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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馴服君主

1.新朝四友

孔子對自己的弟子們有過期許，叫作孔門四科：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

在后世的今文經學家眼中，這體現了素王孔子培養弟子以建立理想政治的心愿。說得直白些，就是讓弟子們組織理想政府——德行，就是孔子的繼承者，下一任圣王，比如顏淵；言語，負責外交，比如子貢；政事，相當于丞相，比如冉有；文學，負責教化，比如子游、子夏。

新朝也有四位“朋友”，考慮到他們的行跡，差可比擬：德行，即王莽；言語，即桓譚；政事，即劉歆；文學，即揚雄。

始建國元年，王莽甫登帝位，國師劉歆已經著手設計新朝的改革。他倆共同的老朋友，六十二歲的揚雄，終于不再擔任黃門郎這個低級侍從職務，成為新朝的中散大夫。在漢朝，黃門郎是無數貴戚子弟、有為青年仕途的起點，王莽也曾在這個職位上“過渡”過幾個月，揚雄卻待了半輩子。現在，他雖然成了中散大夫，但“散”字說明他沒有固定職責，仍然像從前一樣，既不去“侍從”或“顧問”皇帝，也不在意仕途升遷，照例去天祿閣讀書校書。

昔日的朋友一個當了皇帝，一個成了國師，揚雄就很少和他們見面了，不過他收了劉歆的兒子劉棻當弟子，教他“文字學” 1 ；另外，他們另一個共同好友桓譚，還常常寫信辯難或是登門拜訪，這足以寬慰本就對人事比較豁達的揚雄。

桓譚是王莽、劉歆和揚雄的“小兄弟”，到始建國元年也已四十五歲，從漢朝的諫大夫升任新朝九卿之一“典樂” 2 的屬官典樂大夫，繼承了他父親在漢朝擔任太樂令的衣缽。世事變遷，往往如此，故人老去，新人又來，漢成帝妃子班婕妤的弟弟班稚，也曾是王莽的好友，但他在擔任繡衣使者為王莽“采風”時拒絕收集祥瑞，已經退出王莽的圈子，不過，他七歲的兒子班彪時常來找揚雄和桓譚玩。

多年以后，班彪的兒子班固說，儒者選擇出仕或是不出，各能獲得“道”之一部分，《易》說“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所以“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 ” 3 。

班固說的就是儒者的品質，也即“兼濟天下”和“獨善其身”的選擇。儒者不能一味追求歸隱，浪費掉一身道術；也不能貪戀祿位，忘記儒者的本分。那么問題來了，什么時候選擇入仕，什么時候選擇出世？這種判斷力體現著儒者的品質。

古人說君子如玉，儒者的品質就像玉的光澤，需要在特定的政治狀況下才能折射出來。如果說政治家最重要的品格是決斷力，那么儒者最重要的品質就是判斷力。

當時，漢新交替并不純粹是權力的更迭，而是徹底拋棄秦政，純用周政的歷史抉擇，是關乎華夏文明走向、“天下向何處去”的政治時刻。自漢元帝始，朝廷上到高官，下到屬吏，儒者越來越多，這里面有些是精通儒學、師法明確的經師，也有些不以儒者自居但具有儒學素養的官員，他們各自做出了不同選擇。

同樣是現任的儒家官員，有的如治嚴氏《春秋》的馬宮，以及死在新朝成立前夕的孔光，都當過宰相，因為位高權重而被尊為“儒宗”，是王莽的堅定支持者；有的如漢哀帝的大司空彭宣、光祿大夫龔勝、丞相司直郭欽、兗州刺史蔣詡等，見王莽執政，或是辭官，或是稱病，紛紛回歸鄉里。

同樣是儒家名士，有的如瑯琊郡的紀逡、沛郡的唐林和唐尊，都出仕王莽，兩唐后來還在新朝封侯，居公卿位；有的如齊國的栗融、北海郡的禽慶、蘇章以及山陽郡的曹竟，則不仕新朝。

還有一部分人則像桓譚，先為王莽效力，后來主動疏遠，最終轉入劉秀旗下；而王莽信任的侍中杜林，最后官至東漢大司空。

王莽當然尊崇儒學，他仿照周文王和孔子的“四友”，為太子配置了“四師”“四友”“九祭酒”。“四師”是前任大司徒馬宮、原漢少府宗伯鳳、博士袁圣、京兆尹王嘉；“四友”是尚書令唐林、博士李充、諫大夫趙襄、中郎將廉丹。這八人主要是具有儒家背景的高官、當世名士或名師，他們既充任太子官署的官員，也是太子的“導師團”“交際圈”；

“九祭酒”則是九位“任課教師”，其中六經祭酒均是一時名儒、讖緯名家，主要是今文經學經師，包括“講《春秋》祭酒”左咸、“講《詩》祭酒”滿昌、“講《易》祭酒”國由、“講《書》祭酒”唐昌、“講《禮》祭酒”陳咸、“講樂祭酒”崔發 4 。此外還有“師友祭酒”，相當于“班主任”，王莽很重視人選，特意派謁者持印綬帶著專車去延請已經辭官的龔勝，龔勝婉拒不成，絕食而死。剩下的“侍中祭酒”“諫議祭酒”，應該是“輔導員”一類，史書未載人選，但也當是儒生。

由此可見，盡管王莽明確尊崇儒家，且獲得大部分儒者支持，但并不存在一個行動一致的“儒家集團”，儒者們各有立場、各有選擇。出仕的，有人真心相信王莽，愿意跟隨他開萬世太平；有人未必相信，但愿意投機，做一番事業或是博得祿位。不出仕的，有人是與新朝改革的設計師劉歆早有過節，如龔勝；有人是忠于漢室，要當伯夷叔齊，如薛廣；有人不相信王莽是圣王，不愿意跟隨；還有人預判將來會天下大亂，不如遠走避禍。

誰的判斷力是正當的？

歷史終會證明，并檢驗他們作為儒者的品質的成色。

現在，新朝顯示了宏大的儒家開國氣象，連皇帝都是儒者。儒者的至高理想就是由圣人當王，這頗似蘇格拉底所說的“由懂得統治的人統治”，也就是柏拉圖所說的“哲人王”。就政治哲學的這一理想模式而言，的確是“東海西海，心同理同”。

面對滿朝儒冠博帶，從國師劉歆到太學里某個默默無聞的博士員弟子，是否有人會想起當年高皇帝向儒者帽子里撒尿的事？是否有人會想起叔孫通、賈誼、董仲舒、公孫弘、夏侯勝、貢禹、蕭望之等漢朝儒臣？是感到欣慰、喜悅，還是懊悔、惶恐，抑或虛無、荒誕？

2.儒宗叔孫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