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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二年（公元前205年），漢王劉邦趁項羽遠在齊國作戰，糾集諸侯一舉攻破了項羽的都城彭城。

叔孫通此時正帶著一百多名儒生弟子留在城中，有點像后代的“教團”。他本是秦二世任命的秦博士，見二世無道，秦朝將亡，就逃回老家魯地薛縣，當時薛縣是陳勝的地盤；不久陳勝被殺，他就依附占領薛縣的項梁；項梁一死，他歸屬楚懷王熊心；楚懷王被項羽“暗殺”后，他又歸附項羽，留在彭城。

叔孫通換了這么多君主，見劉邦入彭城，毫無意外投降了劉邦。不僅如此，他聽說劉邦討厭儒生，又迅速脫下儒袍，換上楚制短衣，以取悅劉邦，劉邦為此很高興。

師傅如此，那一百多名弟子也如此。弟子們總是提醒叔孫通，要盡快把他們推薦給劉邦做官。但當時楚漢相爭正熾，叔孫通告誡弟子們先忍著，別著急“變現”，相反，為了在劉邦面前顯示自己有用，叔孫通把這些年結識的各路壯士、流氓、游俠之類推薦給劉邦賣命，這再一次博得劉邦的好感。于是劉邦也拜叔孫通為博士，封為“稷嗣君”，就是“繼承儒家稷下先生傳統”的意思。

終于熬到劉邦戰勝項羽，在定陶稱帝。叔孫通發現，劉邦的功臣們極其粗魯，不知禮儀為何物，飲酒爭功，拔劍擊柱，喝醉了就大呼小叫，有時候還會談起劉邦微末時的往事。劉邦對此很是不安，叔孫通于是自告奮勇說：

臣愿征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 5

這句話透露了一個信息：盡管叔孫通來自儒學的圣地魯，也曾親見秦朝的宮廷禮儀，還能帶領一百多儒生弟子，是貨真價實、水平不俗的儒生；但是，他和這一百多弟子竟然沒有能力為漢朝設計禮儀，仍需要去魯征召新的儒生！這就說明，直到漢初，儒家尚不擁有一套比較成熟或者普遍認可的禮樂制度，對周代的禮儀是什么也沒有定論。

叔孫通顯示出他過人的魄力，他認為，儒家未必要因循舊制，非得求周代的做法，而應該參酌三代，參考秦朝，結合當下的人情習慣來制定，“臣愿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 ” 6 。叔孫通使用儒學的這種理念，對漢世產生了很深的影響。

從定陶到魯沒有多少路，叔孫通很快就到了。

魯，實在是對中國關系太大的一個地方。孔子在魯發展了儒學，強調“述而不作”，以傳承整理為主，不另起爐灶來創造。用清代章學誠的話來說就是：

六經皆史也……皆先王之政典也。 7

孔子創制儒學，不是自創，而是通過整理周代的“政典”來表達政治主張。這里的“政典”，并非有些史學家所說的“史料”或是“檔案”，如果非要打比方，毋寧說是周代的“文件”：既有《尚書》這樣的“紅頭文件”“政府白皮書”，也有《儀禮》這樣的“規章制度”，還有《詩經》這樣的“內參”。即使是孔子親自編纂的《春秋》，也是依據魯國的“大事記”而褒貶成書。總之，儒學與魯有著根深蒂固的關系，魯地儒生的知識譜系也最為醇粹。

但是，孔子創制儒學，是想通過儒學來解決春秋時期的政治問題。換言之，儒學是在春秋“邦國時代”被設計出來，以實現社會正義的政治哲學。孔子在春秋，孟子在戰國，都渴望能有一個邦國挺身而出，通過行王道來懷柔遠人，消弭紛爭戰火，重建禮樂文明，實現“歷史的終結”。

但孔孟應該都沒有預料到，“邦國時代”的終結并未恢復周代的禮樂宗法，而是演進為中央集權、官僚體制的“帝國時代”。帝國是什么？皇帝是什么？孔子和孟子都沒見過，也沒有猜想過。也就是說，儒學從來就不是為“帝國時代”而設計的，也沒想到邦國的國君們會被皇帝所取代。

即便是生活在戰國后期的荀子，目睹了主要邦國紛紛變法以及郡縣制、官僚體制已見端倪，主張效仿后王，融合禮法，甚至把希望寄托在秦國，培養出李斯和韓非，也仍然沒能想象秦始皇的出現。

從邦國到帝國的“周秦之變”，是一個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秦統一六國后，儒學的后生子弟、徒子徒孫們，大都難以適應或是尚未覺察到儒學與帝國時代的格格不入，還沿著舊日軌跡生活。有些和秦朝合作的儒生，在“焚書坑儒” 8 中也受到重大打擊。秦末戰爭中，項羽被楚懷王封為魯王，項羽死后，關東地區聞風降漢，唯獨魯國不屈。劉邦圍困魯都曲阜，一度想要屠城，魯國的儒生們卻仍然講習禮樂，弦歌不輟。

是他們駑鈍愚蠢嗎？是他們從容不迫嗎？

似乎都不是。

根本的原因，是他們還沒有適應甚至理解新的帝國時代。即使有人先知先覺感悟到周秦之變是一種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那么儒學要不要“入局”，是去適應帝國時代，還是固守先秦的格局？這又是一個問題。

叔孫通之所以特別，是因為他不僅通曉“千年大變局”，知道天下不再是共主與邦國、貴族與平民共存的場域，而是一人專制、編戶齊民的帝國，而且他認為，儒學必須轉型以適應這一時代。

先秦諸子都是“邦國時代”的產物，除了法家，都面臨同樣的“轉型”問題。轉型當然是方方面面的，但根本的問題只有一個：如何與皇帝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