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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之前發現湯玉瑋是發現寶藏，現在發現湯玉瑋是發現——

不，她不敢想。她過去完全沒想過會是這樣，現在也無法想象。她收拾東西往外走，出去按道理應該以最快速度上報結果，可是她能上報她聽見的內容嗎？她如果要把事情說清楚，那勢必把湯玉瑋的身份說出去。能說出去嗎？她不知道。要么她編個故事撒個謊？對上級忠誠多重要，巫山不止一次告誡她要忠誠，欺騙的下場是恐怖的。可是難道她把湯玉瑋的身份說出去嗎？她怎么知道別人不會害湯玉瑋？她連湯玉瑋為誰工作都不知道她能說嗎？

她沒想到自己遇見的第一個說不清身份的同行就是湯玉瑋。

可如果湯玉瑋是同行，湯玉瑋知道自己的身份嗎？想到這里她渾身一顫，感到一陣可怕的寒冷：如果知道，那湯玉瑋之前那樣積極地靠近自己，是否別有目的？如果有，那會是什么目的？

想到這里她突然站住，人已立在外面的大街上——她想等待湯玉瑋，她有那么萬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自己聽錯了，希望自己發懵了，希望自己的耳朵終于欺騙了一次自己，希望等不到湯玉瑋。

只要等不到，就不是，對不對？她的這兩份生活就沒有交疊，就沒有互相入侵，她就是安全的，就不用一邊對湯玉瑋撒謊，一邊生活——

風過，她站了好久，忘記湯玉瑋有可能已經走了的事實，執著于無用的等待。

直到等待的無用與可笑終于說服了自己，她轉身要走，就遇見湯玉瑋面朝著她走過來。

“清璋，你怎么在這兒？”

作者有話說：

{33}抗日戰爭期間，國際飯店第十六層成為了日本和德國的間諜機構的活動場所。此處能使用其樓下餐廳，是劇情設置，不可靠。

{34}采用威妥瑪拼音，“高”。

{35}晴氣慶胤（1901—1959），1931年畢業于日本陸軍大學。1934年任職日本參謀本部期間，被派到中國九江刺探情報。1938年6月任“對華特別委員會”頭目土肥原賢二的助手。1939年2月10日，根據日本大本營參謀總長的“訓令”，幫助李士群、丁默邨建立特務組織，成為汪偽76號特工總部的后臺。后參加日本特務機構“梅機關”。1940年11月，任汪偽政權的軍事顧問。

第九章

湯玉瑋自以為自己的計劃是很完美的。直到她回到家，在床上躺著回想的時候，她還是這么覺得。

她是在1月15日悼念沈西苓的會上領到任務的，要她去營救一位被抓進76號的同仁出來、再安排此人回重慶。她按德堂的要求，在悼念會的現場見到了來人，對方用眼神看她，她回以鼓勵。人群中兩人靠近，“山寺鐘鳴晝已昏”，對方說，她于是說“漁梁渡頭爭渡喧{36}”。沒問題，兩人就行禮如儀，然后躲到現場的另一個角落里說話。這邊接頭完，她再去找德堂，議定了做法，再三推敲其可靠性。一個月的計劃之后，她首先是找到嚴斐{37}，透過嚴斐找到了高佩瑜，請求往來廣泛、人脈驚人、中日雙方都想拉攏、日本憲兵隊尤其在意、但是本身持有抗日立場的高佩瑜設局，“陷害”漢奸鄧云瀚，迫使鄧云瀚答應協助造假身份將被捕者放出來。由她傳達給高佩瑜的條件是，事后由軍統安排高佩瑜立刻乘船離開上海，經由香港去后方，讓高佩瑜的心愿立刻達成。

地方倒不是她選的——雖然她覺得國際飯店很危險但也很安全，眼皮子底下，她膽子大就沒有人敢懷疑她——是德堂選的，理由是管豐澤樓的余清源也是自己人。

她提前一天把藥給了高佩瑜，高佩瑜灌醉了晴氣之后，趁鄧云瀚不備給鄧云瀚酒杯里倒進去，白色無味的粉末，化在白酒里還化得更快，簡直是酒代法。等鄧云瀚暈過去之后，藏在外面走廊上的她再進去，確定鄧云瀚沒知覺之后拍照——那藥能讓她和高佩瑜隨便擺布鄧云瀚，說是鄧云瀚欲對高佩瑜行不軌都可以——拍完了，再給鄧云瀚來一針解藥，然后就可以說說話了。

她當然沒有光是威脅他，她給了他三千美金的獎勵，甚至許諾他想跑去香港都可以——這話是德堂建議的，她覺得如果鄧云瀚聰明就不會去香港，誰知道會不會有人把他從船上推下去？還不如就此投誠來得安全——胡蘿卜加大棒，她覺得這樣最好。看今天鄧云瀚的樣子，她完全相信自己可以順利把那位同仁救出來——鄧云瀚剛醒酒沒多久就著急忙慌地跑上去了，她才不問鄧云瀚為此要作什么、冒什么風險，橫豎他是自擔風險，出了事他們大可以干掉他，做不干凈他第一個受害，她的任務只到把那位同仁送走，一切就平安無事。

當然這里面算來算去就是沒計算鄧云瀚也可能上去就立刻交待自己的錯，說有抗日的人設局他，就在樓下坐著，然后讓憲兵隊來抓她。這當然可能，她知道，但以她對鄧云瀚的了解，她判斷不會。何況這個點了，能處理這件事的日本人都走了，鄧云瀚就是想調動人也要等到明天早上，而他現在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