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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哪里不對，所以今天是這樣呢？是從祖父分家開始？還是從祖父病死在最后一筆財產劃分完畢開始？是從父親和母親結婚開始？還是從母親身體不好二十四歲生下自己就再難懷孕開始？是從父親流連長三書寓開始？還是從父親一再被人發現醉倒在酒桌上搖也搖不醒只能送回來開始？是從母親和父親大吵大鬧開始？還是從父親雖然拒不料理家務卻允許自己去上新派女中開始？是從自己考進了大學父親卻笑得一臉愁苦開始？還是從父親無論如何要買現在這套洋房開始？

他賣了鋪子，賣了另外兩處房子，賣了鄉下的五十畝水田，后來又買了三十畝，換來錢干了什么她不知道，父母都不記賬，最后都說不清楚，有時臨時借了錢連字據也沒有，仿佛對方來要債是空口一說是什么就是什么。然而不等她管賬，她就知道，她父親裴中衍臨死前做的最對的事情、也許也是唯一一件對的事情，就是買了現在這套洋房。夠大，夠漂亮，夠安全，法租界，凡爾登花園。

萬不得已，她終歸可以把客房租出去。父親當時也許沒想過這一點，也許也想過，她不知道了。因為買完這套房子，回來和母親一說，說完又吵一次架，他就走了。十天后死在總去的長三堂子里。

從出生到父親去世，父女相處的時光稀少短暫，父親做的種種事，對自己做的是好是壞已經說不清了。仿佛隨著時間流逝、世事劇烈變遷，小時候他帶給自己的快樂也逐漸消散，年少時他帶給自己的傷害也逐漸隱退。現在只剩下她和母親了。對于母親，她心里是那樣復雜，有深刻難言的愧疚——仿佛她因一般的血脈就成了父親留下來的還債者——也有一樁一件的埋怨，還有太多難以言表的不理解。她不希望母親這樣那樣，又舍不得母親不這樣那樣，一定是小時候不曾學會說出口，現在就只懂得把眼淚往肚里咽。

從小如此，長大如此，呼吸著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如此。也許——她望向窗外的陽光——唯一快樂過的時光，就是上高中的時候，和湯玉瑋在一起的時候。和湯玉瑋在一起的時光很快樂，怎么想都是這樣。那天是轟炸，她還和湯玉瑋在一起，于是甚至都不覺得轟炸可怕了。而父親去世的那天，那是個平靜的熱天，她還在上學，還獲得表揚了，可因為又是自己一個人了，這重擔掉下來，她連叫都沒有叫一聲，就背上十字架了。

啊，湯玉瑋，那個玉雕的人兒。后來再沒有湯玉瑋的消息了，只記得是去了美國。大洋彼岸的美國。不知道現在她好不好？

眼下，湯玉瑋不在西雅圖，不在華盛頓不在費城不在舊金山，不在她本該在的紐約晨邊高地，不在任何一個裴清璋會知道、來日會爛熟的美國城市，就在上海，正走出卡爾登大戲院，把采訪用的紙筆放回包里，拉一拉麂皮挎包的肩帶，視線越過馬路牙子下停著的大小車輛，左顧右盼，穿越重重車流，往街道對面走去。然而走到了對面人行道上，她又停住腳步、轉過身來看了看戲院的大門，窗欞雖然很中式，可陽臺和立面總讓她想起西部電影，想起美國西部那些手持□□、滿嘴嚼煙草的牛仔，想起那種快意恩仇。

啪！啪！手都不用從腰間拿起來，又快又準。

想來，二十六年的時候，周信芳就在這兒一口氣演了三十三天的《明末遺恨》，“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好氣節！然而現在，歌舞升平依舊，叫人說不清這是個什么人間。

要不是她知道，她簡直要懷疑那些日本人來了上海也會被遠東巴黎的紙醉金迷給吞沒、忘了大東亞的重重美夢。

敲碎他們的夢需要兇狠的鐵錘。

穿街過巷，她走得很快。有路人側目，也有完全不在乎的——一看就是個記者，跑得快是應該的。但她只是一個側身走進法租界不起眼的背巷深處的咖啡館，里面除了顧客全是禮貌的白俄。她是熟客，進去落座，金發的俄國侍應生上來用上海話問點單，她用英語點拿鐵。等他離去，她從包里拿出鉛筆和信箋紙，開始寫稿。這是她的專長，善于寫，寫得很快，這里是她的西部，她是在這里做到又快又準的。她不需要相機，通過文字就能呈現畫面。要是給了她相機——那要看當天是哪一家報館這樣慷慨——給她雙份的工錢都算是便宜。

今天這家是《劇場新聞》，沒什么錢，但是湯玉瑋喜歡他們。后臺有什么，觀眾怎么想，她永遠能把握好劇場的神秘與解密之間細微但是吸引人的那條絲線，而《劇場新聞》也從不逼她越界。

咖啡上來，她快速地抬頭微笑著說一聲謝謝，又立刻低下去盯著稿紙，十分忙碌的樣子。未幾又從包里取出香煙和火機，看也不看地往唇上一放，一點，火光不如紅唇來得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