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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僅在革命學說方面，而且在爭取近90個國家的共產黨的擁護方面向蘇聯提出了挑戰。1964年初，莫斯科聲稱，90個共產黨中至少有65個忠于它，但中國人反稱道，世界上4250萬共產黨員中有一半站在他們一邊。1969年6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黨國際會議遭到了15個親中國的政黨的抵制。在75個派代表參加會議的政黨中，14個黨以各種方式提出了反對意見，例如拒絕簽署會議的最后聲明、盡管這一聲明謹慎地避免提到諸如中蘇爭吵和蘇聯侵捷之類有爭議的問題。主要由于中國的緣故，世界共產主義不再承認馬克思主義教皇式的人物。盡管中國充當了一個多世紀國際外交的卒子，但它今天正在向世界最強大的兩個國家提出有力的挑戰。

六、兩極分化的結束

到1970年——第二次世界大依結束后僅僅25年時，一個嶄新的世界政治格局開始出現。在戰后頭幾年中十分盛行的世界力量的兩極分化已經消失。歐洲不再是世界棋盤上的一個卒子——或兩個卒子，東歐和西歐；中國也不再是蘇聯的衛星國或地位較低的伙伴。

法國對共產黨中國的承認顯然象征著新的全球均勢。對法國來說，這是對美國的一個大膽的、有意的挑戰，它標志著美國發起的對共產黨中國的貿易禁止和把北京排斥在聯合國外的做法開始失敗。對大陸中國來說，同法國的新關系標志著蘇聯的經濟束縛開始結束，而且，用北京自己的話說，它還標志著北京發起的團結所有"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一渴望擺脫"美國侵略、控制、干涉、欺侮"的國家和反對"蘇聯領導人所希望的美蘇聯合統治世界"的國家——的運動前進了一大步。

如果按照前面對過去5個世紀的世界歷史的分析來考察所有這些世界性的發展，那么，這些發展將表明全球關系發展的一個新階段。人們將回想起，在歐洲發生決定性的轉變和進行擴張之前，幾大地區或是自治地并存著，或是完全孤立地并存著——自治的歐洲地區、穆斯林地區和儒教地區，基本孤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完全孤立的美洲和澳大利亞。哥倫布、達·伽馬和麥哲倫之后，這種隔絕狀態讓位給了由歐洲支配、為歐洲所利用的日益增長的相互影響和一體化。到19世紀時，這一趨勢最終導致了前所未有的歐洲幾個大國的全球霸權。兩次世界大戰打破了歐洲的這一統治，取而代之的是莫斯科和華盛頓的僅維持一、二十年的兩極統治——這一階段的短暫反映了世界事態不斷加快的發展速度。

雖然兩極化狀態的消逝現已不言而喻，但人們卻說不清什么將取代它。中國由于它在東亞和整個不發達世界中日益擴大的影響，似乎正在獲得可與美國和蘇聯相比的地位。但除此之外，有關各地區相互關系的未來形式仍然模糊不清、無法預料。人們也許會預言，隨著現代化進程的迅速加快，其他非西方地區將仿照中國的做法，建立新的權力中心。無疑。現在已有了種種為了獲得政治和經濟的完全獨立而試圖統一各自的地區、并使之現代化的"泛"字運動，如泛阿拉伯主義和泛非主義。如果這些運動證明是成功的，那么，新的全球多極化狀態會逐漸形成。各地區如中東、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拉丁美洲和歐洲新的權力中心會以各種不同的政治和社會形式同美國、蘇聯和中國并存。如果出現這樣的結果，在政治領域中便意味著傳統的、1500年以前的地區自治得到恢復，而同時，在其他所有領域中，現代化的進行卻會使所有這些地區空前地統一起來。

可以想象，地區間的關系也許會以這些方式發展，盡管這種發展至少對可預見的將未來說是不大可能的。事實上，現在，在大多數地區，離心力似乎大于向心力。非洲已因家教沖突和毫無意義的邊界而四分五裂；這些宗教沖突包括尼日利亞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沖突以及蘇丹的穆斯林和異教徒的沖突，這些邊界是19世紀的歐洲外交家劃定的，現在卻被各獨立國家當作神圣的民族遺產來加以保護。在中東，除王朝間的世仇以及富國和窮國因石油產地使用費問題而發生的常年對立外，還存在著相應的宗教沖突，如穆斯林阿拉伯人和基督教阿拉伯人之間的沖突以及敵對的穆斯林教派之間的沖突。印度半島已被分割成兩個地區，但這兩個地區極不穩固，印度的語言騷動和東、西巴基斯坦之間的緊張局勢可表明這一點。同樣，盡管歐洲在經濟一體化方面取得了進步，但戴高樂的建立一個統一的歐洲的幻想在實際政治領域里仍是一個幻想。

除各地區中引起分裂的這些力量外，還存在著同樣引起分裂的大國政策。這些政策的效力將在全球各地——在分裂的德國、在分裂的朝鮮和在分裂的越南——得到證明。由于在過去20年蘇聯和西方的競爭之外又增加了中蘇競爭和中西競爭，大國的這種分裂作用在將來很可能得到進一步加強。

那么，對最近的將未來說，更有可能出現的不是一個由自治的區域集團組成的世界，而是一個由若干傳統的大國勢力范圍組成的世界。沃爾特·李普曼幾年前寫道：

對勢力范圍的承認可以真正代替全球主義。它可以代替公開宣揚世界革命的共產黨的全球主義。它可以代替允諾在各地進行反共戰爭的反共產黨的全球主義。

對勢力范圍的承認已是蘇聯和西方在歐洲緩和相互間關系的主要基礎。最終，它將為紅色中國和美國提供和平共處的方案。

隨著2o世紀70年代的到來，這一預見似乎被事態的發展證實了。蘇美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在赫爾辛基舉行；中美在華沙重新開始了正式的外交接觸；蘇中也在北京舉行了談判。如果這些試探性的接觸能取得成果并導致李普曼所預料的緩和，那么，大國將可以自由地著手處理它們所面臨的基本問題——諸如日益加劇的種族沖突、全球環境污染和富國與窮國之間不斷擴大的差距之類的問題。這種建設性的全球合作是否能實現是人類今天所面臨的基本問題。雖然現在的某些趨勢是令人鼓舞的，但是，美國人仍在干涉越南，蘇聯人的確侵略了捷克斯洛伐克，中東的戰斗仍在繼續。1969年9月，聯合國秘書長吳丹在向聯合國大會所作的年度報告中對當前的形勢顯然是很悲觀的："在過去的12個月中，國際形勢仍在惡化。……我幾乎說不出整個世界在實現《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目標方面取得了什么進步。……而且，我強烈地感到時間愈來愈不夠用。"

第二十九章　西方的衰落與成功

蘇聯和美國的參戰決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負。在這場大戰中，傳統的歐洲體系的崩潰已成為不可改變的事實。通常所稱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歐洲"現已死去，而且無復活希望。

哈喬·霍爾本，1951年

西方世界如今是人類命運的主宰者。似乎十分有悖常理但又千真萬確的是，對西方實際統治的反抗已大大有助于完成西方文化對世界的征服。為了確保自己的生存，世界其余地區不得不模仿西方。正是西方的方式，信仰和目標已為人們所接受，并被用來同西方的控制作斗爭。

f，l.k.胡斯，1953年

在某種意義上說，20世紀歷史的進程意味著西方的衰落。倫敦、巴黎和柏林不再左右世界的新聞。它們也不再控制世界上的帝國。它們的陸軍、海軍和聯盟體系已不再統治全球。例如，1860年，西歐的工業產量占世界工業總產量的72%；到1931年時，這一百分數下降到42%；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下降到30%到1960年時下降到25%。不言而喻，歐洲19世紀的全球霸權已經結束，而且永遠地結束了：歐洲已不可能恢復它的殖民帝國，也不可能重新建立以前的軍事和政治優勢。另一方面，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歐洲看來根可能會從首要地位下降到從屬地位，但后來發生的情況并非如此。相反，盡管歐洲的軍事、經濟和政治勢力相對地衰落了，但它的文化卻正以前所未有之勢橫掃整個世界。

歐洲除了在進入一個衰落的時期外，還在進入一個成功的時期：它的思想、技術和制度正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迅速地傳遍全球。從根本上說，這意味著歐洲三大革命——工業、科學和政治革命——的傳播，這些革命早些時候曾賦予它向全世界擴張并征服巨大的殖民帝國的力量、動力和知識（見第十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但是，歐洲劃時代的成功卻產生了適得其反的結果：因為諸殖民帝國正是以它們的存在促進了三大革命的傳播。諸從屬民族深受這些革命的影響，他們的反應是有選擇地采納這些革命中的某些特別吸引人的東西，以便更有效地抵抗入侵的西方。

工業革命在19世紀從英國傳播到了歐洲和美國。在20世紀前半個世紀中又傳到了日本和英國自治領。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這種傳播迅速加快。當各個新國家贏得獨立時，它的首要任務便是促進經濟的發展。在全世界，各國正在制定和執行各種經濟計劃，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最典型的是加納的七年計劃（1963-1970年），這一計劃旨在每年增加國民收入5.5%，七年中共增加42%。加納總統克瓦米·恩克魯瑪在說明這一計劃的基本原理和目標時所說的話清楚地反映了歐洲經濟革命所產生的影響：

七年發展計劃為加納整個國家未來的進步與發展提供了藍圖。這是一個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它建立在利用科學技術來徹底改革我們的工農業這一基礎上。我們的目的是在加納建立一個強大、進步的社會在這里，貧窮和文盲不再存在，疾病得到控制；在這里，來們的教育機構為加納所有的孩子提供發展他們的潛力的最好機會。恩克魯瑪的繼承者們宣稱，他們的目標一如既往，但他們的新政策也許更能確保這些目標的實現。

科學也從歐洲迅速地傳播開來，而且實際上已成為所有民族都渴望獲得的一門知識。科學的客觀方法論已使科學為非西方民族所接受，雖然這些民族可能對歐洲的藝術、宗教或哲學并不感興趣。人們之所以熱切地追求科學，還因為它是技術進步和經濟全面發展的基礎。因此，歐洲已失去了它對科學的壟斷；60年代中期，美國和蘇聯所做的科研工作比西歐任何國家都多。到1970年時，美國在科學方面已獲得81個諾貝爾獎，而它最主要的對手英國和德國分別只獲得7個和6個。科學革命也開始波及非西方國家，不過，在非西方國家，由于科學和工業之間的相互關系，障礙一直很大。雖然純科學的研究確可以不依賴工業，但科學發明的推廣需要有相當大的工業基礎。即使一位科學家掌握了分裂原子的理論并發展了分裂原子的技術方法，但只有擁有大量的財務資源和工業資源的社會才能從事原子能的生產。因此，只有在先進的工業國家里才有可能從事先進的科研工作。

亞非許多新國家陷入了這一惡性循環之中，因此，實際上，較窮和最不發達的新國家甚至連最小的科學進步都不可能取得。不過，另有一些新國家已擁有必不可少的人力物力資源，并充分利用了這些資源。印度和中國這兩個大國的情況尤其如此，到1964年，它們已在科學方面分別獲得1個和2個諾貝爾獎。印度一開始就擁有最強大的科研基地，因為英國人先前已在那里建立了一些技術學院，而且更重要的是，工業巨頭賈姆希德吉·塔塔于1905年創辦了印度科學院。它的活動范圍在印度獨立后得到了擴大，因此，印度的科學已開始在各個領域作出重大貢獻。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中國政府同大多數共產黨政權一樣，將國民收入的極大一部分用于科學研究。

對科學的進步來說，同正式的計劃和學院一樣重要的是科學知識和技術在非西方地區人民大眾中的逐漸傳播。在馬來亞，邊遠落后地區的巫醫治病時除使用傳統的咒語外，還開始依靠現代醫學。在接受了政府機構關于抗瘧藥、維生素藥丸、消毒劑和衛生基本知識的指導后，他們戴著表明他們享有作為"醫生助理"的新地位的畢業證章回到了自己的村莊。現在，他們正在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新知識和急救藥箱，盡管他們在治病時仍同時使用古老的咒語而使科學蒙上神秘的色彩。

同樣，在中國，科學技術知識傳播協會到1964年時已有會員30萬名，他們是教授、工程師和技術人員；這個協會還出版了幾份發行量很大的科普雜志。英國一位科學家在1965年訪問中國時報道說：

過去，農民們把莊稼得病看作是天禍，對得病的莊稼不采取任何措施。現在，在我所訪問的公社里，每個生產隊都對社員進行了訓練，讓他們認識最普通的蟲害和各種類型的作物病害，并讓他們懂得在發現病蟲害時該采取什么補救措施。在中國各地，人民正在受到這樣一種教育：人類不僅能掌握自然規律，而且往往還能利用這種知識來實現自己的目標。這種為大眾所普遍接受的認識的意義還可以證明這種認識是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歐洲的第三大革命即政治革命也正在席卷全球。這種政治覺醒的最明顯的表現是在殖民地革命和帝國滅亡中顯示出來的民族主義的迅速發展（見第二十七章）。但是，民族主義決不是從西方吹來的唯一的一股風。其他各種主義也正在包圍全球，其中包括立憲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和軍事獨裁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立憲主義曾因民主主義熱情的浪潮而流行一時。不過，議會政體在一個又一個國家中向軍事獨裁統治或馬克思主義的一黨統治屈服了。應該指出，這種趨勢在歐洲也是大有先例的。除捷克斯洛伐克外，中歐和東歐各國到1939年時已處于一種或另一種形式的獨裁統治下。當時，出現了與納賽爾、蘇加諾和吳奈溫將軍酷似的人物——斯托亞迪諾維奇、邁塔克薩斯和畢蘇斯基元帥。后三人同前三人一樣，之所以能強行建立各自的獨裁統治，也是因為議會制度腐敗無能并缺乏必要的經濟和社會基礎。

盡管存在著各種不同的制度形式，但所有新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政治特征：民眾正在逐漸覺醒并活躍起來，不管他們是否正在正式參加自己的政府。這就是政治革命的實質——上帝注定人類分成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這種古老的觀念已不復存在。更概括地說，它意味著用現代主義的合作、知識和主動精神取代傳統主義的隔絕、無知和默認。這一政治革命在一位美國記者的下面這段報道中得到了生動、明確的說明，這段報道描述了一位對自己國家的政府顯然沒有什么發言權的埃及工人。

在一個能俯視埃及南部尼羅河流域中即將建成的阿斯旺高壩工地的高地上，這位記者要一位衣衫襤褸的工人擺好伸出胳膊、指著工地的姿勢讓他照一張相。

照完相后，記者掏出一枚硬幣作為賞金。賞金——一種小費——長期以來一直是埃及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少上了年紀的埃及人是通過獲得一袋硬幣來開始一天的生活的。

但是，阿斯旺的這位工人看到記者給他賞金時急忙轉過身去，記者同他熱情握手、向他再三致謝后，他的情緒才又好轉。這位向導解釋說，默罕穆德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代表什么意思，如果因為他擺了這樣的姿勢而給他小費，那是對他的一種侮辱。……許多埃及人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了一種民族尊嚴民一種他們正在為國家做事、為國家盡力的感覺。

民族主義不是民眾的覺醒和活躍所采取的唯一形式，這一點從下面這段話中能看出來，這段話描述了1964年6月使尼日利亞癱瘓的總罷工中的一件事情：

"你們有默西迪絲牌汽車開嗎？"一位工會領袖大聲問道。

"沒有！"人群怒吼道。

"你們有大房子住嗎？"

"沒有！"

"誰去跳舞？誰喝威士忌和杜松子酒？誰悄悄地接受錢財，又造房子，又買汽車？"

一片沉默。

"那么，我們怎么辦？"這位領導人大聲叫道。

"罷工！"

"大聲點！"

"罷工！"人群又怒吼道。

我們可以斷定，歐洲的成功是歐洲衰落的潛在原因。一者自然地、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另一者。如果歐洲失去了它作為世界統治力量的地位，其根本原因便是歐洲三大革命在全世界的傳播。而且，這種傳播的勢頭正在不斷增長，因為它首次影響了人民大眾。20世紀以前，只有一個微不足道的有閑階級加入了西方化的進程。只有這少數人因懂得歐洲語言、了解歐洲文學并到歐洲各國旅行過而理解"西方"的念義。相反，在戰后的年代里，越來越多的民眾積極地、自覺地卷入了西方化的進程。

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工廠為他們提供了就業機會，公路使他們不再與世隔絕。但同樣重要的是小報、收音機和電影等新的傳播工具，它們使書籍和旅行這類舊的傳播媒介黯然失色。由于西方化越來越依靠的不是牛津的大學和巴黎的沙龍，而是對鄉村廣場上不識字但卻反應迅速的群眾大聲播送消息的喇叭，西方化已獲得了巨大的推動力。為了動員民眾支持革命綱領，新的政權和新的領導人已開始有意識地充分利用這類傳播工具。納賽爾總統說，"的確，我們的人民大多數還是文盲。但政治上的文盲人數加比20年前少得多。……收音機改變了一切。……今天，人們在最偏遠的鄉村也能得知各地所發生的一切，并作出自己的判斷。領導人不可能再象以前那樣統治國家。我們生活在一個新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