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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密切相關的是為裁減軍備所作的種種嘗試逐漸停止，讓位于各種大規模地重整軍備的計劃。始于1932年8月的裁軍會議斷斷續續地開了2o個月，但與經濟會議一樣沒有成效。隨著20世紀30年代的漸漸逝去，各國都將越來越多的力量用來重整軍備。事實證明，這一趨勢是不可能停止的，因為軍火制造不僅提供了想象中的安全，還提供了就業機會。例如，美國的失業人數直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開始重整軍備時才大大減少。同樣，希特勒因實行龐大的重整軍備的計劃，才迅速解決了他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失業問題。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希特勒之所以能最成功地使其國家擺脫經濟蕭條，是因為他在其國家的備戰方面做得最徹底。此外，大蕭條對社會造成的破壞和伴隨而來的失業給人們以極大的傷害，因此，各地民眾都歡迎新的工作，哪怕是軍工廠里的工作。很可能沒有一項措施能象給絕望的失業者以工作的大規模的重整軍備一樣，使希特勒為其人民所愛戴。

這時正在積聚起來的武器裝備必然遲早會得到使用，但使用它們還需要有某種理由；"生存空間"便是最明顯的理由。這是希特勒新創的術語，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日本的軍事領導人也使用了與此類似的說法和論點。按照這一學說，失業和普遍存在的苦難是由生存空間的缺乏引起的。少數幾個幸運的國家奪取了所有的殖民地和人煙稀少的海外領土，使其他國家沒有維持其人民的生存所必需的自然資源。明顯的出路是擴張，必要時可使用武力，以糾正過去所遭受的不公正行為。這就是所謂的"窮"國反對"富"國時所使用的論點。

大蕭條除破壞了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外，還同樣地、不偏不倚地破壞了美國、加拿大和英國——由這一事實看來，上述論斷顯然是似是而非的。不過，生存空間的思想起了使"窮"國的人民團結起來、去支持各自政府的擴張主義政策的作用。它還為那種公開宣布其目的是為窮人提供食物、為失業者提供工作的侵略提供了表面上看來合乎道義的正當理由。實際上，即使在"富"國中，也有某些人接受了這些理論解釋，為隨之而來的侵略進行辯護。甚至連一些不愿輕信這些似是而非的推理的西方政治家有時候也不得不因國內的緊迫問題而對侵略行徑視而不見。20世紀30年代中，公然違犯《國聯盟約》的做法之所以能一再取得成功，一定程度上就是因為西方領導人首先須予以往意的是那些壓倒一切的國內問題。

引起張伯倫于1932年所說的"猜疑"、"恐懼"和"倒退"的各種勢力的結合就是這樣。在隨后幾年中，這些勢力完全破壞了已于20年代達成的和解，促成了一個又一個危機，最終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十四章　走向戰爭

（1929-1939年）

這不是和平。這是20年的休戰。

福煦元帥，　1919年

2o世紀2o年代后期是繁榮、穩定與和解的幾年；2o世紀30年代則是蕭條、危機和戰爭的10年。2o年代的和解在歐洲是以法國聯盟體系為基礎，在遠東則是以華盛頓會議的協定為基礎，兩者的目標都是為了維護這兩個地區的現狀。這一目標在2o世紀20年代中得到實現，但在隨后的10年中，一切又突然地、決定性地顛倒過來。德國和日本的新領導人決意修改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領土和約，并有辦法、有決心這樣做。他們大規模重整軍備的計劃和驚人的侵略行徑急劇地改變了勢力均衡。較弱的意大利不再是徒勞無益地企圖向現狀挑戰的唯一的修正主義國家；第三帝國和日本帝國也給修正主義運動增添了力量，導致了一個全新的力量布局，由于英國、法國及其歐洲大陸盟國堅持維護現狀，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努力要求改變現狀，因五年計劃而變得強大的蘇聯起著日益重要的作用，日此，一種三足鼎立的局面發展起來了，這三方力量的相互影響解釋了20世30年代一再發生的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終于爆發的原因。

一、日本入侵滿洲

第一個重大的侵略行動是日本作出的，因為它要實現其獲取大陸領土這一蘊藏已久的野心。為了利用看去是不可錯過的良機，日本人早些時候已迅速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們不太費力地接管了德國在太平洋上的島嶼和在山東半島上的特權。不過，他們的全部野心表現在1915年1月向中國提出的《二十一條》中。這些條款若得到實現，就會把中國改變成日本的保護國。日本遠征軍在英國和美國軍隊于1920年撤離西伯利亞后繼續留在該地是其大陸野心的又一表現。

日本人的這些愿望多半未得到滿足。"二十一條"被成功地抵制了，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美國國務卿威廉·詹寧斯·布賴恩的警告，他說，美國不會承認任何破壞中國領土完整或違反"門戶開放"原則的條約。在巴黎和會上，日本確保住了從前的德屬島嶼，但只是作為三級托管地而不是作為地道的領地。威爾遜總統拚命反對日本對無可爭辯的中國領土山東的要求。作為妥協，日本被準許"暫時"占有這座半島，但日本退一步承認它的"政策"是在某一日期把這片領土歸還中國，"只保留'以往一向'授與德國的經濟特權"。

在華盛頓限制海軍軍備會議上，日本正式放棄了它也許仍懷有的領土野心。與會九國簽訂了《九國公約》（1922年2月6日），保證中國領土完整，重申"門戶開放"原則。在這個會議上，美國、英國、法國和日本還簽訂了《四國條約》（1921年12月13日）；通過這一條約，他們同意互相尊重各方在太平洋"島嶼領地"上的權利，通過協商解決今后的一切爭端。此外，經過美國的積極調解，日本同意將山東歸還給中國并從西伯利亞撤軍；這兩個諾言于1922年被履行。

在結束了——至少是暫時結束了——對外冒險之后，日本這時把注意力轉向國內問題：1923年大地震的善后問題和引起騷動的投票問題。大地震摧毀了東京四分之三的地區，造成了16萬人的重大傷亡和價值20億美元的財產損失；投票問題引起了騷亂和政治動亂，直到1925年接受男性普選制，將選民從300萬人增加到1400萬人為止。

最嚴重的是經濟問題，尤其是貧困農民的經濟問題。日本同美國一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通過提供軍需品和商船運輸大大繁榮起來。1914年至1920年間，對外貿易的價值增加了近4倍，即從12億美元增加到43億美元。不過，這一繁榮的分布情況很糟，因為經濟權力前所未有地集中在所謂的財閥（zaibatsu；zai意為富豪，batss意為集團）手中。"財閥"是四個以家族為中心組成的大企業（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的通稱；這四家大企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控制了日本所有公司資本總額的四分之三，擁有日本私人銀行全部存款的三分之一、全部信托存款的四分之三和全部人壽保險單的五分之一。占總人口一半的農民因很高的地租和沉重的債務而窮困不堪。他們中只有7％的家庭擁有5英畝或5英畝以上的土地；平均每戶占有的土地不到3英畝。城市工人則遭受著食品價格高、工資低、工會沒有自由的痛苦。由于投機商將物價抬得很高，1918年爆發了米糧暴動，使政府必須動用軍隊來恢復秩序。

工人和農民生活水平的降低意味著國內市場受到嚴格限制。因此，日本工業主要依靠外國市場銷售產品；這種依賴在大蕭條到來時帶來了災難。1929年至1931年間，對外貿易減少了近50%。農民以往靠養蠶來增補微薄的收入，這時因向蕭條中的美國出口的絲織品的數量急劇下降而受到嚴重傷害。城市工人也相應地遭受著失業的痛苦。

軍隊領導人和其他擁護擴張領上的人這時能頗有說服力地爭辯說，依賴外國市場是日本處于困境的根源。日本應征服一個使日本能自給自足、在經濟上不依賴世界其他地區的帝國。軍方代言人在過去幾年里一直在鼓吹這一學說，但大蕭條的破壞這時為他們提供了易起反應的聽眾，正如希特勒在德國所遇到的情況一樣。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將軍在給天皇的建議書中寫道：英國可得到印度和澳大利亞的原料，美國可得到加拿大和南美洲的資源。"但是在日本，糧食供應和原料同人口相比在減少。如果我們只希望發展貿易，最終必將被打敗。……最后，我們將一無所獲。……景好的政策在于采取積極措施，去獲取日本在滿洲和蒙古的權利和特權。……"

日本的擴張主義者不僅為經濟上的原因所驅使，還對蘇聯力量的日益增長和蔣介石統一中國的日趨成功感到不安。此外，他們充分意識到當時正引起西方政治家注意的失業情況和其他問題。這些周密的分析思考反映在1931年夏即日本軍隊侵略滿洲前僅6個月時本莊將軍提交給軍事大臣的備忘錄中：

為了加強我國的地位和力量，有必要立即利用蘇聯還未完成五年計劃和中國尚未成為統一國家的形勢，同時還要利用世界經濟的困難處境。所有這些因素都必須加以利用，以達到更進一步占領滿洲和蒙古的目的，實現早先遠征西伯利亞時的積極目標。中國的統一、蘇聯的存在和美國的入侵遠東，所有這些都不符合我們的利益。

田中和本莊都把滿洲列為他們擴張主義計劃的第一個目標，這并不是偶然的。中國東北角上的這個省份具有兩個有利條件：與南京中央政府的聯系松散，并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其中包括鐵、煤和遼闊、肥沃的平原。此外，日本已通過過去商定的條約獲得了在滿洲的某些特權；這些特權可以用來為其侵略行徑找借口。當日本軍方于1931年秋斷定入侵時機已戍熟時，他們正是這樣做的。

1931年9月18日晚，一顆炸彈將日本人控制的、通往沈陽北部地區的南滿鐵路炸壞了一小段。由于幾分鐘后一列南去的火車毫無困難地通過了那段鐵路，日本人又在以后5天里拒絕讓新聞記者前往"事故"——日本人當時審慎地稱這一爆炸事件為事故——現場采訪，因此，當時大多數人都認為這整個事件是捏造的。現在，人們才弄清，這件事的確發生過，因為幣原喜重郎男爵在1946年6月東京國際戰犯法庭上證明了這一點。這位男爵曾于1931年任外務大臣，他承認，當時一些軍官籌劃了這一事件，他雖設法阻止但未成功。他的證言可通過駐扎在關東半島上的日本軍隊即當時所稱的"關東軍"立即行動起來時所具備的速度和精確性得到證實。關東軍未經宣戰就在24小時內攻占了沈陽和長春，然后成扇形向四面八方展開。1932年1月下旬對哈爾濱的占領意味著滿洲各種有組織的抵抗的結束。1932年3月，勝利者將他們的占領地重新命名為"滿洲國"。因需要一個傀儡皇帝，他們便將1911年垮臺的滿清王朝的幸存者、退位的皇帝博儀拉了出來，正式任命他為攝政王。

其時，中國政府根據《國聯盟約》第11條和《巴黎公約》（《凱洛格-白里安條約》）向國際聯盟和美國求助。給果只是一再商討而沒有實際的援助。國務卿亨利·l·史汀生表示"由衷的同情"，但拒絕引用《巴黎公約》。國聯理事會于9月19日、10月13日和11月16日三次開會討論滿洲的局勢；這些會議的特點是表示好意、致以問候，然而又拖拖拉拉、一片混亂。日內瓦和華盛頓的許多人始終堅信，日本內閣能約束軍隊，結束危機。11月21日，日本代表團接受了中國人原先提出的成立公正的調查委員會的建議，但委員會成員直到1932年1月14日才被選定，而且他們實際上直到4月21日才抵達沈陽；這時，滿洲已變成了滿洲國。

1932年1月7日，美國政府宣布了所謂的"史汀生主義"，它規定，凡有損中國獨立和領土完整、違背"門戶開放"政策的條約，凡使用違反《巴黎公約》的手段而造成的條約，美國一概不承認。這一規定幾乎沒有產生實際效果，因為日本軍隊只對優勢力量起反應，而當時沒有一個國家強大得可以勇敢地與在遠東的日本相對抗。此外，所有西方政府都為緊迫的國內問題所頒擾。例如，胡佛總統就面臨著國民選舉和大蕭條兩大問題；大蕭條當時正嚴重到極點。因此，他希望"擺脫"國際糾紛，全力以赴解決國內問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此期間，國際聯盟調查團即李頓調查團已在團長李頓勛爵的領導下，在日本、中國和滿洲收集證據。它于1932年10月提交的報告為了避免冒犯日本人，措辭很謹慎。它否認日本人的侵略是正當的自衛手段，譴責新滿洲國是日本的傀儡政權。但是，它沒有命令日本撤軍。相反，這份報告提出這樣一種解決辦法：承認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利益，將滿洲變成在中國主權范圍內但又在日本管轄下的自治國。1933年2月25日，國聯正式通過了這份報告，第二個月，日本退出了國聯。

回想起來，滿洲事件作為對國際聯盟和旨在維護現狀的整個外交結構——《凡爾賽和約》、華盛頓會議的協定和《巴黎公約》——的第一次沉重的打擊，是很惹人注意的。日本毫不費力就獲得了大片富饒的新領地，這對意大利和德國的修正主義領導人并不是不起作用的；滿洲事件引起了一連串的侵略，這些侵略最終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二、外交上對希特勒的反應

日本人征服滿洲是對遠東現狀的野蠻挑戰，但是，更令人不安的是希特勒對歐洲現狀的威脅。在此之前，法國聯盟體系幾乎是毫不費力地統治著歐洲大陸。墨索里尼曾試圖組織反對集團，但是，他與下等修正主義國家如奧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簽訂的協約幾乎沒有什么價值。同樣，蘇聯被"封鎖線"切斷了同外界的聯系，而且，不管怎樣，它只埋頭于"在一國中建設社會主義"。只有德國呆在一旁，這個國家在接受《洛迦諾條約》和加入國聯時，已在斯特來斯曼的領導下與戰時的敵國講和。

1933年，當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時，這種令人欣慰的形勢被急劇地改變了。這位納粹黨領導人一段時間以來一直在為德國人要求更大的生存空間。引自《我的奮斗》（1924年）中的以下幾段話反映了他的基本思想和目標，在以后幾年中，他一直不斷地、沒有重大改變地重提這些思想和目標。

……如今，不能靠強烈的抗議，而要靠一把巨大的劍，使被蹂躪的地區回到共同的德意志帝國的懷抱。

鍛造這把劍是一個國家內部政治領導人的任務；維護鍛劍工作和尋找戰友則是外交領導人的職責。……

恢復1914年時的邊界的要求在政治上是十分荒唐的，其荒唐的程度和所帶來的嚴重后果使提出這一要求就象是在犯罪一樣……德意志帝國1914年時的邊界是根本不符合邏輯的。因為實際上，這些邊界從包括日耳曼民族的人民的意義上說，是不完整的，從地理軍事是否合宜的角度而言，也是不切實際的。……

因此，我們國社黨人自覺地……關注我們6o0年前放棄的領土。我們不允許德國人繼續不斷地向南方和西方遷移，要把注意力轉向東方領土。如果我們今天談到歐洲領土，我們首先能想到的只是俄國及其邊境上的仆從國……新德意志帝國必須各次使自己沿著過去條頓騎士團的道路前進，用德意志的劍為日耳曼人獲得耕地，為這個民族獲得每日食糧。

幾乎一點也不奇怪，當這幾段話的作者成為德國的主人時，外交上立即有了反響，首先是幾年來一直處于休眠狀態的小協約國開始恢復元氣。1933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建立了由三國外交部長組成的常設委員會，來促進其外交政策的協調和執行。同樣，這年春天，法國外交部長路易·巴爾都周游了小協約國各國首都及華沙，加強了法國與其東歐盟國的聯系。

甚至連后來同希特勒結成"羅馬-柏林軸心"的墨索里尼，一開始也強烈反對他的這位獨裁伙伴。由于許多德意志少數民族在南蒂羅爾，墨索里尼對以"一個民族、一個帝國、一個元首"為口號的擴張主義的納粹政權感到不安。因此，1933年7月15日，他主動與英、法、德締結了《四國公約》。公約重申，簽約國必須堅持《國聯盟約》、《洛迦諾條約》和《凱洛格-白里安條約》，未經四國同意不得對《凡爾賽和約》作任何改動。這一做法證明是無用的，因為希特勒一再違反這些諾言——甚至無視與他一同簽約的國家。1933年10月，他宣布德國退出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雖然他沒有立即透露其重整軍備的計劃，但這一計劃的存在——如果不是就其進度和規模而言——已普遍地為人們所知道。

這些發展促使土耳其、希臘、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組成另一個地方性集團，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擁有相當多的德意志少數民族。1934年8月9日，四國簽訂了《巴爾干公約》，公約規定四國相互合作、共同維護東南歐的現狀。

比巴爾干協約國的組成更值得注意的是蘇聯的對外政策這時有了根本的改變。傳統上，蘇聯領導人認為國聯是掠奪成性的各帝國主義強國保持一致的組織。但是，1933年12月，當美國記者沃爾特·杜蘭蒂問蘇聯對國聯是否始終持否定態度時，斯大林答道：

不，并非始終，并非在所有的情況下都持否定態度。你們可能不十分理解我們的觀點。盡管德國和日本都退出了國聯——可能正是因為這一點——國聯也許仍然多少能起制止或阻止軍事行動爆發的作用。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要我們不顧國聯的嚴重缺點而支持國聯，并不是不可能的。

這段話反映了蘇聯政府對希特勒的出現極為擔心。由于這種擔心，蘇聯人這時認為，國聯是一種組織共同抵抗、以擋住納粹先發制人的侵略的可能的工具。這一新態度得到了法國外交部長路易·巴爾都的鼓勵。巴爾都在國內問題上是保守派，在外交事務方面，他的簡單的、始終如一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強大到可以勸阻希特勒不從事擴張主義冒險活動的聯盟。除了鞏固法國、小協約國和波蘭之間的關系外，巴爾都這時還力圖使蘇聯加入維護現狀集團。基本上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國際聯盟才邀請蘇聯加入它的行列，而蘇聯也于1934年9月19日接受了這一邀請。

第二個月，一個刺客在馬賽槍殺了巴爾都和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這是歐洲外交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因為巴爾都的繼承者們奉行一種比較錯誤的、自相矛盾的對德政策。皮埃爾·賴伐爾尤其如此，他的陰謀詭計曾使羅馬尼亞外交部長尼古拉·蒂圖列斯庫破口大罵："賴伐爾這頭豬。"頗為典型的例子是1935年1月7日賴伐爾同墨索里尼達成的和解協定，在這個協定中雙方同意，如果希特勒采取行動，他們就一起對付；他們還解決了有關其非洲領地的各種爭端。法國將一些與意大利殖民地利比亞和厄立特里亞接壤的荒涼地區割讓給意大利，墨索里尼則放棄了對擁有許多意大利居民的突尼斯的要束。不過，有關埃塞俄比亞的口頭協議導致了很大的爭議：墨索里尼聲稱，他得到了在那個國家里行動完全自由的許諾，而賴伐爾堅持認為，這個協議僅限于經濟事務方面。安東尼·艾登斷定："這一口頭協議的真實內容人們將永遠無法知道。……這兩位詭辯能手……在賴伐爾垮臺之后還會繼續爭論。……了解了他們的解釋后，我本人的看法是，賴伐爾當時把話說得十分模棱兩可，給了墨索里尼利用他這種暖昧態度的機會。"無疑，這位"領袖"得到了最壞的書面協定和最好的口頭許諾。

兩個月后，也就是1935年3月雙日，德國正式背棄了《凡爾賽和約》中關于解除德國武裝的條款，再次提出征兵，并直布德國軍隊將增加到36個師。英、法、意在4月11日的斯特雷薩會議上作出了反應，它們一致同意共同行動，反對德國的威脅。事實證明，這一"斯特雷薩陣線"與兩年前的《四國公約》一樣無用。各簽約國很快就開始自行其是：意大利忙著準備入侵埃塞俄比亞；英國于6月18日與德國簽訂了一份單獨的海軍協定，允許德國建立起一支相當于英國海軍力量的35%的海軍；法國于5月8日與蘇聯締結了一份為期5年的同盟條約，雙方同意，如果一方遇到無端的進攻，另一方將予以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于5月16日與蘇聯簽訂了類似的條約，不過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援助取決于按照1924年的同盟條約也必須提供援助的法國。

總之，在希特勒掌權的刺激下，兩年內出現了好幾個旨在阻止這位"元首"的任何侵略行徑的新的外交集團——巴爾干協約國、復活的小協約國、法蘇同盟和捷蘇同盟。但是，在這些外交集團中也存在著嚴重的分歧，例如，《英-德海軍協定》就引起了巴黎的不滿，1934年1月簽訂的《德-波互不侵犯條約》也沒得到巴黎的賞識，令人捉摸不定的賴伐爾根本不信任他的蘇聯盟國，寧愿自己私下另外做交易。隨著埃塞俄比亞危機的爆發，這些分歧成為徹底破壞國際聯盟和戰后整個外交結構的日益豁開的裂口。

三、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亞

1935年10月3日，墨索里尼的軍團侵入獨立的非洲王國埃塞俄比亞。促成這一赤裸裸的侵略的因素有好幾個，一個因素是法西領主義者為擴展疆土而釀場擴展疆土。墨索里尼宣稱："帝國的發展是生命力的主要表現，反之則是衰退的表示。"對帝國鼎盛的這種熱望因回想起1896年在阿杜瓦的失敗——當時，一支25，000人的意大利軍隊慘敗于部落民之手——一而得到加強。大蕭條的影響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記，因為意大利的失業人數從1926年的11萬人上升到1931年的73萬人，進而上升到1933年的100多萬人，從而導致了這樣一種通常的理論解釋，即斷定殖民地擴張是減輕國內經濟壓力所必需的。意大利人對這一點特別熱心，因為英國和法國已獲得非洲所有上等的領地，留給意大利人的只是利比亞、厄立特里亞和索馬里蘭的多沙的荒地。

當時，一位意大利工程師表達了這種擴張的決心，他抱怨說他在厄立特里亞我不到黃金。"但在阿比西尼亞"，他又說，"卻還有鉑白金，付很少的代價就可以找到它們。但是，它們都被埋藏在地底下。人們除了在陽光下游蕩其他什么事都不做。當你真正地觀察到這一點時，如果你還認為，一個民族可以出十足的懶惰而對無數的財富實行禁運，而其他民族卻必須在貧瘠的土地上與各種自然力作斗爭，那將是不道德的。"墨索里尼拿定主意后就立即決定采取行動，因為他認為當時的外交形勢對他很有利。他認為賴伐爾已給他開了綠燈，并以為來自其他地區的反對不會堅決到足以阻止他的地步——這一設想證明是完全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