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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世界歷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粗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的全球,它顯露出的變化相當少。歐洲的邊界雖因四大帝國的消失而不同,但就整個世界而言,歐洲的統治似乎并沒有減弱。英國、法國和其他帝國仍然統治著與1914年以前一樣多的海外殖民地。實際上,它們的領地甚至更大,因為它們這時控制了以前曾在蘇丹統治下的中東領土。因此,歐洲的全球霸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比大戰前更完整。
不過,在這表面之下,形勢卻完全不同。實際上,從全球的觀點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意義恰恰在于它開始了對歐洲霸權的削弱——這一過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宣告完成,這一削弱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經濟衰落、政治危機和對殖民地的控制日益削弱。
1914年以前,歐洲的經濟很大程度上依靠大規模的海外投資,這些投資每年產生大量的利潤。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失去了其對外投資的四分之一,法國失去了三分之一,而德國則失去了全部對外投資。這一趨勢的完全改變從美國新的金融實力中可看出來。戰前,美國靠歐洲提供所需的資本。到1914年時,美國欠歐洲投資者的債務約為40億美元;如果用現在的標準來衡量,這是一筆微不足道的款項,但卻是那個時期國債的三倍。然而,戰爭完全改變了這種關系,因為協約國政府為了支付戰爭物資款,先被迫出售了它們在美國的股份,然后又向美國政府以及私方借款。因而,到1919年時,美國已成為一個借出款項達37億美元之多的債權國,到1930年時,這個數字已上升到88億美元。
在工業上,與此相同的格局也很明顯,因為歐洲許多工業區已遭破壞,而美國的工廠卻在戰時極大需求的椎動下,猶如雨后春筍驚人地發展起來。到1929年時,美國的工業產量至少占世界工業總產量的42.2%,這一產量大于包括蘇聯在內的所有歐洲國家的產量。因此,歐洲與美國的經濟關系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完全改變。歐洲已不再象在19世紀時那樣,是世界的銀行家和世界的工場。這兩方面的領導權已轉到大西洋彼岸。
戰爭不但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也使歐洲內部遭到摧殘。1914年以前,歐洲已是近代基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發源地。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這些思想和制度的影響已波及全球每個角落。然而,戰爭的浩劫使歐洲人士氣沮喪,失去信心。在歐洲大陸的各個地方,古老的秩序正受到懷疑和挑戰。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在1919年3月的一份秘密備忘錄中寫道:"在反對戰前形勢的工人中間,存在著一種不僅是不滿,而且是忿怒和反抗的強烈意識,所有現存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方面的秩序都受到了歐洲各地廣大人民的懷疑。"
在這一革命的緊要關頭,許多歐洲人都期待兩位非歐洲人、美國的威爾遜和蘇俄的列寧的指導。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綱領》引起了一場民主愿望和期望的騷動。1918年12月,當威爾遜踏上歐洲血染的土地時,廣大民眾以發狂的熱情把他當作"人類的國王"、"救世主"、"和平王子"來歡迎。他們貪婪地聆聽著他的有關和平和安全的遠景規劃。
與此同時,另一個拯救福音正從東方傳來。數百萬死傷的人和城鄉冒著煙霧的廢墟使得廣大民眾易于接受進行革命和實現社會新秩序的號召。為了模仿布爾什維克革命,柏林、漢堡和布達佩斯都建立了蘇維埃。倫敦、巴黎和羅馬街頭也舉行了示威游行。威爾遜的密友豪斯上校在1919年3月22日的日記中寫道:"不滿的呼聲每天都有。人民需要和平。布爾什維主義正越來越為各地的人們所接受。匈牙利剛剛屈服。我們正坐在一座露天火藥庫上,總有一天,一顆火星便能將它點燃。"
18、19世紀,歐洲人的思想曾喚醒和激勵過美國人和俄國人。現在的情形正好相反。歐洲人正在別處尋找領導者,尋找思想。下一章我們將看到,20世紀20年代以前,歐洲一直是"一座露天火藥庫",隨后,在1929年的經濟颶風到來之前,安定、繁榮了幾年。
最后,歐洲的霸權被第一次世界大戰削弱,因為這次大戰對海外殖民地產生了影響。歐洲列強的一個集團同另一集團血戰到底的慘狀不可彌補地損壞了白人主子的威信。白人不再被認為幾乎是天命注定的統治有色人種的人了。數以百萬計的殖民地居民作為士兵或勞工加入戰爭,同樣具有破壞性。印度幾個師在西線和美索不達米亞作戰;許多身著法軍制服的非洲人在法國北部作戰;大批的中國人和印度支那人在后方的勞動營里服勞役。不用說,有過如此經歷后返回家園的殖民地居民對歐洲領主不可能再象以前那樣恭順。例如,法國一位行政官員說,"1914至1915年間應征入伍的175000名士兵在法國和佛蘭德的戰壕中挖掘了古老非洲的墳墓。"法國駐印度支那總督于1926年寫道:"這場用鮮血覆蓋整個歐洲的戰爭……在距我們遙遠的國度里喚起了一種獨立的意識。……在過去幾年中,一切都發生了變化。人們、觀念和亞洲本身都在改變。"
革命思想還因與戰爭行為有關的宣傳而在殖民地中得到傳播。誠然,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綱領》所提到的只是殖民地民族的"利益"而不是"愿望"。但在戰時,這是一個極其細微的差別,"民族自決"這一革命術語已不僅在歐洲而且在殖民地世界留下了印記。同樣具有影響的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亞洲的知識分子已為西方的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所激勵。他們引用過伏爾泰、馬志尼和約翰·斯圖爾特·穆勒的話。但現在,他們的后裔很可能引用馬克思、列寧或哈羅德·拉斯基的話。1919年7月25日,孫中山博士為這一轉變提供了證據,他宣布:"如果中國人民希望自由的話……中國人民在爭取民族自由的斗爭中的唯一的伙伴和兄弟是蘇俄工農紅軍。"
第一伙世界大戰對殖民地世界的所有這些影響不可避免地帶來深刻的政治結果。只有少數幾個人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美國黑人領袖w·e·b·杜波伊斯就是其中的一個;他于1918年寫下了以下這一有關即將到來的世界的非凡預測:
這場戰爭既是一個結局,也是一個開端。世界上較蒙昧的人們決不再僅僅占據他們以前所占據的地方。在他們所占據的地方,遲早將出現獨立的中國、自治的印度、代議制的埃及、非洲人的、而不僅僅是供他人進行商業剝削的非洲。從這場戰爭中,還將出現一個不受侮辱、有權選舉、有權工作和有權生存的美國黑人民族。
第二十一章 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義起義
自日本戰勝俄國那天起,亞洲各國人民就抱有擺脫歐洲壓迫的希望;這一希望在埃及、波斯、土耳其、阿富汗、最終在印度引起了一系列獨立運動。……如果我們要恢復自己的權利,就必須訴諸武力。
孫中山,192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殖民地地區出現了革命的浪潮。雖然這些革命的根源可追溯到1914年以前的那些年里,但正是戰爭本身直接促進了革命。最終的結果各不相同:一端的土耳其人達到了他們提出的大多數目標,另一端的里夫部落成員卻遭到了慘敗,而位于兩者之間的埃及人、伊拉克人、印度人和其他種族則獲得了憲法上的適度讓步。回顧歷史,這些起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20年中最終摧毀歐洲諸帝國的大動亂的序幕。
一、土耳其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在所有反對歐洲人統治的殖民地起義中,土耳其人的起義最為驚人、最為成功。大戰期間,他們遭到了慘敗,接著,被迫接受了屈辱的停戰協定與和平條約。然而,他們很快挽回了敗局,在武裝沖突中擊敗了他們的敵人,贏得了一個有著較為有利的條款的新條約。因此,在所有的同盟國中,只有原始的、受人輕視的土耳其有能力反抗獲勝的協約國,迫使它們接受對媾和條約所作的修改。要理解這一異乎尋常的結果,就必須回顧一下戰時有關奧斯曼帝國的復雜的外交活動。
戰時的外交 英國是大戰幾年中有關中東的大部分外交活動的主要幕后發起者。它應對三組時常相沖突的協約——與其盟國的協約、與阿拉伯代理人的協約以及與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協約負責。
協約國之間的協約共有四個,全是為瓜分奧斯曼帝國作準備的秘密條約。第一個條約是《君士坦丁堡協定》,它包含了1915年3月至4月的五個星期中俄、英、法三國在外交上所作的交易。西方強國勉強同意,如果獲勝,俄國就可以并吞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海峽及其兩岸的大片內地。作為交換,英法規定,它們以后將明確各自對波斯、阿拉伯半島以及奧斯曼帝國的要求。幾個星期后,即1915年4月26日,為了使意大利成為協約國,英、法、俄三個協約國同意大利簽訂了秘密的《倫敦條約》。條約規定,除阿爾卑斯山脈和達爾馬提亞沿岸的領土外,意大利還將得到小亞細亞西南部的省份阿達利亞,另外還將獲得對多德卡尼斯群島的全部主權;意大利在1911-1912年的意土戰李中已占領了該群島。
這些密約中影響最大的條約——1916年4月26日簽訂的《賽克斯一皮科協定》——明確了英國、法國和俄國的全部要求。俄國可得到已許給它的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峽,以及亞美尼亞、庫爾德斯坦部分領土和安納托利亞北部地區。英國將獲得美索不達米亞和地中海港口海法及阿卡。法國的勢力范圍將包括提爾以北的敘利亞領土、阿達納省和安納托利亞西南部的西里西亞地區。最后,約旦河以西、從加沙到提爾的巴勒斯坦因是圣地所在,將置于國際管理之下。
意大利人獲悉《賽克斯一皮科協定》的安排后,擴大了他們的要求,并堅決要求外交上的認可。這些要求因英、法、意三國于1917年4月簽訂的《圣讓-德莫里耶訥協定》而得到滿足;根據這一條約,意大利除得到已分給它的阿達利亞省外,還將獲得小亞細亞西岸的大部分地區。
這些密約是對奧斯曼帝國的死刑執行令。它們不僅切掉了阿拉伯的一些省份,而且切掉了小亞細亞半島的大部分地區。除去法國、意大利和俄國的勢力范圍,留給土耳其人的僅是其故國北部的20000平方哩土地。更重要的是,這些密約與英國當時正同阿拉伯代理人締結的某些條約直接相抵觸。
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英國就已對阿拉伯人感興趣,將阿拉伯人看作是可與當時正向德國靠攏的土耳其人相抗衡的力量。某些阿拉伯集團無疑受到了關注,這尤其是因為青年土耳其黨的土耳其化政策(見第十四章第三節)。阿拉伯人中最主要的權貴要數哈希姆系家族的埃米爾·侯賽因,他是圣地的保護者和麥加的國王。早在1914年,侯賽因的第二個兒子阿卜杜拉經過開羅時,便已就英國為阿拉伯人反對土耳其人的起義提供可能的援助一事試探過英國人的意見。1914年11月,土耳其一加入同盟國,英國人就熱切地恢復這些接觸。侯賽因同英國駐埃及高級專員亨利·麥克馬洪爵士經過長期談判,最終締結了軍事聯盟,并達成了一個在以后幾年中引起無數麻煩的不明確的政治協議。作為對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人的回報,英國人同意承認北緯37度以南、包括阿拉伯半島在內的各阿拉伯國家的獨立。在1915年7月到1916年3月的長期信件交換中,麥克馬洪堅持要求這一協議應以不侵犯法國人在敘利亞的未加詳細說明的利益為條件。侯賽因回答說,他決不同意任何阿拉伯國家成為任何強國意即法國的殖民地。為了避免阿拉伯起義延期,這一有爭議的問題一直沒有澄清,致使幾年后產生了不幸的結果。
在英國外交部與侯賽因交涉的同時,印度部正同內志的蘇丹伊本·沙特談判;沙特的領地離波斯灣更近。1915年12月26日,雙方達成一項協議,根據這一協議,印度部承認伊本·沙特的獨立,作為對他在戰爭中友好地保持中立的回報。另一個英國政府機構的介入并沒有改變英國已向伊本·沙特和侯賽因許下了互相矛盾的諾言這一事實。
另一個相沖突的許諾,即對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羅思柴爾德勛爵所作的許諾,對未來更為不祥。猶太復國主義是一場民族主義運動,早在19世紀最后25年中已作為對愈演愈烈的排猶主義的一種反抗而在歐洲猶太人中間發展起來。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1897年成立于巴塞爾,曾多次請求奧斯曼帝國政府允許他們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居民團體。當時,土耳其人已為各屬國民族主義者的種種要求所困擾,他們拒絕了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請求。反過來,猶太復國主義者也拒絕了英國人提出的在烏干達建立一個居留地的建議,因為沒有錫安山的猶太復國主義是不可想象的。
由于土耳其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和美國的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乘機要求協約國允許他們在奧斯曼帝國滅亡之際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國家。由于為這一目的施加了政治壓力,猶太復國主義者逐漸爭取到了英國政府主要領導人對其主張的贊同。英國政府主要領導人還希望為協約國事業贏得俄國和美國許多有影響的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支持,這一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們的立場受到了影響。此外,他們還擔心德國和土耳其會樂于作出讓步以取得國際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支持;這種擔心是有幾分道理的。目此,1917年11月2日,貝爾福勛爵寫信給羅思柴爾德勛爵,宣稱英國政府贊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家園……但不言而喻,不能做任何有損于巴勒斯坦現存的非猶太人社會的公民權利和宗教權利的事情。……"很明顯,這一《貝爾福宣言》與《賽克斯-皮科協定》以及《侯賽因-麥克馬洪協定》都是相沖突的。
既然有這一大堆矛盾,調停人在巴黎沒有作出任何有關中東問題的永久性決定也就不足為奇了。最后,正是英國和法國,決定了解決方案,因為那時美國正撤回到與世隔絕的境地,俄國因內戰和外國干涉而陷入混亂,意大利則由于內部糾紛而動彈不得。因此,《塞夫爾條約》(1920年8月10日)實質上是英法擬訂的,它的條款也反映了這一點。法國得到了敘利亞托管地,而英國除保護國埃及外,還獲得了美索不達米亞和巴勒斯坦。意大利分得了多德卡尼斯群島,希臘因其首相韋尼澤洛斯巧妙的外交手腕而獲得了愛琴海上的幾座島嶼、東色雷斯以及士麥拿地區的五年管轄權;五年后,對士麥拿地區的最后處置將由公民投票決定。亞美尼亞和漢志王國的獨立得到承認。最后,蘇聯由于同協約國干涉勢力發生武裝沖突,由于公布和否定了沙皇的大臣們所簽定的秘密條約,沒有得到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峽。相反,君土坦丁堡這一戰略要地卻處于土耳其的主權之下,不過,土耳其海峽將被解除軍事管制,置于國際控制之下。
這些條款與過去給阿拉伯人的許諾完全相反,與協約國公開聲稱的民族自決的原則也完全相反,它們在整個中東引起了武裝抵抗的浪潮。諸因素的結合使土耳其人能徹底廢除《塞夫爾條約》,而阿拉伯人經過幾年的頑強斗爭贏得了一個又一個的讓步。
共和國的勝利 近代土耳其的喬治·華盛頓是穆斯塔法·凱末爾,他后來被稱為"土耳其之父"。他因在戰爭中成功地保衛了達達尼爾海峽而成名,不過,這時他的名聲并沒有達到頂峰,因為他與已使土耳其卷入戰爭的青年土耳其黨不和。凱末爾的機會出現在停戰之后,當時他帶頭反對《塞夫爾條約》。他完全樂意放棄舊帝國的阿拉伯諸省,但拒絕割讓東色雷斯,拒絕接受有關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峽的條款。此外,獲勝的協約國已進一步將小亞細亞劃分為若干勢力范圍,殘余的土耳其似乎注定要遭到與中國相類似的命運。
凱末爾大膽的民族主義思想引起了君士坦丁堡的反感,于是他被派往小亞細亞東部負責遣散軍隊。在那里,他遠離停泊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協約國艦隊的炮口,很安全。他在土耳其內地到處旅行,組織人們抵抗協約國及其在首都的傀儡蘇丹。到1919年9月時,凱末爾已召集了一次民族主義大會;大會采納了共有六項原則的"國民公約"。這些原則包括民族自決、廢除投降條約、保衛君士坦丁堡和制定一個新的海峽解決方案。在1919年10月的選舉中,凱末爾的支持者贏得了多數席位;1920年1月召開的議會接受了"國民公約"。協約國對此進行報復,于3月16日占領了君士坦丁堡,以阻止民族主義運動的傳播。這時,凱末爾實行最后的決裂,將他的民族主義代表召集到小亞細亞中部的安卡拉。1920年4月23日,他們在此宣布廢除蘇丹政權,并建立了以凱末爾為總統的臨時政府。
民族主義者戰勝了似乎是勢不可擋的對手。一個原因是凱末爾勇敢而又富有靈感的領導。另一個原因是廣大土耳其人民忠實的支斯他們由于協約國在君士坦丁堡的橫暴行徑,尤其是由于1919年春希臘軍隊在士麥拿的登陸而空前團結。最后一個原因是,凱末爾利用協約國之間的嚴重分歧與它們分別締結條約,從而孤立了士麥拿的希臘人,為打敗他們鋪平了道路。協約國之間的不和起因于這一事實;法國人和意大利人都有充分理由認為,英國人以及受他們保護的希臘人得到了中東戰利品的絕大部分。因此,意大利人于1921年3月13日自愿締結了一個條約;按照該條約,作為得到小亞細亞東南部某些經濟特許權的回報,意大利人同意從該地區撤走他們的軍隊,并在外交上支持土耳其人努力奪回士麥拿和東色雷斯。法國人很快仿效了意大利人。1921年10月20日,他們同土耳其人簽訂了一個協定,協定規定了敘利亞和土耳其之間的邊界,并解決了鐵路和其他經濟方面的各種爭端。
其時,土耳其人還一直在同俄國人談判。這些宿敵因這時都在同英國交戰而互相接近。1921年3月16日,他們簽訂了一個條約,規定高加索山脈為他們的共同邊界,此后俄國人用武器和金錢援助土耳其民族主義者。
這一系列條約從根本上改變了中東的勢力均衡。此時,土耳其和俄國結成了一條統一戰線,而協約國已四分五裂,只有英國和希臘還堅持《塞夫爾條約》的條款。英國因其世界范圍的種種許諾和國內的輿論狀況,只能將它的艦隊保持在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峽。換句話說,這時只有希臘人獨自留在士麥拿面對小亞細亞的土耳其民族主義高潮。
1921年3月底,希臘人和土耳其人之間爆發了戰爭。起初,希臘人遇到的抵抗很軟弱,因為這只不過是游擊隊的抵抗。但是,他們越向前推進,這種抵抗就變得越頑強,而且,當地居民滿懷敵意,致使希臘不得不動員其整整三分之二的人力來守衛運輸線。當入侵者到達小亞細亞中心地區的薩卡爾亞河時,戰事出現了轉折。凱末爾開始反攻,戰線拉得過長的希臘人被完全截住了,然后被逐退。退卻使希臘人士氣低落,最終導致了全面崩潰。1922年9月9日,凱末爾騎著馬勝利地進入士麥拿。不僅是希臘軍隊,連世代居住士麥拿地區達數百年之久的希臘平民也都被迫撤退。
這時,凱末爾能夠要求修改《塞夫爾條約》。經過長期談判,1923年7月24日簽訂了《洛桑和約》。這一和約將東色雷斯和愛琴群島中的幾座島嶼歸還給了土耳其。此外,土耳其還無須償付任何賠款,投降條約內的全部條款也被廢除;作為回報,土耳其答應進行司法改革。海峽仍為非軍事區,在和平時期或者在戰時而土耳其仍保持中立時,向所有國家的船只開放。如果土耳其參戰,敵國船只將不準通過,但中立國船只仍可通行。最后,一項單獨的協定規定,用君士坦丁堡的希臘少數民族強行交換西色雷斯和馬其頓的土耳其少數民族。
新土耳其 《洛桑和約》意味著凱末爾個人的巨大成功。衰朽的奧斯曼帝國在經歷了500年盛衰無常的歷史之后終于滅亡了。1923年10月29日,以凱末爾為總統的土耳其共和國正式宣告成立。在創立了新土耳其之后,凱末爾又致力于創造新土耳其人這一同樣艱巨的任務。1921年,他提出了生存斗爭中的指導原則:
就我們這場運動的哲學觀來說,我們的眼光要轉向西方。我們將把西方的利度移植在亞洲的土壤上。我們將按西方的模式改造我們的學校。亞洲的新口號不再是泛伊斯蘭教主義,而是民族主義。……我們希望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我們的頭腦愿意接受現時代思想,但我們仍得保持自身不變。我們并不希望被看作是一個渴望孤立在道德屏障背后的亞洲民族。
按照這些觀點,凱末爾無情地清除了過去那些陳舊的制度。在變革的巨大洪流中進行了一個又一個的改革。
1923年10月14日——土耳其國家的首都從君士坦丁堡遷移到土耳其安納托利亞高原中心地帶的安卡拉。
1924年3月3日——廢除哈里發制,奧斯曼帝國皇室的所有成員被逐出土耳其。
1924年4月2o日——通過設立總統、總理、內閣和大國民議會的憲法;大國民議會每四年一次由選舉產生,選舉方式為間接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