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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玉堂
流金門
——漢元帝時童謠
一、呂寬大案
1.孤獨的漢平帝
九歲的中山王劉箕子身著禮服,孤身從中山國出發,準備繼承漢哀帝留下的皇位——成為漢平帝。車駕快要抵達長安時,他留意到祖先的陵墓,如山一般高大,但并不寂寞,因為這些帝陵的腳下已經形成縣邑聚落,人煙稠密。過灞橋時,他的隨從告訴他,緊挨著灞橋的帝陵是太宗文皇帝的陵墓灞陵。一百八十年前,漢文帝也是以諸侯王的身份,從封國來到長安即位為皇帝。
這些“家史”箕子并不陌生,但他畢竟只是孩童。他是否知道,當年漢文帝是抱著出生入死的決心奔赴長安的,因此才會帶著舅舅薄昭和多名親信,并在住進未央宮的當晚就讓親信們接管了皇宮的保衛,又在局勢穩定后的第二年把母親薄太后接進長安。
而箕子身邊只有幾名隨從。祖母馮太后一家在漢哀帝時期被誅滅,雖然王莽“撥亂反正”,已給馮太后平反,王氏家族和箕子一家暫時處在蜜月期,但王莽懲于漢哀帝的教訓,箕子的母親衛氏、舅舅、朝夕相處的姐妹以及王國的官員都被勒令留在中山國。他不得不依靠馬車外面的那兩個陌生人:車騎將軍王舜和大鴻臚左咸。
此刻,箕子不知道他已經與母親永別,也不知道自己將在五年之后死去。《漢書》最后一篇“帝紀”末尾的贊語,前八個字概括了箕子的帝王生涯:
孝平之世,政自莽出。
箕子登基后,形同傀儡。
后宮里的王政君,名義上地位至尊,但在王莽勸慰下,除了“封爵”這一事務外,不再過問其他政事。
朝廷在原來的三公之外,完善了新的制度安排——四輔,形成了“四輔三公制”。四輔即太傅王莽、太師孔光、太保王舜、少傅甄豐這四名高官,性質屬于內朝官;三公還是原來的大司馬王莽、大司徒馬宮、大司空王崇,性質屬于外朝官 1 。這樣,內外政事分別由“四輔三公”平決,表面上看這采取的還是“集體決策”。
但大權當然由王莽掌握。因為他一身兼有四輔的太傅和三公的大司馬之職,內外兩任,權力牢牢抓在手里。而且四輔三公雖然各司其職,但用人這種大事必須由王莽親自處理。班固尤其注意到,以王莽為核心形成了一個很小的圈子,他們才是真正的權力中心。
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豐子尋、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于莽 2 。
這些人在王莽時期最為炙手可熱,也將在后面的故事里頻頻亮相:其中安陽侯王舜、成都侯王邑分別是前大司馬王音、王商的兒子,王莽的堂兄弟,故而被視為腹心,王莽很多決策先與他們商議;甄邯是孔光的女婿,甄豐是甄邯的兄長,甄氏兄弟主要負責“擊斷”,也就是“發難”“挑事兒”;平晏是前丞相平當之子,五經博士,負責王莽的機要;劉歆是前宗正劉向之子,王莽的舊交,負責文章,制禮作樂;孫建負責軍事保衛事務,是王莽最忠實的將領。其他人,甄豐的兒子甄尋、劉歆的兒子劉棻,以及崔發、陳崇等資歷尚淺,主要是對前面的“大佬”唯命是從,做具體事務。
其中,崔發是儒生,精通符命之學,早年在家鄉涿郡收徒講學,尤其對《詩經》很有研究,他大概是懷著對王莽的崇拜前來投靠,因為擅長解說符命而被王莽籠絡。陳崇大概曾是文法吏,胸懷謀略,性格深刻,下手也狠,被王莽引為爪牙。
這儼然一個王莽的“小朝廷”,把控著漢廷的實權。
倘若只考慮權力的因素,王莽不讓衛氏家族來長安,當然是為了獨擅大權。但在當時儒家改革呼聲高漲的情況下,王莽這么做自有一番過硬的道理,那就是“為人后”之義。
所謂“為人后”,就是明確一個人在禮儀上是誰的后代,繼承的是誰,逢年過節要給誰祭祀。這在漢朝是了不得的大事,一個人死后倘若沒有后人祭祀,那就是孤魂野鬼,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如果一個人絕嗣,他要么在生前就收養或過繼個人來當自己的后人,要么死后由家族幫忙給過繼一個。過繼的后代在身份上和親生兒子無異,財產之類盡歸己有,但禮儀上與親生父母就不再有關系了。所以,箕子來到長安,當了皇帝,也就和中山國沒有關系了,他的母親舅舅一家也就不必來。
王莽把“為人后”看作最為重要的倫理,并不純粹因為儒家確實有這份講究,而是他認為漢哀帝最核心的罪過就是不懂“為人后”之義。如果他懂,專心尊奉漢成帝的皇后、皇太后足矣,完全不需要把自己的生母甚至祖母都弄到長安,重設名分,擾亂綱紀。
因此,王莽恨不能把漢哀帝從漢帝的世系里抹去,箕子和漢哀帝是兄弟輩,但王莽指認箕子繼承的仍然是漢成帝的皇位而不是漢哀帝,所以,箕子是“漢成帝之后”,箕子的“外家”是漢成帝的母族和妻族——當然此時漢成帝已經沒有妻族存在了——剩下的母族就是王氏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