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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謙寧放下酒杯，眼神迷離，顯然是在仔細思考著。

“這個你可以慢慢想，我們這邊會馬不停蹄地推進的。”馮凱說，“但你們也得有心理準備，誰知道綁匪是什么路數呢？現在最好的情況，就是綁匪立即送出下一封勒索信。”

楊謙寧默默地點了點頭。

馮凱接著說：“我不是繞彎子的人，今天來的主要目的呢，也不瞞你，就是想了解一下你賣黑貨的事兒。”

馮凱把“銷贓”兩個字換了個詞表達，顯得不那么刺耳。但楊謙寧還是全身都劇烈地顫抖了一下，然后一臉哀求地說：“我真的是不知道啊。”

“這兒就我們倆，我現在也不代表警方，你無須和我狡辯。”馮凱揮了揮手，打斷了楊謙寧，說，“如果有重大立功表現，賣黑貨的事兒是可以從輕的。也許就是，罰款？”

“那，怎么才算立功？”楊謙寧連忙問。

“你告訴我，龍番市這么多商家，怎么才能一眼看出那些會和你一樣賣黑貨的人？無論賣什么的，賣煙賣酒賣牛仔褲，都算。”馮凱說。

“這，這沒辦法啊。”楊謙寧說，“干這活兒，不可能在外面掛個招牌啊。”

“就是啊，那小偷怎么知道哪里可以處理黑貨呢？”馮凱問。

4

馮凱是認真求教的，在陶亮工作的那些年，社會治安已經很好了，對銷贓渠道打擊也很嚴厲，所以幾乎找不到大規模銷贓的商家了，至于怎么起獲銷贓渠道，不是大案刑警或社區片警的職責，所以他還真是不甚了解。

“首先我可以告訴你，基本上一個片區，在某個領域，只會有一個干這活兒的。”楊謙寧說，“很好理解，如果有了競爭，一旦變成了不良競爭，互相舉報，那大家就得一拍兩散了。所以，我這個區域已經有我在賣收錄機了，那么假如別人還要想干，要么就銷別的物品，要么就換別的片區。”

“可是，假如我也想干，我怎么知道這個片區有你的存在呢？”

“行內都知道啊。”

“你是說小偷都知道，對吧？師父教徒弟，口口相傳，這個我懂。”馮凱說，“那假如郊區有個賣黑酒的，我只要抓個小偷問問，就能知道嗎？”

“那他絕對不會招的。”楊謙寧苦笑了一下，說，“你以為小偷被你們抓進去，教育教育就能改行？他們也有他們的體系，也有上級管下級的關系。他們知道，出來后還干這行，就還得用上我們這種人。如果他招了，就是自掘墳墓啊。全龍番誰還敢要他，甚至要他那一個體系的貨？他即便是改行，也得被原來體系的人弄死弄殘啊。”

“那怎么辦？”馮凱犯了難。

楊謙寧沉吟了許久，說：“我覺得有一個辦法。”

“你說。”馮凱又碰了一下杯，一飲而盡。

楊謙寧也喝了一杯，用手背擦了擦嘴，說：“干我們這行的，有個特征。店鋪是明面的，一般都開在鬧市區，因為要招攬生意嘛。但貨倉都是隱蔽的。這就帶來一個問題，明面的店鋪房租很高，但正當的貨品銷售成績卻很差。”

馮凱恍然大悟，他知道，一旦干上了這一行當，嘗到了甜頭，就不會好好做正當生意了。用鬧市區昂貴的店鋪來招攬客戶，但一旦客戶上門，他們肯定優先推銷黑貨，因為黑貨的利潤是正當貨物的好幾倍。尤其是日用品這一類，實際上買一個嶄新的黑貨和買正當的新貨使用起來差別不大，價格差別卻很大。在這個全民拮據的年代，選擇買黑貨的人也有很多。絕大多數人甚至真的相信銷贓人說的，那些不是黑貨，只是沒有貼標的正當貨，省去了品牌費用，又或是九成九新的二手貨，東西一樣，價格不一樣。

這就是這個年代的通病，只要價格便宜、貨色不差，買家并不會糾結這些“不貼標”的貨或“二手貨”究竟是怎么來的。

既然這樣，銷贓人盡可能地賣這些黑貨，那么他們放在鬧市區店鋪里的正當貨品自然也就賣不動了。

“你說的邏輯，我懂。”馮凱做出一副了然于胸的表情，說，“你接著說。”

“所以，你只要從廠家調一下這一家店的進貨情況，就一目了然了。”楊謙寧說，“比如說，我的店是百貨公司里面絕對的旺鋪。可是你查一下我們店‘燕舞牌’收錄機的進貨單，就會發現我一年都進不了幾臺。那如果銷售這么差，是如何維持旺鋪的房租的？這個矛盾，就能暴露出我了。對了，你們公安從廠家調進貨單，不難吧？”

“不難。”馮凱此時心情大好，于是又碰了一下杯，說，“你提供的這個線索非常重要，絕對算得上是重大立功表現。”

“我是賣貨人，我不怕得罪其他人。我不干了，也有其他人接我的班。”楊謙寧說，“我今天已經想好了，從明天開始就不再干這買賣了。只有兩個要求：一是救回我的孩子；二是不要追究我的責任了。”

“這兩點，我現在都不敢和你保證，但我可以和你保證我會盡最大努力做到這兩點。”馮凱坦誠地說道。

“我就要你這句話。”楊謙寧舉起了酒杯，說，“不，只要能救回我的孩子，我把這幾年賺的錢，都給捐了。”

“遇見事情了，才發現相比于闔家團圓，錢真的什么都不是。”馮凱說道，“浪子回頭金不換，只要孩子能平安歸來，這個事件對你來說，好處大于壞處。”

“是啊。”楊謙寧一仰頭喝完了杯中的酒，重新平視馮凱的時候，已經是滿眼淚花，“不管是什么結果，我得感謝你們。”

“別說那么多了，喝酒。”馮凱一邊說，一邊思緒萬千。

另一邊，顧紅星還是改不掉潛意識里技術員的習慣，鉆研技術問題也同樣鉆研到了晚上，甚至中午飯都沒顧得上吃。

從楊謙寧家離開后，顧紅星就驅車趕往市局，希望追上盧俊亮，省得他用茚三酮顯現紙張指紋的時候，破壞了信上的字跡。

盧俊亮終究是顧紅星帶出來的徒弟，盡可能保證物證所反映出的所有信息這一基本原則，他還是嚴格遵循的。所以顧紅星趕到公安局的時候，實際上盧俊亮已經把茚三酮試劑滴在了信紙上，只不過，滴藥水的位置都是在信紙的周圍，并沒有污染信紙上的字跡。

“不錯，我還擔心你毀了字跡呢。”顧紅星一看，頓時放下心來，說，“這些字如果沾上試劑，即便字體不變模糊，也會摧毀筆畫之間的結構，都沒有辦法做筆跡鑒定了。”

“這個我懂，畢竟也是大學生，雖然是學醫的，但我知道鑒定技術的道理都一樣。”盧俊亮說完，又解釋了依據，說，“我們做手術切除壞死組織的時候，也要盡可能保留好的組織。”

“比喻不恰當。”顧紅星笑了笑，說，“能看到紋線嗎？”

“和你推測的一樣，沒有。”盧俊亮說，“信紙上干干凈凈，找不到紋線。”

“是啊，既然會偽裝筆跡，很有可能也懂得隱藏指紋。”顧紅星說，“所以，能不能通過這封毫無特征，又找不到指紋的勒索信，找到甄別犯罪分子的依據，就看筆跡鑒定了。”

“我們沒有這個技術啊。”盧俊亮難掩臉上的失望，說道。

“跟我走吧。”顧紅星說道。

吉普車順著馬路開了10公里，來到了一個掛有“龍林省公安廳”大牌子的大院前。門衛看見是公安牌照的吉普車，于是直接搖動一個手柄，升起了攔在大門口的擋桿。

顧紅星把車停在大院里，帶著盧俊亮輕車熟路地走到了院內一座三層小樓的二樓。樓道口掛著“四處”的牌子。四處就是省廳的刑偵處，而各個刑事技術人員隸屬于刑偵處。

同樣是從公安部民警干校學成歸來的文件檢驗專業民警叫王繼東，今年40來歲，但是他比顧紅星去公安部民警干校晚一年，所以一直很自謙地稱顧紅星是師兄。顧紅星早就認識他，但為了案件去找他幫忙，這還是第一次。

“師兄，這是個綁架案嗎？”王繼東戴上白紗手套，從顧紅星手里接過信封和信紙，掃了一眼，問道。

“是啊，目前排不出什么線索，恐怕就指望著這個東西能給一點甄別的依據了。”顧紅星說道。

“嗯，把‘一點’兩個字去掉。”王繼東笑呵呵地說，“你別低估我們文件檢驗專業的力量。”

顧紅星尷尬一笑，撓了撓頭，說：“我也是聽老凱說，偽裝筆跡也是可以做鑒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