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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國華：《劉歆謀反事件考論》，載《史學月刊》2016年第5期

趙貞：《漢唐天文志書中的“白衣會”》，載《中國典籍與文化》2011年第3期

（日）阿部幸信：《論漢朝的“統治階級”：以西漢時期的變遷為中心》，載《臺大東亞文化研究第一輯》；《“統治系統”論的射程》，載《早期中國史研究》第三卷第一期

后記與致謝

王莽的面目一直晦暗不清。

貼在他身上的標簽，有圣王、篡位者、騙子、偽君子、政治家、改革家、早期社會主義者、空想社會主義者、左派儒教士等等，網絡上還有人不無褒義地稱他是“穿越者”。20世紀以來，因為社會觀念的激蕩，對王莽的不同評價像一只劇烈擺動的鐘擺，還會出現“欲言又止、矛盾反復” 1 的狀況。

這當然有歷史觀念演進的原因。社會從古代跨入近代和現代，對歷史人物的評價發生變化很正常。但王莽更為典型，不同觀念和立場的人，都能從王莽身上看到自己所反對或擁護的一面。夸張一點講，思想界每出現一個新的流派或學說，王莽就會多一個新的標簽。

這就使王莽具有一種特殊的魅力。眾所周知，王莽的史料相對較為單一，雖然也有一些出土文獻，但主要來自《漢書》諸篇，特別是最后一篇《王莽傳》，班固以空前龐大的篇幅為王莽立傳，名為“列傳”，實為“本紀”。班固既要以王莽“總結”前漢，又要以王莽“發端”后漢，還要在呈現史實的同時維護東漢官方對王莽的定性。這使得《漢書·王莽傳》成為一部包含著微言大義的政治文本，即使是百分百的信史，但一定經過篩選，蘊含褒貶，給后人認識王莽蒙上了一層厚厚的面紗。

因此，嘗試描繪出王莽的多重面貌，成為我這次寫作的直接動機。我想不妨擱置對王莽“蓋棺定論”的沖動，回到他身處的時代，置身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環境，站在兩漢之交時人對歷史經驗、對公平正義的理解上，具體地看他的理想志業、人格表現、家庭關系、政治行動、改革措施，不以好壞是非、科學迷信等后見一概而論，而是借助他的行跡來探討更深入的問題。因此，彌漫在漢代空氣里的天人感應、祥瑞災異、符命讖緯，就成了一個很必要的通道。

書寫王莽的另一個動機是儒家經學。儒家從先秦諸子之一，到西漢逐漸成為皇朝的經學，直至推動王莽的崛起，這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但是，理解儒家經學，并不能只依靠儒家經典的文本，只閱讀原文和注疏是不夠的。與王莽這個人物一樣，經學也應該被放置在具體的歷史演進中，才能呈現儒家在這一時期的使命與成敗。王莽與經學成為兩條明暗交織的線索。當然，經學是中國古典學術皇冠上的明珠，難度大，爭議多，在本書中我無意也無力進行全面深刻的把握，只是盡可能將其與王莽成敗的關系大概勾勒出來。

剩下的問題，就是如何通過敘事來實現了。這個關于王莽的“歷史非虛構”或者干脆說“歷史報告文學”，應該怎么寫？

對我而言，“歷史非虛構”本身是一個矛盾體。既然是歷史，當然不允許虛構；但“非虛構”這一文體追求敘事的戲劇性和在場感，人物要生動，細節要豐盈，要有文學的感覺。總的來說，它不是戲說歷史，也不是學術研究，更不是史料翻譯，而是介于歷史寫作和文學寫作之間的獨特文體。

“歷史非虛構”承載的使命不是學術研究，而是吸引更多人來關注這個話題，如果因此引發讀者的興趣，他會去閱讀更專業、更嚴謹的學術著作。但“歷史非虛構”也應盡可能吸取學術成果，傳遞可靠、豐富、前沿的歷史知識。

最終，我只能在“客觀史實、文學敘事、經驗識見、個人褒貶”這四個維度上盡可能求得平衡，戴著鐐銬跳舞。這其中，經驗識見、個人褒貶均受制于自己有限的閱歷和眼界，不免陋見。但關于客觀史實、文學敘事這兩點，不妨多說兩句。

一是史料辯證的邏輯。打個比方，寫作“歷史非虛構”，就像下屬給上級寫調研報告。上級對這個題材或是有所了解，或是有些興趣，但沒有工夫去實地調研（研讀原文、了解前沿成果），才需要派人去寫調研報告。而下屬在調研中，所聞所見未必都是真的，古書不見得都正確，有些是古人的偏見，有些是記錄或流傳的錯誤。因此下屬還要多渠道去了解，包括歷代學者的故識和出土文獻的新知，辨析真偽，查漏補缺，最終還要給上級提出見解，以資參考。因此，呈獻給“上級”讀者的文本，需要有增值、有側重、有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