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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城,似乎從未如現在這般繁華過。建國初的一段日子里,長安城內,未央宮前,時不時有人操著各地方言,輾轉前來,要親自給皇帝獻上最新鮮的符命,報上剛發現的祥瑞。
各地官員奏報上來的符命和祥瑞,更是數不勝數。
畢竟王莽一開國就給獻符命的人封了侯。封侯,許多官僚和武將一輩子也掙不到,而獻符命既不需要有功,也不介意出身,是無本萬利的好事。
獻符命的人如此之多,連那些愛惜羽毛的人,彼此也會開玩笑說:“獨無天帝除書乎? ” 13 意思是:你手里怎么沒有天帝給的天書呀?
曾經巍巍赫赫的符命,到此地步,已經和野語村言差不多了。符命所蘊含的神圣和權威也在一天天流失。
五威司命陳崇注意到這個情形,不無憂慮地稟報皇帝說,“這種事情大開奸臣謀取私利之路,淆亂天命,應該斷絕其根源。”
王莽頷首,對此他也很厭惡。沒當皇帝的時候,符命由民間自發獻上是最好的;但如今當了皇帝,符命就不應當由民間來發起,而該由朝廷管控。
皇帝于是安排尚書大夫趙并負責這件事,從此以后,只以五威將帥正式頒布的四十二個符命為準,民間嚴禁發現新的符命,嚴禁私獻符命,違者下獄。
這是新朝建立后在合法性上遭遇的第一個挑戰,而且挑戰來源于內部。因為符命被說成上天所降,那么朝廷怎么有資格禁止呢。但不禁止,就會有人利用符命來謀求封侯封官,甚至反對皇帝。
禁令起初還是有效的,那些爭先恐后的人群頓時作鳥獸散,想必他們會懊惱為什么不早點獻符命吧。
時間一晃,到了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皇帝正在有條不紊地推行改制,其間,貨幣改制引起了不小騷亂,與匈奴也因為更換印璽產生了沖突。
面對這些事件,皇帝似乎對他親手搭建的執政班底并不信任。按理說,大司馬、承新公甄邯是三公之首,理應承擔更多行政方面的工作,但《漢書》此時已經沒有他行政活動的記錄。種種跡象表明,皇帝親自選派中級官員和將軍來處理這些事務,可能把三公都晾起來了。
作為政壇老人,甄邯能辨識出皇帝正在疏遠幫助他登基的功臣,著手拔擢使用年輕的大臣,眷顧王氏家族的后生。
甄邯大約看得比較開,既已位極人臣,正好告別案牘勞形。甄邯的兄長甄豐就不一樣了。早在漢平帝時期,他就已是三公之一的大司空,居攝期間擔任太阿右輔,是王莽當時的左膀右臂,常常和王莽商量政事到深夜,人稱“夜半客,甄長伯 ” 14 ,主持呂寬案時牽連構陷不遺余力。但在新朝,他卻僅被安排為“四將”之一的更始將軍,且與賣餅的王盛、守城門的王興同列。
表面上看,甄氏家族在新朝很顯赫,除了甄邯、甄豐兩兄弟,甄豐的兒子甄尋現在是京兆大尹,加官侍中,封茂德侯。不過,甄氏家族內部如果經常走動,理應會表達彼此的不滿。特別是甄豐,想起翟義起兵的時候,是他親自帶著兵器在宮中晝夜巡行,保衛王莽,如今換來這種待遇,怎么能不憋一肚子氣呢。
王莽登基后,深居省禁,甄邯、甄豐已經不容易見到他了。甄尋擔任侍中,還能經常侍從左右。對父親和叔父的境遇,甄尋也頗覺心寒。他大概從內心里認為,若沒有甄氏兄弟的襄助,王莽哪能這么容易登基呢。出于對王莽的熟悉,他發現雖然朝廷已禁止私獻符命,但王莽對符命仍然篤信不疑。甄尋于是琢磨了一個法子。
這個法子和當年呂寬、劉宇等人的想法差不多,呂寬想用災異嚇唬王莽,而甄尋想用符命操縱皇帝。
從后來發生的事推測,甄尋并不是一個人琢磨的,而是和劉歆的兩個兒子隆威侯劉棻、伐虜侯劉泳,大司空王邑的弟弟、五威將軍、掌威侯王奇,以及劉歆的學生、騎都尉、侍中丁隆等合謀商議,這幾個人在當時都屬于中生代。當然,此事真正的主謀當是憤憤不平的甄豐。
于是此后有一天,甄尋突然向皇帝上奏,說發現一道新的符命。
考慮到禁止私獻符命的法令頒布不久,甄尋可能做了解釋。這道符命的意思是,當年周朝初建,周公居東,召公居西,兩人分陜而治。周、召都是周朝道德高尚的大臣,《詩經》里的“周南、召南”就是從他倆而來。如今,新朝恢復周代圣治,也應分陜而治,由甄豐為右伯,太傅平晏為左伯。
這道符命,大概率是根據公羊學所造,因為《公羊傳》里記得很清楚:
自陜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陜而西者,召公主之。 15
《禮記》里也有“周公左,召公右 ”的說法,所以,甄尋想以這種方式抬高父親的地位,而且還謙虛了一下,把同樣被皇帝掛起來的平晏抬得更高,比照周公,稱為左伯;甄豐比照召公,稱為右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