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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姐和我聊過，她的丈夫是上個世紀被人誆騙著來國外打黑工的早期移民，那個年代的法拉盛遠比現在亂的多，各種地下幫派組織橫行。

“人在異國，有的時候抱團取暖才活得下去，那個年代，沒辦法。”

李姐看著我:“我和孩子她爸最大的愿望，就是讓下一代別走我們的老路，讓他們能有個光明正大的身份，堂堂正正的，清清白白的，和那些外國人一樣走在陽光下，做個遵紀守法也能活下去的好公民。”

“小薛，你也一樣。”

李姐看著我的眼神復雜:“剁一只手，砍一只腳，就算你們父女二人恩怨兩消。這件事交給姐來辦，你不要沾手，掙夠錢就回國內去，找個工作好好過安生日子。”

李姐的話落在我心里，無端催生出兩滴淚珠。

我從國內追到國外，遇見過不少倒霉事，要不也不會落到現在的境地，可每次困境之中總會遇見好人，她們都讓我向前看，往前走。

對我來講，生活就像是光腳走鋼絲，命運總是窮追不舍，時不時就刮來一陣邪風，而我每次站不穩要跌下去的時候，總會有人扶我一把，托我一下。

劉艷跳江前給了我一張車票，媽媽去世前給我留了存折，電子廠的郭老師朝經理潑水給我出氣，王琦在我找不到工作的時候拉我一把，李姐幫我找薛建國的下落……

那天晚上我把臉埋在枕頭上，第一次對是否要繼續自己的復仇產生了動搖，那么多人試圖用她們的好意和善良把我從仇恨的深淵里拉出來，但只有我自己知道，自己其實是自愿跳下去的。

永遠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也永遠無法拯救一個破罐子破摔的人。

第二天早起，我拒絕了李姐丈夫找人幫我報仇的好意。

“我不僅要他的一只手或一只腳，”我說的時候覺得自己心頭的傷口在往外滲血:“我要他的罪行廣為人知，要他站在法庭上接受審判，他要徹底身敗名裂，頂著無法原諒的罪名被萬人唾棄，只有這樣才能把遲到的正義送給已經死去的人。”

李姐盯了我很久，最后擠出來一句話：“你的媽媽一定是個善良又正直的人，她在你小的時候打下了很好的基礎，所以即使你長大以后成了非法移民跑到太平洋的另一邊來報仇，也依舊要尋求法律的承認。”

我媽的確是個好人，可惜這個世界不講道理，好人沒好報。

我在國外的第五年，薛建國的下落找到了，李姐把消息告訴我的那天，我正領著她上初中的女兒曉寧圖書館回來，我們相處得很好，我教她普通話，她教我粵語，就連李姐的丈夫都說，我的粵語現在幾乎聽不出是個外地人。

法拉盛的夏天陽光明媚，李姐每天都會煮上一鍋綠豆沙放在冰箱里，我剛完成一篇客戶委托的代寫作業，通過匿名郵箱發給客戶后，起身去倒了一碗綠豆沙，順便也給曉寧拿了一碗。

李姐放了很多冰糖，煮開花的綠豆都滲進了味道，甜絲絲的，炎熱的午后喝一碗，再舒服不過了。

我和曉寧盤腿坐在小餐館前的臺階上，瞇著眼睛聊最近新上映的法國電影。

“……我在班里的前桌說她去看了那個電影，講兩個男生相愛的故事，法國人拍的……你陪我一起去看吧，別告訴我媽，她肯定說兩個主角喜歡同性是神經病。”

我把碗里最后一點綠豆沙仰頭喝干凈，隨口答應下來：“行啊，你這學期的物理成績如果能拿到a，我就請你去電影院看，你還可以叫上你的那兩個好朋友……哎，李姐回來啦。”

李姐開著運貨的小卡車停在車位上，她從車上下來，手里拎著一袋外面買回來的小零食。

“小薛，”她把零食放到桌上，招呼我：“你爸的消息打聽到了，他在波士頓開了家房地產公司，重新結婚了，生了一兒一女。”

李姐說話的語氣平靜，和她平時說起晚餐吃什么菜的口吻沒有絲毫差別，她把一個牛皮紙裝著的文件夾遞給我：“你想知道的事，都在里面了。”

我把文件夾里的東西拿出來，大概掃了一眼，又放回去，端起已經空了的綠豆沙碗，把碗底僅剩的幾粒綠豆也送進嘴里。

以后喝不到這么甜的綠豆沙了。

三天后，我收拾好自己為數不多的行李，清空了房間，買好了去往波士頓的車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