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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英國只有兩、三個政黨的情況大不相同，法國擁有好幾個政黨，因此，一屆內閣的生命力取決于它有無能力為獲得大多數人的支持而將這些政黨組成一個足夠大的聯盟或集團。這一點說明了法國內閣與英國內閣比較起來更換得較快的原因。從左派到右派的主要政黨是共產黨和社會黨、激進社會黨以及諸如共和民主聯盟和民主聯盟之類的右派各黨。共產黨和社會黨主要代表城鄉工人；激進社會黨是中間派，為中下層階級所支持；右派各黨通常為扭有力的天主教徒，代表財團和巨額融資。

如同英國發生的情況一樣，法國1919年的選舉選出了一個由保守派和民族主義者占優勢的議會。在以后5年中，法國由主要建立在右派諸黨的基礎上的"民族集團'內閣統治。這一時期里舉足輕重的人物是雷蒙·普恩加來，他決心要德國人賠償重建家園所需的費用。他的政策最終導致了1923年法國對魯爾的侵占，這是一次代價昂貴、幾乎一無所獲的行動。到1924年初時，一法郎的價值已從戰前的19.3美分降到3美分多一點。法國公眾因這種經濟上的不穩定和對魯爾的冒險行動而與政府疏遠，魯爾行動使人們擔心會重新爆發戰爭。因此，在1924年5月的大選中，"左翼聯盟"即"左派集團"獲得多數席位。激進社會黨領導人愛德華.赫里歐在社會黨人的支持下當選為總理。在外交事務方面，他結束了對魯爾的侵占，同意和平解決賠償問題，承認蘇聯。但財政難題仍未得到解決；在這難題上，放任主義的激進社會黨人和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黨人不能取得一致意見。社會黨人要求資本課稅，赫里歐卻反對，結果他的內閣于1925年4月垮臺。法郎立即貶值，第二年，一法郎僅值2美分——其價值相當于戰前的十分之一。

法國這時再次轉向右派。1926年7月，普恩加來組織了一個除社會黨和共產黨外有其他所有政黨參加的"全國聯合會"內閣。為表明形勢的嚴重性，新內閣包括6位前總理，其中還有赫里歐。普恩加來采取了保守但卻嚴厲的措施，以緊縮開支，增加歲入。到1926年年底時，法郎的幣值達到一法郎值4美分，并穩定在這個水平上。由于這只是戰前法郎價值的五分之一，政府使自己免去了五分之四的國債，不過，這是在法國債券持有人受損害的情況下取得的。法郎的貶值吸引了許多旅游者，尤其是美國人，同時還促進了法國商品的出口。普恩加來的成功使他當了三年總理，創造了兩次大戰之間的最高紀錄。1929年夏，普恩加來辭職，恰好避開了一股經濟旋風，這股經濟旋風將破壞他先前所已實現的不牢固的穩定局面。

五、歐洲的穩定與和解

賠款問題的解決：道威斯計劃　1924年至1929年是歐洲和平與和解的時期之一。1924年，《道威斯計劃》——一項有關賠款支付的協定——的協商是這一穩定過程的第一階段。《凡爾賽和約》要求德國人承擔戰爭責任，要求德國人答應貽償戰爭所造成的損失。在凡爾賽，對賠款支付的數額和時間表沒有達成協議；在以后幾年中，這一問題不僅是協約國與德國之間，而且是各協約國之間長期不和的根源。

1920年，賠款委員會——一個受命擬定詳細計劃的機構——決定，德國的賠款應按下列方案分配：52%給法國，22%給英國，10%給意大利，8%給比利時，剩下的8%給其他協約國。第二年，委員會規定德國的賠款總額為320億美元，可用現金和實物（煤、機車、紡織機械和德國工廠及礦山的其它產品）支付。協約國的企業界很快就提出抗議，因為這些商品正形成一股與他們自己的商品相競爭的力量。因此，協約國要求德國主要以現金支付賠款，但這只有在德國的出口額大大超過進口額時才能實現，這一點自然是絕對辦不到的，因為世界各地的關稅正在提高，德國也正在增加進口商品以滿足重建家園的需要。

1921年和1922年，德國支付了部分賠款，但與此同時，它正遭受著災難性的通貨膨脹。1914年時，一馬克值25美分，到1922年7月，已貶值到僅值2美分，一年以后，它變得一文不值——一大堆馬克才兌換一美元。在這種情況下，德國人要求延緩兩年償付賠款。英國人正在受失業之苦，急欲加快國際貿易的復興，因此同意了這一要求。然而，遭受損失最慘重的法國人確信，只要德國人愿意就一定能償付，并著手使用武力。1923年1月，法國軍隊不顧英國人的批評，與意大利和比利時小股部隊一起侵占了魯爾工業區.

德國人的反應是進行總罷工，結果，法國人不得不為占領付出了得不償失的代價。由于德國經濟毫無生氣、法國人又受到阻礙，賠款問題陷入僵局，于是，成立了一個由美國銀行家查爾斯·道威斯主持的經濟專家委員會。1924年9月1日，協約國和德國雙方通過并開始實施所謂的《道威斯計劃》。這個計劃建立在"商業，而不是政治"這一口號的基礎上，它要求每年支付的賠款額從23800萬美元開始，達到最高額59500萬美元。這些金額可依據一定年份的繁榮指數予以調整。另外，德國須廢除其惡性膨脹的貨幣，并在協約國的監督下改組它的國家銀行。作為回報，德國將得到8億美元的外國貸款，而法國必須撤離魯爾。

然而，這一安排同其它許多安排一樣，將被大蕭條的沖擊帶走。即使在1928年9月以前《道威斯計劃》生效的4年里，德國人支付的現金和實物也僅相當于他們從外國市場、主要是美國市場所借款項的一半。不過，《道威斯計劃》的確緩和了歐洲的緊張局勢，為政治問題的解決開了路。

尋求和平：洛迦諾公約　在大戰剛結束后的幾年中，歐洲的外交為法國及其中歐和東歐的盟國所支配。由于奧匈帝國的消失、德國和俄國的屈服，法國這時成為歐洲大陸的頭號強國。因為德國和俄國顯然遲早會設法重申自己的主張，所以，法國外交的目標是為國家安全建立一個可靠、持久的基礎。

從理論上說，國際聯盟以其《盟約》第十條提供了普遍的安全，這一條耍求各成員國"尊重并維護國聯所有成員國的領土完整和現有的政治獨立，反對外來侵略。"困難在于國聯缺乏實施這一條款所必需的力量。國聯大會能請求成員國運用經濟抵制甚至武裝報復來反對侵略者，但這種經濟和軍事制裁的任何一項措施都只能由各國政府來實施。國聯本身既沒有武器，也沒有軍隊法；法國曾提出成立一支由國聯支配的國際警察部隊，但這一建議被否決了。因此，歸根到底，國聯所作的決定的分量取決于國際輿論，而國際輿論在重大問題上通常是混亂的、有分歧的。

法國在不到50年的時間里就遭到了德國的兩次侵略，因此，它不愿將其安全交托給沒有權威的國聯。最初，它建議結成英法美三國同盟，這將保證法國在遭到德國侵略時得到英美的援助。當這一計劃因美國參議院拒絕批準同盟條約而失敗時，法國轉向了較小的歐洲國家，這些國家在支持和平解決、反對修訂條約方面與它有著共同的利益。它于1920年9月、1921年和1924年分別與比利時、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協商建立了正式的軍事聯盟。捷克斯洛伐克先前已在1920年至1921年間與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一趙成立了所謂的"小協約"，以便在遭到匈牙利的進攻或面臨哈布斯堡王朝的復辟時，互相提供援助。波蘭因于1921年與羅馬尼亞給成同盟而與小協約國連在一起；在與羅馬尼亞締結的盟約中，波、羅兩國保證在遭到俄國侵略時互相援助。由于法國與小協約國的關系，法國能擴大自己的聯盟組織，分別于1926年和1927年將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拉入聯盟。

這一聯盟組織基本上是反德的，它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孤立德國來保護法國及其盟國。不過，大約1925年前后，法、德兩國的關系有了改善，這一方面是因為《道威斯計劃》的實施暫時獲得成功，一方面是因為兩國外交部長即法國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和德國的古斯塔夫·斯特來斯曼持相互和解的態度，他們斷定各自國家的安全可以通過直接談判和達成協議來加強。他們受到了英國外交大臣奧斯汀·張伯倫爵士的鼓勵；張伯倫還說服意大利人接受了這一觀點。給果產生了稱為《洛迦諾公約》的一系列協定，這些協定是于1925年10月簽訂的。

這些協定規定，德國可加入國際聯盟，并成為常任理事會成員。作為回報；德國同意不通過武力來謀求條約的修訂，和平解決同法國、比利時、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的一切爭端。德國確保留了通過和平手段設法更改其東部邊界的權利，但它承認其西部邊界的永久性。德國、法國和比利時答應任何時候都尊重它們相互間的邊界，英國和意大利保證遵守這一規定。

洛迦諾精神　《洛迪諾公約》在當時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張伯倫表達了那時普遍存在的一種觀點，他宣稱，公約標志著"和平年代和戰爭年代之間的真正分界線"。同樣，白里安也發表了有關"洛迪諾精神"的動人演說；"洛迪諾精神"禁止了戰爭，用"調解、仲裁與和平"代替了戰爭。在這種樂觀主義的余輝中，美國國務卿弗蘭克·凱洛格按照白里安的建議，提出各國保證擯棄戰爭、不把戰爭當作"推行國策的一種工具"。這一建議得到了實施，1928年8月27日，《凱洛格-白里安公約》被簽訂。由于公約只拒絕戰爭并未規定制裁措施，它很快就得到60多個國家的簽署。雖然公約只依靠世界輿論這種道義上的壓力，但僅如此多的國家簽署公約這一事實便足以促成國際緊張局勢的進一步緩和。

同樣有希望的是同德國關系的改善。1926年，德國被允許加入國聯，并成為常任理事會成員。另外，關于賠款的支付問題，也與德國達成了進一步的解決辦法。《道威斯計劃》沒有規定德國應支付的賠款總額，因此，第二個經濟專家委員會在另一位美國財政家歐文·揚格主席的領導下，于1929年在巴黎開會，制訂了一個于1930年初被采納的新的賠款計劃。這一計劃規定德國應支付的賠款總額為80億美元，58年內分期付清。作為對德國接受《揚格計劃》的回報，法國于1930年，即比《凡爾賽和約》所規定的期限早四年撤出萊茵蘭。

與此同時，一系列裁軍會議正在舉行，這不僅是因為國際輿論的壓力，而月、是因為協約國已用旨在"普遍限制各國軍備"的說法迫使德國裁軍。此外，國聯盟約聲明"維護和平需宴裁減各國的軍備，"并規定國聯理事會"制定計劃"。不過，盡管有這些保證，但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里并沒有實現全面裁軍。擁有被征集的軍隊的國家不希望將受過訓練的后備兵作為實際可作戰的士兵包括在軍隊兵額之內，而那些擁有自愿軍的國家則堅持認為后備兵應包括在內。有些國家要求軍備限制以財政支出為基礎，但英國和美國堅決反對，因為他們每個士兵的財政支出比別的國家高得多。此外，法國及其盟國堅決主張軍備應受到國際的控制和監督，而英美則寧愿依靠信義。根本的困難在于：各國考慮到缺乏一個國際安全體系，便靠自己的軍隊來謀求安全。不過，在限制海軍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海軍強國的數目比陸軍強國少。但即使在這方面，也只是對某類艦只的噸位比例取得一致的意見，并沒有限制艦只的總噸位。

盡管裁軍失敗了，但20年代末期人們都有一種感覺，認為歐洲終于恢復到了正常狀況：德國和它以前的敵人似乎已經和解；法國軍隊撤出了萊茵蘭，德國人加入了國聯；賠款問題似乎終于得到了解決；60多個國家已擯棄戰爭"作為推行國策的工具"；繁榮程度在增長，失業率正相應下降。甚至來自蘇聯的消息也是令人鼓舞的，因為這個國家已于1928年開始實行一個新的、宏偉的"五年計劃"（見第二十三章第一節）。西方大多數權威人士認為這一計劃是不切實際、注定要失敗的，但是，它至少可使蘇聯人的注意力從國際冒險活動轉移到國內經濟發展中去。因此，"洛迦偌精神"似乎是有意義、有內容的，人們可以想當然地認為歐洲這時能安定下來，象在19世紀那樣去享受幾十年的和平與繁榮。

第二十三章　五年計劃和大蕭條

1931年這一年因一顯著特征而不同于"戰后"前幾年，也不同于"戰前"前幾年。1931年，世界各地所有的人都在認真地思考并坦率地議論著西方的社會制度也許會失敗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性。

阿諾德·j·湯因比

20世紀20年代快結束時，歐洲似乎正安定下來處于一個和平、安全和相對繁榮的時期。然而，這一令人欣慰的景象卻被突然到來的大蕭條徹底破壞了，由此產生的經濟混亂和大規模失業逐漸損害了前幾年所已取得的和解的基礎。各地政府在日益增長的貧困和不滿情緒的壓力下興亡更替。這種政治上的不穩定直接地、災難性地影響了國際形勢；有些政府把對外冒險作為改變國內緊張局勢的手段，另一些政府則因自己國內的緊迫問題而無視這種侵略行徑。因此，大蕭條是兩次大戰之間時期的分界線。1929年以前的幾年是充滿希望的幾年，歐洲逐步解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各種爭端。相反，1929年以后的幾年充滿了憂慮和失望，危機一個接一個，最終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大蕭條的影響和意義因蘇聯的幾個五年計劃而增大。在西方的經濟確實是一團糟的同時，蘇聯正在繼續進行經濟發展方面的獨特實驗。雖然五年計劃伴有嚴厲的壓制和民眾的窮困，但實質上是成功的。蘇聯從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迅速上升為世界第二大工業強國。這種前所未有的成就具有國際性的影響，尤其是因為當時種種經濟困難正使西方陷于困境。

因此，五年計劃和大蕭條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里居有突出的地位，它們一者襯托了另一者，兩者都產生了至今仍可感覺到的影響。

一、五年計劃

戰時共產主義　布爾什維克一發現自己處于俄國的主人地位，就面臨著創建太平盛世的挑戰；關于這種太平盛世，他們過去已宣傳很久了。他們很快發現，他們對迎接這一挑戰毫無準備。過去的歷史中沒有模式可遵循，馬克思主義著作也沒有多大用處，因為它們幾乎只是論述如何奪取政權，而沒有論及奪取政權以后該怎么辦。社會主義社會——國家擁有生產資料的社會——的傳統定義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真正實現不起指導作用。列寧本人就承認："我們在奪取政權后便知道，不存在將資本主義制度具體改造成社會主義制度的現成方法。……我不知道哪位社會主義者處理過這些問題。……我們必須根據實驗作出判斷。"

起初，幾乎沒有實驗的機會，因為生存斗爭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所謂的"戰時共產主義"盛行于1917年至1921年間；當時，為了向前線提供所需的物資和人力，采取了種種非常措施，戰時共產主義就是從這類措施發展而來的。戰時共產主義的一個特征是對土地、銀行、對外貿易和重工業實行國有化。另一特征是強行征收供養士兵和城市居民所必需的剩余農產品。原先的計劃是向農民提供工業制成品作為補償，但事實證明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當時幾乎所有的工廠都在為前線生產。

內戰的結束意味著不再需要'戰時共產主義"這種權宜制度。于是它立即被屏棄了。農民們拿起了武器，反對無償的征收。正如一位農民所說的那樣："土地屬于我們，面包卻屬于你們；水屬于我們，魚卻屬于你們；森林屬于我們，木材卻屬于你們。"同時，這個國家的經濟已陷于癱瘓狀態，這主要是由于1914年至1921年間的接連不斷的戰爭。工業已下降到戰前水平的10%，糧食產量從1916年的7400萬噸下降到1919年的3000萬噸。最大的災難是1920年和1921年的全國性干旱，它促成了俄國歷史上最嚴重的饑荒。無數的人死于饑餓，還有無數的人只是由于美國救濟署提供的救濟品才活了下來。甚至喀瑯施塔得的水兵，雖然以往一向是布爾什維克的最堅定的支持者，這時卻也起來造反，提出了"沒有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的口號。

新經濟政策　注重實際的列寧認識到讓步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于1921年采取了"新經濟政策"，這一政策允許局部地恢復資本主義，尤其是在農業和貿易方面。農民們在向國家繳納約占其產量的12%的實物稅之后，被準許在公開市場上出售他們的農產品。私人可以經營小商店和小工廠。農民和新商人即當時所稱的"耐潑曼"，都能雇傭勞力，并能保留他們在經營中獲得的利潤。不過，列寧設法使國家控制了土地所有權，控制了他所稱的"制高點"（銀行業、對外貿易、重工業和運輸業）。對列寧來說，新經濟政策并不意味著社會主義在俄國的結束，而是暫時的退卻，"后退一步為的是前進兩步"。

隨后幾年中、最大的問題是這"前進兩步'應該怎么走。新經濟政策的確給了人民一段喘息時間，并使經濟從1921年的普遍蕭條中恢復過來。到1926年時，工農業產量已達到1914年以前的水平；但這對蘇聯領導人來說還不夠。從1914年起，人口已增加了800萬，因此，戰前按人口平均計算的標準還未達到。而且，這些標準對19世紀的沙皇俄國來說已是不充分的，更不用說20世紀的蘇聯了。更令人不安的是富裕農民即富農（kulak,其字面上的意思為"拳頭"）及其支持者的力量不斷增長。由于農產品價格已降到1913年時的一半多一點，而工業制成品的價格卻幾乎增加了一倍,富農公開敵視蘇維埃政權。他們生產了大部分剩余糧食，所以，采取的報復手段是：或者減少自己的產量,或者不把糧食拿到市場上出售，以迫使價格上漲。因此，蘇維埃發現為城市居民提供糧食越來越困難了;敵對的富農能夠隨意使城市居民挨餓。這就是在預示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即將到來的偉大革命之后十多年中的令人不愉快的形勢。

國家計劃委員會　1924年，列寧去世，于是，關于用什么來取代新經濟政策的經濟問題便同由誰來繼承列寧這一政治問題連系在一起。在布爾什維克黨內，有一派基本上要求繼續實行新經濟政策，而且，還認為在價格問題上應向富農作出讓步，以便鼓勵他們增加產量。一些剩余產品可以賣到國外，所得的收入用于發展工業。這一計劃遭到了另一派的反對，理由是它不會帶來工業化所必需的大量資本。因此，這一派希望通過全面規劃來加速工業的發展，依靠所增加的工業產品去鼓勵農民提高他們的生產率。當約瑟夫·斯大林成功地出頭當黨的領袖時，他采納了第二派的有計劃的工業化的建議，不過，他也作出了自己的同樣重要的貢獻：農業集體化；這一計劃的目的是在不作經濟讓步的情況下強迫農民生產剩余糧食，從而獲得工業化所必需的資本。1928年，斯大林開始實行旨在使這一計劃生效的一系列五年計劃中的第一個。由于國家安全方面的原因，蘇聯利用了各種資源、采用了各種說服和強制的手段來加速這些五年計劃的實現。

這些計劃是史無前例的，因為它們為國家的整個經濟的改造和運轉提供了藍圖和辦法。"國家計劃委員會"（gosplan）是中心，它由相當于西方內閣的蘇聯內閣——人民委員會任命。直到今天，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職責仍是根據政府提出的總方針和全國各地送來的統計資料制訂計劃。

政府（實際上是共產黨的領導者）作出種種基本的決定，如某項特定的計劃是應全力以赴生產武器還是建立重工業，是應全力以赴生產更多的消費品還是減少糧食作物以增加工業作物。國家計劃委員會以這些方針為指導，動手處理源源不斷地匯集到總部的大量統計資料。蘇聯所有的組織——不論是農業、工業、軍事還是文化組織——部必須依法向國家計劃委員會提供有關資源和經營的具體資料。大量資料先由一批受過高度訓練的統計學家、經濟學家和技術專家進行處理，由他們進而制訂出臨時的五年計劃。在經過評議和聽取有關組織的不同建議之后，再起草制定最后的計劃。這些五年計劃中的第一個雖然與現在由計算機制定的計劃相比非常原始，但也有三大卷，達1600頁之多，其中包括的表格和統計資料涉及到重工業、輕工業、金融、合作社、農業、運輸、通訊、勞力、工資、學校、文學、公共衛生和社會保險等各方面。

農業集體化　斯大林曾說過，富農對集體化的抵抗是他有生以來所遇到的最危險的挑戰。然而，他除了將其計劃強加給富農之外別無選擇，因為集體化是他所制訂的新經濟的基礎。富農們自然反對集體農莊，因為他們必須以與幾乎一無所有的貧農相同的條件加入農莊。有時候，富農們燒毀集體農莊的房屋，毒死耕牛，散布謠言嚇走其他農民。蘇聯政府毫不容情地鎮壓了這種反抗，通過發動貧農反對富農，激起了鄉村中的階級斗爭。警察將成千上萬戶富農趕出了村莊，把他們關進了監獄和西伯利亞勞動營。最后，政府能獨行其是，到1938年時，幾乎所有農民的土地都被合并到242400個集體農莊和4000個國營農場中去了。

集體農莊的大部分土地由農民共同耕種，到年底時農民根據所做的工作量和具備的技能分紅。每個家庭可以擁有自己的房屋、家具。少量的牲畜、農具、數量不受限制的家禽和房屋周圍一個0.25至2.5英畝的菜園。在這菜園里，各家可以種自己想種的東西，所得的產品可以由自己消費，也可以拿到附近城鎮的公開市場上去出售。相反，集體耕田里的產品則以低價賣給政府、工業企業和自治市。政府雖然未在理論上但在事實上還規定了每個集體農莊應生產什么、應由誰當管理人。

國營農場與集體農莊有兩點不同：它們的工人象工廠里的工人一樣拿固定工資，它們土地的面積比集體農莊大得多——1938年時大約大五倍。國營農場主要是用來作為周圍集體農莊的實驗性農場，即模范農場，其產品屬于政府，政府是國營農場的所有者。

雖然蘇聯成功地消滅了幾乎所有的私人農場，但集體化農業的產量一直令人非常失望。俄國農場已800萬工人生產的東西大約僅相當于美國農場400萬工人所生產的80%。造成這一懸殊差別的一個原因在于蘇聯的氣候比起美國的氣候對農業的影響要不利得多。另一原因是蘇聯政府對發展工業更感興趣，因而使農業處于挨餓的狀態。這意味著俄國農場所能得到的機械和肥料比美國農場少。這還意味著國家稅收高，農產品價格低，使集體農莊農民到年底時幾乎兩手空空。缺乏刺激這一點對生產率的影響極為不利，因此，它大大地促成了1964年10月赫魯曉夫的下臺。

雖然從生產的觀點來看農業集體化并不成功，但它還是為五年計劃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礎。它消滅了曾經極大地威脅蘇維埃政權生存的富農。農民不再是一股獨立的政治力量，蘇維埃的權威在農村被牢固地確立。這又使蘇聯政府能強迫農民承擔工業化的大量費用。國家以征稅的形式吸走剩余產品，然后將剩余產品出口，以便為工業化籌措資金。盡管農民一直取不合作的態度，但由于農業集體化制度，政府已能夠向農民榨取足夠的東西，用來供養城市居民、幫助支付新的工業中心的費用。赫魯曉夫的繼承者們決定把極大量的資本投入農業，這一決定可以說從根本上改變了為工業的利益而對農民征稅這一傳統政策。

工業的發展　在蘇聯農業停滯不前的同時，工業一直徑穩步前進。實際上，這兩種趨勢是直接相聯的。農業之所以落后，一定程度上是因為農民喜歡私人農場而不喜歡政府強加給他們的集體農莊，同時也因為政府通過為工業的利益而吸走資本直接犧牲了農業。為了使蘇聯在軍事上和經濟上不依賴世界其他地區，蘇聯領導人優先發展重工業是十分必要的。

大多數農場是作為農業合作社經營的，而工廠主要歸政府所有，由政府經管。除了為工業提供必需的資本外，政府還為促進最高產量而采用了軟硬兼施的做法。工人和經理都必須完成某種定額，違則罰款或開除。另一方面，如果他們超額完成定額，就會得到獎金.工會雖可以成立并得到承認，但未獲得罷工的基本權利——因為罷工會與蘇聯計劃經濟的目標和作用相對立。罷工的目的是確保工人以較高工資的形式得到他們所生產的較大部分，而國家計劃委員會早已決定多少歸工人，多少由政府用于工業的再投資。

實際上，蘇聯的工業已經象事實上那樣迅速向前發展，因為政府提取了大約40%的國民收入用于再投資；相比之下，美國只提取了大約20%國民收入。而且，在計劃經濟中，政府能隨意分配投資資本。因此，蘇聯工業總產品中大約有70%是資本貨物，30%是消費品；而在美國，這一比例大致相反。到1932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時，蘇聯的工業產量已從世界的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這一驚人的激增不僅是因為蘇聯生產率的提高，而且還由于大蕭條所造成的西方生產率的下降。蘇聯國民生產總值（其中除了工業產量外還包括落后的農業產量）在1928年至1952年這25年中增加了三倍半——這一發展速度超過了同一時期其他任何國家。今天，蘇聯仍是世界第二大工業強國，不過它的產量大約只有美國產量的一半。

應該強調指出，蘇聯經濟的發展是在不顧蘇聯公民的愿望、使他們受損害的情況下取得的，蘇聯公民被迫為將來而努力工作，忍受現在的貧困。根據計劃，消費品匱乏、昂貴、質量低劣。蘇聯國民生產總值（產品與勞務的總市場價值）在過去幾年中一直是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46%至48%。按人均計算，蘇聯國民生產總值大約是美國的五分之二。

對世界歷史的意義　從全球影響的觀點來看，國家計劃委員會很可能將證明比共產國際具有更大的意義。五年計劃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尤其是因為同一時期西方經濟的崩潰。社會主義不再是空想家的夢；它是發展中的事業。美國新聞記者林肯·斯蒂芬斯從蘇聯回國后聲明："我看到了未來，它行得通。"因此，原先的懷疑態度轉變為真正的興趣，有時轉變為模仿。為國家資源的投資確定重點是實行計劃的實質，蘇聯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自覺或不自覺地影響了種種經濟政策。有些國家甚至開始了自己的持續時間不一的計劃，希望來減輕本國的經濟困難。

五年計劃給西方國家留下的印象似乎不象給發展中國家留下的印象那么深，一個原因是，按照西方人的標準，蘇聯公民受到了嚴重的剝削。蘇聯人的衣衫襤樓、食物單調、住房糟糕和消費品匱乏給訪問蘇聯的西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反映在一黨制政治結構中的個人自由缺乏、工會受束縛、教育受統一管理和所有交流媒介受嚴格控制同樣使他們感到震驚。盡管蘇聯取得了五年計劃的成就，但蘇聯社會在大多數西方人看來，似乎并不是一個值得仿效的社會主義樂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