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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于雅爾塔

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了中歐和東歐的革命，導致了革命對西歐的威脅。第二次世界大戰卻沒有激起類似的動亂。革命并沒有震撼歐洲大陸，盡管第二次世界大戰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了更大的物質損失和政治混亂。一個原因是平民大眾極度疲乏。過去6年中，他們經常遭到來自空中的轟炸，經歷了大規模的戰亂，許多人還因逃難、作苦力或被監禁而不得不離開家園。平民中被打死的達1000萬，其中600萬為猶太人，士兵中被打死的則達1500多萬。這一傷亡數字大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傷亡數字的兩倍，所蒙受的物質損失則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物質損失的13倍。

那些幸存下來的人已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窮困和混亂。單在戰爭的前三年半中，就有3000萬歐洲人逃離或被趕出他們原來的家園，戰爭給束后，同盟國軍隊和國際救助機構將120o多萬"難民"遣送回國，不過，仍存在著一個由100多萬不愿回家的人組成的堅強核心，他們多半為來自東歐的反共產主義者。諸民族的這種大規模的重組和伴隨而來的寒冷、饑餓和疾病一起使大多數歐洲人疲憊不堪、垂頭喪氣，不想革命。

獲勝的同盟國軍隊對整個歐洲的占領同樣是決定性的。蘇聯紅軍與英國人和美國人一樣，鎮壓了反抗，消除了混亂。社會結構方面的革命確在東歐出現過，但它是一種由莫斯科指揮的、強加的革命。歐洲各共產黨都是蘇聯對外政策的馴服工具，而不是本國革命的鼓動者。因此，蘇聯、英國和美國在希特勒垮臺后有效地控制了歐洲的發展。正是這三大強國應對逐漸破壞戰時大同盟、引起冷戰的那些政策和事件負責。

一、戰時的團結

在戰爭年代中，西方列強和蘇聯不得不結成統一戰線，以反對不共戴天的敵人的威脅。就在希特勒入侵蘇聯的那一天，丘吉爾宣布；"蘇聯的危險就是…我們的危險，也是美國的危險，正如蘇聯人為保家而戰的事業是全世界自由的人們和自由的民族的事業一樣。"

兩個月后，即1941年8月14日，丘吉爾和羅斯福發表了《大西洋憲章》，在這一憲章中，他們以理想主義的措詞宣布了他們的共同目標和共同原則。1942年5月，英國和蘇聯簽訂了為期20年的互助條約，第二個月，美國和蘇聯又簽訂了《美-蘇租借協定》；這兩個協約是同盟國合作的具體表現。合作的另一表現是1943年6月蘇聯人決定解散他們為推翻世界資本主義而于1919年建立的共產國際、鑒于他們同西方列強的友好關系，蘇聯人這時斷定共產國際已沒有用處，不過應該指出，這一決定實際上并不意味著什么，因為到1939年時共產國際的主要官員已轉入黨中央書記處，他們在那里繼續發揮作用。同盟國戰時合作的另一結果是1943年11月成立了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unrra）。這一國際機構緊跟在軍隊的后面，向已被解放的國家提供各種救濟，直到新的國民政府能負起責任時為止。它于1944年春開始工作，到1948年9月解散時，它已分發了主要源自美國的2200萬噸物資，包括食物、衣服和藥品。它的主要活動范圍在希臘、南斯拉夫、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和意大利。如果沒有它所作的貢獻，戰后歐洲的貧困和苦難實際上會更嚴重。

戰爭臨近結束時，這種由共同的危險促成的合作開始動搖。合作者們為了各自心目中的戰后的國家利益寧愿犧牲團結。因此，隨著和平的到來，大同盟因內部不和而分裂了，兩、三年內便為時常象要變成熱戰的冷戰所取代。

同盟國的政治家在戰爭年代中未能認真地為戰后的和解擬定計劃，這一點加速了大同盟的分裂。戰爭初期，他們確制定了《大西洋憲章》，這一憲章由丘吉爾和羅斯福于1941年8月14日在美國巡洋艦"奧古斯塔號"的甲板上簽署。它規定，戰后的世界應沒有貧窮和恐懼，在這個世界中，未經有關民族同意不能改變領土現狀，每個民族自己決定政府的形式，所有國家的經濟機會均等，解除侵略國的武裝。不幸的是，人們沒有為明確地、切合實際地應用這些理想主義的原則去解決等待著和平結局的各種問題而作出什么努力。1943年，在卡薩布蘭卡、魁北克和德黑蘭召開的會議都主要致力于軍事戰略，戰后問題只是偶然地、籠統地被提及。

到1944年秋時，政治上的爭端已不再能避免。蘇聯紅軍向多瑙河流域上游的推進正迫使德國人撤離巴爾干半島，共產黨領導的抵抗陣線的戰士正填補這一真空。一個由共產黨控制的巴爾干半島的前景驅使莊吉爾于1944年10月在莫斯科同斯大林會晤。這兩位領導人很快就對在這一有爭議的半島上劃分的勢力范圍達成一致意見。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屬于蘇聯的勢力范圍，希臘屬于英國的勢力范圍，南斯拉夫則是英蘇共同勢力范圍內的緩沖地帶。這樣，丘吉爾為了應付戰略形勢不利這一燃眉之急，不得不承認蘇聯在巴爾干北部的優勢，以便維護英國在希臘的傳統的首要地位。

就在丘吉爾與斯大林在莫斯科談判的同時，英國軍隊正開始在希臘登陸。他們緊隨撤退的德軍之后向北推進，但發現希臘抵抗部隊已在他們之前占領了所有的城鎮。這些由紀律嚴明的共產黨人領導的抵抗部隊沒有進行抵抗，因為這些共產黨人忠順地遵循克里姆林宮會時的方針。如果這些共產黨人知道斯大林滿不在乎地處置他們的國家，他們是否還會如此與人方便呢？思索一下這個問題是很有趣的。總之，他們向英國的小股部隊表示歡迎，雖然如果他們愿意的話，他們能象有民族主義精神的鐵托當時在南斯拉夫所做的那樣，輕易地阻擋英國軍隊前進。

盡管希臘抵抗部隊一味順從，但事實仍然是：在德國人撤離時，他們是這個國家中占優勢的軍事力量。對丘吉爾來說，這是一種無法容忍的局面。11月7日，丘吉爾告訴他的外交大臣艾登說："依照我的看法，在為換取在希臘的行動自由而向蘇聯付出我們的代價之后，我們應毫不猶豫地動用英國軍隊去支持由m.帕潘德里歐領導的皇家希臘政府。"明確地說，丘吉爾的問題是如何有把握地做到解除抵抗部隊的武裝，以使國家政權轉到合法的皇家政府手中。各種解除武裝的方案給提了出來，但沒有一個能使雙方滿意。這一爭端促成了一場最終發展成激烈、殘酷的雅典戰役的武裝沖突。英國和印度聯軍從意大利迅速地開進了雅典，經過一個月的戰斗之后，抵抗部隊撤離了該地區。

2月12日，雙方簽訂了和平協定（《瓦爾基茨停戰協定》），協定規定，抵抗部隊交出他們的武裝，作為回報，英國應許希臘進行選舉和就國王回國問題舉行公民投票。這樣，丘吉爾保住了在莫斯科時分配給他的勢力范圍：在戰后數年中，希臘一直站在西方一邊。同樣重要的是，在丘吉爾驅散左翼抵抗部隊的戰士時，斯大林意味深長地保持沉默。英蘇有關巴爾干問題的秘密協議在當時是生效的、起作用的.

二、雅爾塔會議

1945年2月，雅典的戰斗剛剛停止，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便在雅爾塔聚會，舉行了他們在戰時的最后一次會議。隨著盟軍從四面八方集中到德國，有關戰后解決辦法的種種問題這時不得不予以專門的、實際的考慮。他們在就遠東問題達成協議時幾乎沒遇到什么困難。斯大林同意在歐洲戰爭結束后的60天內向日本宣戰。作為回報，蘇聯將重新獲得千島群島和1905年丟失給日本的領土和特許權，其中包括薩哈林島南部、旅順港海軍基地的租借權以及與中國共同經管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的權利。

關于德國，這次會議推遲了對包括賠款和邊境問題在內的大多數問題作出決定的時間。不過，會議一致同意，德國應劃分成四個占領區（其中一個屬法國），由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管轄。位于蘇聯占領區內的柏林應由四國共同占領和管理。引起戰后重大沖突的一個原團是未能就保證西方進入首都柏林這一問題達成明確的協議。

在雅爾塔進行的大多數談判都與東歐新解放的國家有關。斯大林在這一地區處于強有力的地位，因為他的軍隊已解放并實際占領了這一地區。此外，西方盟國和蘇聯早些時候已同意，在戰爭結束之前，每個大國應對其軍隊在作戰過程中所經過的那些地區的政治發展實行監督。正如美國一位代表詹姆斯·f，貝爾納斯后來所說的那樣："問題不是我們將讓蘇聯人做什么，而是我們能說服蘇聯人去做什么。"

假定是這種情況，那么，從西方的觀點看，就東歐問題達成的種種協議在紙面上是十分令人滿意的。關于邊界，蘇聯將得到經過修訂的寇松線以東的波蘭領土；寇松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故后劃定的，但隨后被忽視了。作為補償，波蘭將得到東德的領土；對于這一點，雅爾塔會議原則上一致同意，但推遲了作出最后的、明確的決定的時間。關于波蘭和南斯拉夫政府，斯大林同意，已在蘇聯支持下建立的各共產黨政權應通過接受面向西方的流亡政府的代表來加以擴大。流亡政府的代表對這種安排感到憂慮，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種安排使蘇聯紅軍和共產黨政府實際上合法地控制了國家。一種明白的政策聲明即《關于已被解放的歐洲的雅爾塔宣言》在理論上駁斥了流亡政府代表的疑慮。這一宣言使三大強國承諾幫助已被解放的歐洲諸民族"建立能廣泛代表所有民主人士、能保證通過自由選舉盡快成立關心人民意愿的政府的臨時政府機構。……"

從表面上看，這一《宣言》意味著斯大林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讓步。盡管斯大林控制了東歐，但他已同意進行有可能使反蘇政府執政的自由選舉。不過，這一讓步實質上是不重要的。事實證明，《宣言》是毫無意義的，是經常發生摩擦的根源，因為各簽字國對它作了極為不同的解釋。美國照字義解釋了這一宣言——即可以進行自由選舉，在東歐沒有勢力范圍。美國可以自由接受這種主張，因為前一年10月丘吉爾和斯大林在莫斯科達成的協議對它沒有約束力。但是，英國對《宣言》有矛盾情緒，原因是莫斯科協定使它能確保它在希臘的地位。不過，《宣言》是誘人的，因為如果照字義去實施這一宣言，那就會使英國有機會去重新獲得它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已放棄的地位。

相反，斯大林堅持莫斯科協定，認為《宣言》只是用來裝飾門面的。當英國人鎮壓希臘抵抗部隊時，他完全保持沉默。在雅爾塔談判期間，他明確地向丘吉爾保證說，丘吉爾可以"完全信任"他的希臘政策。作為回報，斯大林希望西方列強能尊重他在巴爾干半島北部的首要地位。當英國人逐漸與美國人一道要求嚴格實施《宣言》時，他既吃驚又憤怒.斯大林在這一點上不肯讓步，認為東歐各"友好"政府是蘇聯安全的先決條件。

這一關系重大的爭端在1915年7月至8月在波茨坦舉行的下一個三國會議上變得十分清楚。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爾納斯告訴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說："美國真誠地希望蘇聯能與友好的國家為鄰，但我們認為，它們應尋求人民的友誼，而不是尋求某一政府的友誼。因此，我們希望這些政府能代表人民。"如果貝爾納斯未察覺到他的建議從根本上說是矛盾的，斯大林準備以其粗暴的坦率開導他說："這些國家中任何一個由自由選舉產生的政府都將是反蘇的，我們不能容許。""友好"政府和"由自由選舉產生的"政府之間的矛盾是大同盟在以后幾個月中分裂的一個主要原因。

不過，這還是以后的事。雖然在雅爾塔的對話很坦率、談判很艱難，但會議總的來說是在友好的氣氛中進行的，所達成的決議在當時也受到了歡迎，被認為是合理的、極有價值的。當時，人們并不象某些人后來所聲稱的那樣認為斯大林已得到了一個"贈品"。相反，人們普遍地對雅爾塔會議表示歡迎，認為它是大同盟的頂峰。

三、聯合國

戰時同盟國的合作隨著聯合國的成立而再次表現出來。1944年秋，在華盛頓郊區的敦巴頓橡樹園，四大"發起國"——美國、蘇聯、英國和中國-一擬定了聯合國憲章的最初草案。在1945年4月至6月在舊金山舉行的會議結束時，50個國家的代表簽署了最后的憲章，大約4個月后，波蘭也簽署了這一憲章。到1964年年底時，聯合國會員國已增加到115個（1965年3月減為114個，當時印度尼西亞退出了聯合國）。新會員國中有些是戰時的敵人或中立國，但大多數是亞洲和非洲新獨立的國家，亞非會員國在1964年時共有59個，而在1945年的51個創始會員國中，亞非會員國只有13個。

同前國際聯盟一樣，聯合國的建立是為了完成兩大任務：維護和平與安全，妥善處理國際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問題。同國際聯盟一樣，聯合國也是作為各主權國家的聯盟而建立的，它的憲章明確一規定，這個組織不得"干預基本上屬于任何國家國內管轄范圍內的事項"。

維護和平的任務主要交給安全理事會執行。安理會由11個理事國組成。其中5個是常任理事國：美國、蘇聯、英國、法國和中國。其他6個是非常任理事國，經理事會推薦，由大會選出，任期兩年。所有實質性問題的決議必須以5個常任理事國的同意票（和兩個非常任理事國的同意票）通過，因為人們已認識到，只有大國意見一致時和平才能得到維護。安理會擁有解決國際爭端的廣泛權力。它可以采用諸如調解或仲裁之類的和平方式，也可以強行實施經濟或政治制裁。如果這些措施解決不了問題，安理會還有權"通過海、陸、空部隊來采取維護或恢復國際和平所必需的行動"。為此，憲章規定成立一支由各會員國提供人員和裝備的"國際治安部時。當冷戰的破壞性影響使這一部隊無法成立時，聯合國在朝鮮、蘇伊士和剛果危機期間便依靠在此基礎上建立的軍事部隊來進行干涉活動。

冷戰大大減小了安理會的作用，因為蘇聯對所有使它與西方列強發生沖突的重大問題都行使了否決權。由于安理會不能發揮作用，聯合國大會能扮演比原先所預定的更重要的角色，因為1950年，大會被授予以下權力：在安理會因常任理事國意見不一致而不能維護國際和平及安全時，大會有權考慮安理會的事務。還應該指出，亞非國家的加入改變了大會中的均勢。所有聯合國會員國都派代表參加大會，但每國只有一個投票權。重要問題的決議必須以三分之二多數票通過；其他問題上，有簡單多數票就夠了。由于亞非國家已開始構成全體會員國中的絕對多數，因此，它們的觀點顯然須予以充分的重視。

聯合國的第二個任務——反饑餓、反疾病和反愚昧——交給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執行，這一理事會制定了種種計劃，這些計劃的目的是要為占世界人口一半的挨餓的人提供較多的食物，治愈占世界人口八分之一的患瘧疾的人，拯救占兒童總數40％的、不滿一歲就已死去的嬰兒，教育占世界成年人總數一半的、不會讀書寫字的文盲。為了達到這些目的，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建立了許多專門機構，其中包括國際勞工組織、糧食及農業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同國際聯盟一樣，聯合國在各種非政治性活動方面十分成功。但又同國聯一樣，它在執行維持和平這一主要任務方面卻成績時好時壞。它通過提供保持友好關系的媒介，幫助防止了大國間的全面戰爭。它已制止了不涉及大國重大利益的印度尼西亞、以色列和克什米爾這些地區的戰爭。但是，它未能阻止朝鮮、阿爾及利亞、埃及和越南的一系列局部戰爭即"灌木林火"戰爭。在1962年的極度危險的古巴危機中，聯合國也沒有舉行任何磋商會議。尤其在歐洲大陸，聯合國被證明幾乎是軟弱無力的。在那里，冷戰擴大了共產黨集團和非共產黨集團之間的鴻溝，這一鴻溝最后寬到不可逾越的程度。因此，各大國自行其是，組織了相對抗的安全防衛體系，對每次危機都獨自作出反應。同國聯一樣，聯合國的主要困難在于：在一個由主權國家組成的世界中，它能提供一臺解決爭端的機器，但卻不能下令使用這臺機器.

四、和平條約

聯合國成立兩個月后，日本投降，遠東的戰爭結束了。這時，獲勝的同盟國能專心致志地籌建和平。它們的外交部長在倫敦、巴黎和紐約進行了長期談判。最后于1947年2月頂日在巴黎與意大利、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和芬蘭分別簽訂了和平條約。所有這些條約都強迫戰敗國賠款，限制它們的軍隊，重新劃分它們的邊界。意大利將多德卡尼斯群島讓與希臘，將薩扎尼島割給阿爾巴尼亞，將幾塊小飛地讓與法國，將威尼斯朱利亞割給南斯拉夫，意大利還失去了的里雅斯特地區——這一地區被建立為"自由區"。當最后提到的這項安排直到1954年仍不能實行時，意大利便并吞了這座由意大利人占優勢的的里雅斯特城，而南斯拉夫則占領了"自由區"周圍的農村地區。意屬非洲殖民地被置于英國的暫時托管之下，它們的最終地位有待以后決定。

在巴爾干半島，保加利亞將它占領的希臘和南斯拉夫的領土歸還給了這兩個國家，但它得到了它在1919年丟失給羅馬尼亞的多布羅加南部地區。羅馬尼亞將比薩拉比亞（從1812年到1918年曾為俄國所占有）和布科維納北部地區（主要由烏克蘭人居住）讓給了蘇聯，但它收復了戰爭期間曾為匈牙利所侵占的特蘭西瓦尼亞北部地區。在東歐，還有一些不包括在衛星國條約內的領土變更，如：蘇聯從捷克斯洛伐克手中獲得烏克蘭人占多數的喀爾巴阡-拉瑟尼亞地區，并得到了三個波羅的海國家——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盡管蘇聯對這些波羅的海國家提出主權要求的理由是它們原為沙皇帝國的一部分，但西方列強仍不愿正式承認蘇聯對它們的并吞。

與這些衛星國條約的條款同樣重要的是在他們的談判中長期存在的外交上的爭論，它加速了大同盟的分裂和冷戰的來臨。這次談判的氣氛完全不同于雅爾塔會議上的氣氛，蘇朕力求為軸心國的那些現在其勢力范圍內的衛星國獲得有利的條款，而西方列強則因類似的原因而捍衛意大利的利益。到條約簽署時，意大利已被接受為西方的軍事盟國，而保加利亞、匈牙利和羅馬尼亞則已成為蘇聯的忠順的衛星國。這些條約也許會因為承認了東歐的新的共產黨政權而為以后的人們所記得。戰爭期間，丘吉爾時常宣稱、他決不允許蘇聯的勢力范圍向西擴展到北起什切青、南到的里雅斯特的一條線上。然而，正是西方列強在巴黎簽訂和約時同意蘇聯將其勢力范圍擴展到這條線上。這樣做時，它們承認了歐洲的一種新的均勢——在這一均勢中，布加勒斯特、索菲亞、布達佩斯與布拉格和華沙一起面向莫斯科，而不是面向巴黎和柏林。

五、東、西方沖突的根源

同盟國在簽署衛星國條約之后未能馬上與其他敵國締結相應的條約。過了幾年之后，才同日本和奧地利達成和平協議，但與德國的和約仍未簽訂。調解的中止反映了東、西方之間日益嚴重的不和。這種不和在很大程度上也可用德意志帝國和日本帝國崩潰后在歐洲和亞洲出現的巨大的權力真空來予以解釋。這些真空在政治領域同在物質世界中一樣是不自然的、暫時的。很明顯，戰爭一結束它們就注定要被填補。問題僅在于由誰來填補、如何填補。

這一重大問題涉及到權力關系的根本性的再調整。即便在最好的情況下，這樣的再調整也是難以作出的、充滿危險的，正如拿破侖戰爭后的危機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危機所表明的那樣。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由于傳統的權力斗爭中新增了意識形態方面的爭端，權力關系再調整的進行變得更復雜、更危險。

在遠東，由于美國在對日戰爭中起主要作用，并毫不猶豫地在和平解決及戰后事務中扮演相應的角色，形勢變得很單純。在歐洲問題卻復雜得多。美國對它在歐洲的地位有矛盾情緒，因為美國人歷來討厭在和平時期卷入舊世界的事務。這種厭惡在美國民眾的立即"讓孩子們回家"的呼聲中表露出來——其實，這個任務完成得很迅速，戰后不出兩年，美國軍隊已從1200萬人減為150萬人。

美國的決策者們以為，由聯合國處理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恢復這類較大的問題會抵消他們從歐洲的突然撤離。他們還以為，戰爭結束時在已被解放的歐洲各國建立的臨時政權很快就會為自由選舉后產生的政府所接替。因此，他們預計，隨著蘇聯在東歐居支配地位、英國在地中海和中東居支配地位、法國在西歐居支配地位，隨著所有戰時的同盟國互相合作、牢固地控制德國，舊世界會找出公平的解決辦法。

這些設想一個一個地都被證明是沒有道理的。聯合國安理會因蘇聯行使否決權而陷于癱瘓狀態。在東歐，沒有出現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而是出現了蘇聯控制下的、略加偽裝的工具——"人民民主國家"。所預計的歐洲均勢也被打破了，因為英國和法國雖在名義上仍有"大國"的稱號，但實際上已不是蘇聯的對手。

當美國正在撤離歐洲時，蘇聯卻正在使自己在其東歐保護區內處于穩固地位。蘇聯的目標是：擴張領土，恢復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沙皇的疆域；索取巨額賠款，以幫助補償毀滅性的戰爭破壞所造成的損失；在東歐建立能防止西方進一步入侵的"友好"政府。由于蘇聯努力追求這些目標，便與西方列強發生了直接的、愈來愈尖銳的沖突。西方列強拚命反對"人民民主國家"，認為它們代表蘇聯地方總督，而不代表有關國家的人民。作為答復，蘇聯人一再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有關希臘右派恐怖主義的報道；在希臘，雅典戰役之后的各屆政府都得到了英國的支持。正如詹姆斯·貝爾納斯所說的那樣；"每當蘇聯人遇到使他們煩惱或使他們處于守勢的問題，總是從希臘收集英國和美國的新聞報道，發動反攻，這是他們標準的工作程序"。

東、西方在德國的沖突更為嚴重，因為東、西方在那里下的賭注更大。戰爭的結束使德國沒有中央政府。有的只是地方官員，在東部甚至連地方官員也沒有，因為他們在不斷推進的蘇聯紅軍到達之前就已逃走了。為了占領德國，同盟國將它分為四個占領區：東區（蘇占區）、西北區（英占區）、南區（美占區）及與法國接壤的、較小的西南區（法占區）。柏林也同樣被劃為四個區，為確保政策的一致性，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就設在這座城市里。

當占領國面對管理德國的具體問題時，它們發現各自的目標和政策根本不同。蘇聯人要求巨額賠款，還想進行一場將他們的占領區轉變為另一個"人民民主國家"的社會革命——如果可能，他們還希望這場革命能將整個德國轉變為另一個"人民民主國家"。為此，他們贊成建立一個能促進其最終的共產化、實行中央集權制的德國。同蘇聯人一樣，法國人也決意要索取大筆賠款，但他們愿意建立一個松散的聯邦，他們認為，松散的聯邦對法國安全的威脅較小。英國人和美國人同法國人一樣贊成建立一個聯邦制國家，但他們在經濟問題上反對法國人和蘇聯人。

1944年9月，羅斯福和丘吉爾接受了條件苛刻的"摩根索計劃"，該計劃是由美國財政部長小亨利·摩根索提出的，其目的是要把德國改變成一個工業結構大為縮小的田園式國家。盡管這一目標在當時很誘人，但最終還是被放棄了，因為這一目標無法實現，除非讓大多數德國人挨餓。當美國和英國發現必須將大量的糧食運入其人口稠密的占領區時，經濟上的現實問題變得更加明顯。大批德國難民已從東德和日耳曼少數民族在那里生活了數世紀之久的中東歐各地區源源不斷地涌入這些占領區。為了供養人數已劇增的全體居民，倫敦和華盛頓認識到必須擴大而不是壓縮德國的工業生產。蘇聯人的反應自然是對此表示懷疑和不滿。

圍繞賠償問題的爭論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先前，在1945年7月召開的波茨坦會議上，美、英、蘇三國已一致同意蘇聯應從德國得到100億美元的賠款，主要的辦法就是提取德國的國外資產，拆除蘇聯占領區內的工業設備和西方占領區內不為當地經濟所需要的工業設備。蘇聯人立即著手拆除東德的工廠，將工廠設備運回本國，同時還拿走了德國工廠當時的產品；后一種做法是違背波茨坦協定的，這也是蘇聯人不愿讓他人檢查東德經濟的原因。作為報復，美國人和英國人于1946年5月停止將他們占領區內的賠款交給蘇聯，并一再提高所允許的德國工業的水平。1946年12月，英國人和美國人又采取了下一個行動，將他們的占領區合并成一個經濟"雙占區"。

到1947年初時，對德國實行的四國管理已經失敗。為了解決沖突，四巨頭會議于1947年3月在莫斯科舉行。美國人和英國人堅決主張對德國實行經濟統一，法國人和蘇聯人則表示反對。經過6周徒勞無益的爭論之后，會議宣布休會。會議的失敗連同此時宣布的"杜魯門主義"一起被有些人認為是冷戰開始的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