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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真實的楊家將有多厲害？

歷史上真實的楊家將有多厲害？

在中國戲劇舞臺上，演繹楊家將故事的劇目可謂數不勝數，能查到劇名的大概有幾十種之多，其中較為著名的如《穆桂英掛帥》、《四郎探母》、《百歲掛帥》、《李陵碑》、《清官冊》、《楊八姐游春》、《三岔口》、《擋馬》等等，這些故事，以宋遼戰爭為背景，刻畫了楊家一門忠烈的故事。楊家將的故事有歷史原型，但又經過夸大和杜撰，直到成了現在我們所知道的楊家將。那么，歷史上真實的楊家將是什么樣子呢？

五代十國時，政權更迭頻繁。公元979年，宋太宗親征北漢，北漢滅亡。北漢將領楊業也隨北漢降宋。楊業本名叫楊崇貴，他年少時很受劉崇的看重，劉崇以其為養孫，改名為劉繼業。劉繼業先擔任保衛指揮使，以驍勇著稱，以功升遷到建雄軍節度使。由于劉繼業戰功卓著，所向無敵，國人號稱無敵。然而劉繼業在北漢30多年的戰績卻湮沒在茫茫的歷史長河中，《宋史》和《遼史》均缺乏這方面的記載，《宋史》中提到宋軍幾次與劉繼業的交鋒，全是以劉繼業的失敗而告終。在《續資治通鑒》中，僅僅提到劉繼業在太原城頭苦戰防守，甚至北漢主劉繼元投降以后，還在堅持戰斗，直到宋太宗派劉繼元親自招降，劉繼業才大哭解甲歸降。同時期的《九國志》曾經記載過劉繼業的功績，但是遺憾的是其中關于這段歷史的記載沒有流傳到今天。《遼史》中有遼將耶律斜軫責問楊業說：汝與我國角勝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見。可見劉繼業在北漢時期主要的對手是遼國。雖然北漢一直臣事遼國，但是處于強勢的遼國經常侵掠北漢的邊境，劉繼業為北漢守邊，估計經常與來犯的遼軍交鋒，雖然規模不大，但三十余年未處下風，這樣的經歷讓劉繼業積累了邊防的豐富經驗。

宋太宗素知劉繼業威名，授予他左領軍大將軍、鄭州防御使。劉繼業歸宋以后，復本姓楊，單名業。后來，楊業因功升云州觀察使。以后遼國望見楊業的旌旗，就不戰而走。守邊的主將忌楊業威名，屢次向宋太宗上書，誹謗楊業。宋太宗封其奏交給楊業，以表示對楊業的信任。雍熙三年，宋太宗派出三路大軍征討遼國，其中潘美為西路軍主將，楊業為副將。起初各路進展順利，楊業一路奪取了遼國的寰、朔、云、應四州，但主力軍中路曹彬失利。宋太宗命令各路人馬班師，后又命潘美等率領大軍將收復四州的民眾遷移到內地。此時，遼蕭太后又領兵十萬奪回寰州。楊業愛民，認為當務之急在于護送四州人民遷移。現遼已大兵壓境，應避免與之正面沖突。監軍王詵不懂軍事，反而斥責楊業貪生怕死。

最后楊業力爭不果，只能冒險出擊，他和潘美做了約定，在陳家谷口埋伏人馬，萬一兵敗也好救援。楊業出兵后不敢輕戰，久未回還。潘美與王詵以為遼軍敗退，欲搶功勞，竟率軍離開谷口，來會楊業。此時楊業已敗退，潘美見勢不妙，棄陳家谷口逃走。楊業且戰且退，至谷口已傍晚。本以為伏兵四起，定殺遼軍個措手不及，不料竟空無一人。楊業無奈，只得率眾守住谷口死戰。此時，楊業之子楊延玉也已戰死。部下也僅剩百余人。楊業知必死，叫部下散了，自己死守。楊業素與士卒同甘苦，無人愿退縮。最后全部壯烈殉國，無一生還。楊業身受重傷，仍殺敵數十，最后因馬受傷被俘。楊業寧死不屈，后絕食而死。而非戲劇小說中的撞死在李陵碑前。

楊業死后，朝野義憤。宋太宗削去潘美三個虛銜。王詵被開除軍籍。楊業有七個兒子，但并非個個都驍勇善戰。除楊延玉戰死外，楊延昭（即楊六郎）曾長期在今河北地區與遼作戰。他所駐守的保州（今河北保定）高陽關離三關口很近。楊六郎之子楊文廣，曾抗擊西夏，后來也在今河北地區抗遼。宋史有楊業、楊延昭傳。至于楊門女將，不見史料有載。是否真有其人，就不得而知了。

“楊家將”故事發生在北宋初年，在北宋中葉就已迅速流傳于天下。北宋著名文學家歐陽修在《供備庫副使楊君墓志銘》中寫道：“父子皆為名將，其智勇號稱無敵，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兒野豎，皆能道之。”這里的父子就是指楊業和楊延昭，這位供備庫副使楊君，叫楊琪，其祖父是楊崇勛，楊業是其伯祖。另一位名列唐宋八大家的著名人物蘇轍也寫過一首《過楊無敵廟》，蘇轍也是北宋人，離楊業去世的年代并不算太遠，他的詩從另一個側面證實了楊家將故事在宋代的影響力。

到了南宋，民間藝人把楊家將故事編成了話本，在民間越傳越盛。最具代表性的當屬南宋遺民徐大焯所著的《燼余錄》，書中把與楊延昭同時代的將領楊嗣的功績安到了楊延昭身上，又創造出了楊宗保，還構想了楊家父子舍命救援宋太宗的情節。到了元代，楊家將故事形式又有新拓展，出現了雜劇，比如《昊天塔孟良盜骨》等。到了明代，楊家將故事進一步豐富，出現了《楊家將演義》、《楊家將傳》，楊家將故事以小說、評書的形式廣泛流傳。這些故事反映的時間跨度加大，從宋太祖趙匡胤登基一直寫到宋神宗趙頊，約100年的歷史，編撰了楊家祖孫世代抗敵的英勇故事。

明朝中后期，楊家將成了借古言今的最好武器。民間藝術家在傳說和戲曲的基礎上，改編出歷史演義小說，如明代紀振倫的《楊家將通俗演義》，加上清代熊大木的《北宋志傳》，這兩部書使得楊家將故事定型，為后來的戲曲和說唱文學提供了豐富素材。明清兩代，戲曲舞臺上以楊家將為題材的劇目就有360出之多。直到今天，京劇和其他地方劇種還經常上演《四郎探母》、《穆桂英掛帥》等劇目。這些小說和戲曲，與歷史事實出入已經很大，成了英雄傳奇。楊家將的故事已經偏離歷史原貌了！

貍貓換太子的故事是歷史事實嗎？

貍貓換太子的故事是歷史事實嗎？

宋仁宗趙禎（1010～1063年），是宋真宗第六子，乾興元年（1022年）即位，由劉太后垂簾聽政，明道二年（1033年）劉太后死后，他開始親政。在位時間為1022～1063年，仁宗在位42年，是兩宋時期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關于宋仁宗趙禎的身世，有一種流傳至今的說法，這就是“貍貓換太子”的故事：劉氏、李氏在真宗晚年同時懷孕，為了爭當正宮娘娘，劉妃工于心計，將李氏所生之子換成了一只剝了皮的貍貓，污蔑李妃生下了妖孽。真宗大怒，將李妃打入冷宮，而將劉妃立為皇后。后來，天怒人怨，劉妃所生之子夭折，而李妃所生男嬰在經歷波折后被立為太子，并登上皇位，這就是仁宗。在包拯的幫助下，仁宗得知真相，并與已雙目失明的李妃相認，而已升為皇太后的劉氏則畏罪自縊而死。

這一故事經過千年的演繹流傳，幾乎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京劇、蒲劇等有《貍貓換太子》、《遇后》、《打龍袍》，梨園戲有《陳州賑》，漢劇有《拷寇珠》，秦腔有《抱妝盒》，淮調有《斬郭槐》，演繹的都是這個傳奇式的故事。雖然內容各有不同，但卻大同小異。那么，貍貓換太子的故事在宋朝真的發生過嗎？

在《宋史》中對宋仁宗身世的記載是這樣的，《宋史·仁宗本紀一》：“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諱禎，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母李宸妃也。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生。章獻皇后無子，取為己子養之。”《宋史·仁宗本紀二》：“明道元年春二月……丁卯，以真宗順容李氏為宸妃，是日妃薨……夏四月丙申朔，出大行皇太后遺留物賜近臣。壬寅，追尊宸妃李氏為皇太后，至是帝始知為宸妃所生。”也就是說宋仁宗的確是李宸妃之子。

《宋史·后妃上》還記載了李宸妃與后來的劉皇后的這段公案：

李氏本是劉后做妃子時的侍女，莊重寡言，后來被真宗看中，成為后宮嬪妃之一。在李妃之前，真宗后妃曾經生過5個男孩，都先后夭折。此時真宗正憂心如焚，處于無人繼承皇位的難堪之中。據記載，李氏有身孕時，跟隨真宗出游，不小心碰掉了玉釵。真宗心中暗卜道：玉釵若是完好，當生男孩兒。左右取來玉釵，果然完好如初。后來，李氏的確產下一個男嬰。真宗中年得子，自然喜出望外。仁宗趙禎還未來得及睜開眼睛記住自己親生母親的容顏，便在父皇真宗的默許下，被一直未能生育的劉氏據為己子。生母李氏懾于劉后的權勢，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孩子被別人奪去，卻不敢流露出任何不滿情緒，否則不僅會危害自身，也會給親生兒子帶來災難。

真宗去世后，趙禎即位，也就是宋仁宗。昔日的劉皇后成了劉太后，臨朝輔政，又掌權后宮，眾人都不敢冒著殺頭的危險來挑明這個真相，只能眼睜睜看著仁宗母子不相認。天圣九年，仁宗生母李宸妃病危，劉太后晉升她為宸妃。次年，李宸妃去世。劉太后本想只以妃子之禮下葬李宸妃，可是宰相呂夷簡卻上書給劉太后說，仁宗現在雖然并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李宸妃，可是在太后百年之后，一定會有人向仁宗稟告實情的，如果仁宗因此怪罪太后家人，那就不是誰可以控制的了，所以應當以一品禮安葬李宸妃，那時即便誰要說什么壞話，仁宗也不會拿劉家怎么樣的。劉太后認為宰相呂夷簡言之有理，于是就下令以一品禮安葬李宸妃。宰相呂夷簡又暗中吩咐內侍押班給李宸妃穿皇后裝入殮，并使用水銀裝箱，劉太后也一一默許了。李宸妃的喪禮因此舉行得極為隆重。

1033年，劉太后死后，宋仁宗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誰。其震驚無異于天崩地陷。他抑制不住內心的悲傷，一面親自乘坐牛車趕赴安放李宸妃靈柩的洪福院，一面派兵包圍了劉后的住宅，以便查清事實真相后做出處理。此時的仁宗不僅得知了自己的身世，而且聽說自己的親生母親竟死于非命，他一定要打開棺木查驗真相。當棺木打開，只見以水銀浸泡、尸身不壞的李宸妃安詳地躺在棺木中，容貌如生，服飾華麗，仁宗這才嘆道：“人言豈能信？”隨即下令遣散了包圍劉宅的兵士，并在劉太后遺像前焚香，道：“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言外之意就是劉太后是清白無辜的，她并沒有謀害自己的母親。

所以，從《宋史》中的記載來看，歷史上不存在“貍貓換太子”一事，李宸妃也沒有流落到民間。那么，為什么會出現包拯為李宸妃鳴冤這樣的故事呢？包拯是《貍貓換太子》中的重要人物，但是，在歷史上，他與這樁公案無任何聯系。包拯于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考中進士，踏上仕途，開始做建昌知縣、天長知縣、端州知州等地方官，自然無從參與宮廷斗爭。到他進入中央政府，仁宗已經親政很久了。包拯使“貍貓換太子”一事大白天下只是戲劇小說中的演繹而已。

李師師在北宋滅亡后結局如何？

李師師在北宋滅亡后結局如何？

宋徽宗趙佶(1082～1135年)，在中國歷史上可以說是一個昏庸的皇帝，他崇奉道教，任用蔡京、梁師成、李彥、童貫、朱、王輔等，時稱六賊。政治腐敗，民不聊生。但是他卻是一位出色的畫家和書法家。他畫的花鳥、人物、山水，描繪工細入微，尤善花鳥畫，設色均凈，富麗典雅，筆墨精妙，造型生動，神形兼備。除擅長繪畫外，還兼善書法，風格挺健秀麗，稱瘦金體，在書法史上獨樹一幟。趙佶一生生性輕浮，除了愛好繪畫和書法外，他還嗜好女色如命，甚至，他竟然到青樓中幽會歌妓李師師。

李師師，生卒不詳，北宋末年汴京名妓。本姓王，四歲時亡父，因而落入娼籍李家，改名李師師。據載，她氣質優雅，通曉音律書畫，芳名遠揚開封城。當時的文人的筆記小說中記載著她與不少文人如周邦彥、晁沖之等人的交往。清人史夢蘭有詩：“宋史高標道學名，風流天子卻多情；安安唐與師師李，盡得承恩入禁城。”宋徽宗在位期間，自政和年間以后，也常微行出游，乘小轎子前往李師師家。由于李師師深得徽宗寵信，后來徽宗索性把她召入內宮，冊封為瀛國夫人。李師師以枕邊風，權勢傾朝野，相傳聚眾梁山泊起義的宋江，打算歸順朝廷時，想利用李師師與徽宗的關系，也偷偷進入汴京訪李師師。宣和七年十二月，金兵進逼開封，徽宗將皇位讓給太子欽宗。李師師失去靠山，“廢為庶人”，并被驅出宮門，地位一落千丈。據《李師師外傳》，她為了免禍，曾匯集徽宗賞賜的錢財，獻給官府，以助河北軍餉，并自乞為女道士。靖康元年，欽宗下令籍沒李師師家。《三朝北盟會編》載“靖康之年，尚書省直取金銀，奉圣旨：‘趙元奴、李師師，曾經抵應倡優之家，逐人籍沒，如違并行軍法’”。不久，汴京淪陷，北宋滅亡。經過這次變故，權勢傾天的李師師成了一貧如洗的平民女子。不久，金兵第二次圍攻汴京，并俘虜徽、欽二帝和趙氏宗室多人北返，而李師師的下落也變得眾說紛紜，撲朔迷離了。

李師師其人其事，頻見于宋人筆記，綜觀歷代記述，有關李師師的下落，大致有三種說法。

殉節說：有一本佚名的《李師師外傳》，說金人攻破汴京后，對這位芳名遠播的名妓“必欲生得之”，費了很大周折，還是由大漢奸張邦昌幫著找到了她。宴席之上，李師師慷慨陳詞，痛罵張邦昌，而后吞金簪自殺。臨死之前，她大罵張邦昌：“師以賤妓，蒙皇帝眷，寧一死無他志。若輩高爵厚祿，朝廷何負于汝，乃事事為斬滅宗社計？”清朝人士黃廷鑒《琳瑯秘室叢書》也據此稱贊她的殉國行為是大丈夫氣概的表現，“師師不第色藝冠當時，觀其后慷慨捐生一節，饒有烈丈夫概，亦不幸陷身倡賤，不得與墜崖斷臂之儔，爭輝彤史也”。認為這一行為將在歷史上永放光芒。后世的通俗小說多沿襲這一說法。但對于這一記載，大多數學者表示懷疑，認為不過是后人借塑造李師師這一形象諷喻當世。

被俘北上說：李師師在汴京失陷以后被俘虜北上，到了北國咸州一帶，被迫嫁給一個病殘的老軍為妻，最后凄涼悲慘地死去。后世的通俗小說不少沿襲這種形式的說法。但小說的作者主要是借人借事來抒發亡國的感慨，恐怕沒有什么事實依據，因而學者多對此說持有異議。

老死江湖說：《青泥蓮花記》記載：“靖康之亂，師師南徙，有人遇之湖湘間，衰老憔悴，無復向時風態。”張邦基《墨莊漫錄》書中稱李師師被籍沒家產以后，流落于江浙一帶，有時也為當地士大夫唱歌，“靖康間，李生與同輩趙元奴及筑毯吹笛袁、武震輩，例籍其家。李生流落來浙，士大夫猶邀之以聽其歌，憔悴無復向來之態矣”。清初陳忱《水滸后傳》繼承了這一說法，說李師師在南宋初期，流落臨安（杭州），寓居西湖葛嶺，操舊業為生，“唱柳耆卿‘楊柳外曉風殘月’”。宋代評話《宣和遺事》也有類似記述，但添加了“后流落湖湘間（今湘南一帶），為商人所得”。宋人劉子《汴京記事詩》云：“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縷金檀板今無色，一曲當年動帝王。”這個說法，凄凄切切，充滿惆悵之感，頗有“門前冷落車馬稀”和“落花時節又逢君”的苦味，很可能是時人的借托。

據情理分析，似乎最后一種說法較合情理。在汴京失守前，實際上李師師已廢為庶人，當了女道士，她藏匿于民間，流落于江浙、湖湘一帶是可信的。金軍攻陷汴京后是根據降臣官員提供的名單索取皇宮妃嬪的，而李師師已不在京城，不可能在名單之內，因而說她被點名索取或被擄北國是不成立的。當然，李師師是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女子，有關她的傳聞，不免有許多臆測和訛傳的成分。因而她的歸宿究竟如何，恐怕永遠是難解之謎了。

王安石與司馬光的是非恩怨之謎

王安石與司馬光的是非恩怨之謎

王安石與司馬光都是北宋中后期著名的政治家。他們曾經是相互傾慕的朋友，只是由于后來的政見不同而成為一對政治冤家。他們各自恪守自己的政治理想，毫不妥協。但他們又保持著對對方人格的尊重，也許用清代大詞人納蘭性德《木蘭辭》來形容王安石和司馬光的關系，再恰當不過：“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等閑變卻故人心，卻道故人心易變。”

司馬光與王安石的好友關系持續了很長時間。司馬光《與王介甫書》中寫道：“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為友；然自接侍以來，十有余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之無一日之雅（交往）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游處相好之日久”，“平生相善”。他們都蒙受過歐陽修的教誨和舉薦，又同與北宋大詩人梅堯臣結為忘年之交。他們還一起在包拯也就是著名的包公包青天手下，擔任群牧司判官，包拯則是他們的頂頭上司—群牧使。

據《邵氏聞見錄》所引司馬光的《齋記》記載，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評價為：“好讀書，能強記，雖后進投藝及程式文有美者，讀一過則成誦在口，終生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錯意，文成，觀者皆服其精妙。友愛諸弟，俸祿入家，數月輒無……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人莫能。始為小官，不汲汲于仕進。”《邵氏聞見錄》稱“荊公（王安石）、溫公（司馬光）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這些共同的品格和志趣，使得他們互相“傾慕之心，未始變移”，就連租賃住宅，王安石也寧愿和司馬光做鄰居。

在王安石即將被起用之際，司馬光在寫給王安石的信中說：“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令致，生民咸被其澤矣！”這年五月，司馬光發現好友呂誨袖中藏有彈劾王安石的文章，非常不理解，對呂誨加以勸阻后，回到學士院默坐終日，想不出王安石有何“不善之跡”。

在他們各自的文集中，至今仍保留著許多互相贊賞的詩賦。王安石與司馬光友誼的頂點是在他們共同擔任館職—皇帝文學侍從的時期。《宋人軼事匯編》記載“王荊公、司馬溫公、呂申公、黃門韓公維，仁宗時同在從班，特相友善。暇日多會于僧坊，往往談終日，他人罕得預，時目為嘉四友。”

但是，好景不長，兩人因為政見不同發生了分歧。1067年，皇太子趙頊繼位，是為宋神宗。當時朝廷將要舉行春季祭天大典。由此，引發了王安石與司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爭論。當時，王安石與司馬光二人已經先后被任命為翰林學士。王安石一次沒有推辭便接受了此項任命；而司馬光則是在皇帝下令不許推辭的情況下，接受了任命。王安石認為：“國家財政狀況不好，不是當務之急，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因為沒有善于理財的人。”司馬光反對：“你所謂善于理財者，不過是巧立名目，在百姓頭上增加捐稅而已。”王安石說：“不然。善于理財者，可以不增加捐稅卻使國庫充盈。”司馬光大不以為然：“天下哪里有這個道理？天地所生的錢財萬物，不在民，就在官。設法從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奪，比增加捐稅還壞。這實際上就是當年桑弘羊之流蒙騙漢武帝的那套說辭。”

從后來發生的情況判斷，皇帝很可能有過短暫的猶豫，但最終還是支持了王安石的變法主張。1069年，即宋神宗熙寧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著名的熙寧變法開始了。

當司馬光發現改革可能會給國家帶來巨大的災難時，他開始用激烈的言詞彈劾王安石；而作為好朋友，他又三次給王安石寫信，勸諭王安石不可“用心太過，自信太厚”，借“以盡益友之忠”。王安石在與宋神宗的談話中，力排司馬光的非議；但對這位好友，又“賜之誨筆，存慰溫厚”。眼見無法改變局面，又與王安石因變法事絕交，司馬光堅辭樞密副使，離開權力中心，來到當時的文化中心洛陽專心修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