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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并完成改制，是王莽稱帝之前給天下、給神祇許下的承諾。上天頒布符命給他，朝野的臣民擁戴他，是盼望著他能夠改制到底，從而建立太平世，恢復堯舜的三代之治。

皇帝把劉快謀反的竹簡拿到一邊，不再理會，轉而拿起另一份竹簡。這是皇帝昔日被罷免大司馬之職時，繼任者師丹給漢哀帝上的一封奏疏，那里面詳細描述了一項夭折的改制措施：

古之圣王莫不設井田，然后治乃可平。 1

漢世創造了宏偉的基業，但卻因為沒有解決土地兼并問題，以致丟掉江山。所以新朝一定要解決，辦法就是恢復井田制 2 。王莽思忖，師丹的這封奏疏當年確實頒布了，但為什么沒有執行呢？

一來，漢哀帝帶頭不遵守，他讓官民限田，自己卻一次就劃給董賢兩千頃田產。二來，限田令雖然下達并重申了多次，但是大家百般抵制，敷衍塞責，漢哀帝一死，就不了了之。到了漢平帝元始年間，王莽當宰衡的時候，也曾重訂過奴婢田宅制度，但當時沒有訂出細則，也沒有專意去推廣。

現在已經是新朝，新朝新氣象，皇帝決不會重蹈漢哀帝的覆轍。

與之相關的是奴婢問題，如果儒家只用一個字概括自己，那一定是“仁”。仁者愛人，大量的私人奴婢造成了人和人的不平等，董仲舒就曾經建議禁止主人擅殺奴婢，說明任意殺害奴婢并不鮮見。而且，奴婢問題和土地問題根本上有關聯，一個人土地被兼并了，就會不得不賣身當奴婢。因此，倘若將田地平均分配，施行井田制，奴婢問題也就能迎刃而解。

況且，王莽曾因為兒子殺了一個奴婢而迫其自殺。拯救奴婢是他的夙愿，也是新朝改制的一面旗幟。

很快，王莽就在國師劉歆等人的協助下，正式頒布了新朝的土地法“王田令”并配套以“私屬令”。

依王莽細致縝密的風格，這套“王田私屬令”應該有詳細的“操作規程” 3 ，估計會包括怎么確定田地的優劣分等，怎么計算不同地形的土地面積，何種家庭分配何等土地之類，不太可能只是幾句話。但這些史書未載，班固只提到三點：

第一，天下的土地叫作“王田”，奴婢改名為“私屬”，都禁止買賣；

第二，男丁不滿八口，但占田超過“一井”也就是九百畝的，要把多出來的土地分給家族的親戚和鄰居；以前沒有田地的，可以分給土地；

第三，如果膽敢非議法令，迷惑眾人導致無法施行的，要流放到邊境。

從后世角度看，王田制并非所謂的古代井田制，只能說具有井田制的某些精神。 4 王田制主要聚焦一點：大家占有的田地不能差別太大。

改名王田，就是說田地名義上都是朝廷的，但朝廷并不沒收田地，而是通過禁止交易來防止兼并。同時，規定占田的最高限額是九百畝，意味著有些家庭仍然可以占有較大的土地，但不允許擁有成千上萬畝的土地，導致“田連阡陌”。總之，這道法令似乎并沒有那么不切實際，也不是純粹的復古。

法令的實施，由明學男爵張邯、地理侯爵孫陽具體負責。從孫陽的爵號來看，應該是為了督辦這兩條法令而被賜爵為“地理侯”的。而張邯是講《詩》祭酒滿昌的弟子，也是經師，從他的爵號看，應該在這次改制里發揮了理論作用。

法令頒布不久，王莽再次收到來自膠東的消息，果然不出所料：劉快的叛亂得不到當地吏民支持，已經自行潰敗。

“王田私屬令”的下達，在新朝引起熱烈的反應。大多數儒生儒臣們，哪怕是擁有許多土地和奴婢的“既得利益者”，此時也是歡呼的，他們選擇王莽為皇帝，已經包含這樣的期許和自我犧牲；編戶齊民和奴婢們也非常高興，至少從法令本身來看，他們將會收獲土地和部分自由。

王莽覺察到這種熱烈的氣氛，劉歆等人也大受鼓舞：土地制度的改革已經啟動，就有條件開展下一步的經濟和金融的改制了。

儒家的話語系統里，關于經濟金融最愛說的一個詞語就是“本末”，本是農業，末是工商業、手工業。在儒家看來，天下之所以貧富不均，一遇到荒年戰爭就會餓死人，除卻土地制度不合理的客觀原因，主觀原因就是人出于短視，都會舍本逐末。

何況，漢朝是一個鋪張揚厲的朝代，追逐高官厚祿、奢侈炫耀，本來就是漢朝人獨特的時代精神。儒家對這種風貌憂心忡忡。

多年以前，賈誼、晁錯先后提出，國家一定要務本，多存糧食，打擊商人。沒錯，官方的確也“重農抑商”，商人地位委實不高。但實際上，只要承平日久，商人可以從容積累財富，在社會上的實際地位并不低，有時還會對朝廷甚至皇帝的大政有著微妙而間接的影響。打個比方，賈誼等人談論“重農抑商”，就好比今天互聯網上的憂國憂民者在呼吁“抵制資本”。

在后世有些人看來，兩漢之際的“大變局”要比周秦之際的“大變局”更有意義，就是因為新朝的一大使命便是解決資本肆虐下的社會不公以及貧富差距問題 5 。

要治理貧富分化，就要重農抑商，就要“損多余而補不足”，就要管制貨幣以節制貨物的流通，就要削弱社會上那些特別容易發財的經濟部門，儒家的邏輯在這里一步步演進，終于有貢禹等人開始主張，錢是萬惡淵藪，是造成富人愈富、貧者愈貧的根本，應該取消貨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