，他們只要用圣旨，把按照日本和西洋諸國藥方抓來的靈丹妙藥灌入大清帝國體內，不久之后，就會使大清帝國去腐生肌、起死回生。就像康有為屢次樂觀地描述的那樣，只需要三年，這場變法就可以使大清“自強”、“自立”起來。《康有為政論集》中記載了康有為當時的看法：“日本改革三十年而強，而以我中國國土之大，人民之眾，變法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十年之間，他就可以令大清蒸蒸日上，“富強而駕萬國”。三十年之內，中國就會化蛹為蝶，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然而，在其他人看來，這種“改革”簡直就像小孩子過家家。一個西方觀察者說，皇帝主持的改革“不顧中國的吸收能力，三個月內所想改革的政事，足夠中國九年消化”。

更為要命的是，他們許多具體改革措施魯莽滅裂，只圖一時痛快，不計后果，不留后路，嚴重沖擊了社會精英的根本利益。他們在所有讀書人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突然宣布從下科開始，廢除八股。按照《梁啟超文集》中梁任公的話說，這一舉動，一下子讓大清帝國所有準備應試的讀書人手足無措，觸了“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怒”。

改革開始之后不久，皇帝又下達命令，裁撤了詹事府等七個閑散衙門，砸了近萬人的飯碗，卻沒有給下崗官員安排新的出路。此命一下，如同在晴空爆響了一顆炸雷，引起了官場的極大震動。

因此，在“維新變法”剛剛開始之時，就有人看出它必然失敗。維新派著名人物張元濟在當年六月初九給好友的信中說變法“舉動毫無步驟，絕非善象。弟恐回力終不久，但不知大小若何耳”。

隨著改革措施越頒布越多，越來越多的人看出，這幾個年輕人不可能成事。越來越多的中間力量開始變成了改革的反對派，原來改革的支持者也開始袖手旁觀。一股反對改革的大潮，正在醞釀之中。甚至連變法的核心人物都預感到了變法必將失敗。七月，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在寫給一個朋友的信中說：我大哥康有為的計劃過于廣大，而支持他的同志又太少，舉措太激烈，因此排擠他猜忌他的人處處都是，而皇上又無實權，變法怎么會成功？我深感憂慮。

《戊戌六君子遺集》記載，康廣仁說，他曾力勸其兄，減緩改革步伐，以適應社會節奏，卻被康有為慷慨激昂的表態反駁回去。康有為說，死生有命，一切都有天意。康廣仁無可奈何地對朋友說：“我大哥思想太高邁，性格太固執，恪守書本知識，不能沖破僵化的思維，事已至此，實無他法。”

十七

光緒皇帝和康有為所受的教育，決定了他們主持下的變法不可能不以這種“魯莽滅裂”的方式進行。<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