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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凱躺在床上，脖子接觸到枕頭，感覺到了隱隱的潮氣，他望著天花板，思考著。

今天早晨，他們開車從郊區返回公安局后，郊區分局就打來了電話。

一名貨車司機在一條省道上，遭到了同樣方式的搶劫。車上拉的五箱白酒和十箱香煙，以及司機身上的100元貨款被洗劫一空。損失慘重。

嚴重的問題是，這一次的搶劫地點，突破了馮凱劃定的直徑50公里的范圍，而且作案時間從夜間變成了清晨。

更令人頭痛的是，被搶劫的貨車司機說，這幫人是騎自行車來的，兩人一輛，一共七八輛自行車。也就是說，這幫車匪路霸購置或者盜竊了交通工具，那么今后他們的作案范圍就會成倍地增加，馮凱在原范圍內設計的誘捕計劃就很難實施了。

在第一個巡邏誘捕的夜晚，馮凱和貨車司機聊了幾句。雖然還沒到信息化的時代，但貨車司機被頻繁搶劫的消息，也已經在司機群體中傳開了。很多司機會選擇繞開常發案件的路段，多跑幾十公里，只為保證一個安全。

看來，這個信息，也被這幫車匪路霸掌握了。

這幫車匪路霸不僅有縝密的犯罪思路，還有靈通的消息渠道。確實，是他馮凱低估了。馮凱原本認為，他們只是一幫農民，不太可能具備多強的反偵查意識，可事實告訴他，并不是這樣。其實從一開始，勘查員無法從被劫車輛上找到任何指紋，馮凱就應該想到，他們是有反偵查意識的，可是骨子里的傲慢，讓他忽略了這一點。

張局長說得不錯，在輕敵這一點上，馮凱確實應該反思。可是，接下來該怎么阻止這幫人繼續犯案呢？

從自行車查起？

很難行得通。在詢問被搶劫司機的時候，馮凱還特地問了一句，這幫人騎的車是不是新車。馮凱心里想，如果這幫人是特地批發了幾輛自行車，說不定可以從自行車的銷售商那里找到線索。雖然他們作案的時候都是蒙面的，但不至于買車的時候也是蒙面的吧？

可報案司機篤定地認為，他看到的自行車都是舊車，有的車撐都壞了，斜靠在路邊的。

如果是他們騎了很久的自行車，那為什么這幫人之前作案的時候不騎車呢？

只有一種可能，這幫人以前是沒有自行車的，在他們得知貨車司機為了保護值錢的貨物而選擇繞遠路后，他們就去偷了一些自行車用以跨區域作案。

那么，從被盜自行車的案件查起呢？

這也是行不通的。

馮凱知道，在這個年代，自行車是比較值錢的財產，而且每輛車子在外觀上又沒有特別的辨識度，所以經常會成為盜竊團伙的作案對象。陶亮上學那會兒，還經常聽說盜竊自行車的案子。后來，隨著群眾生活條件越來越好，街上出現了共享單車，偷自行車的才少了，轉而變成了偷電動車或者電動車電池的案件。這種日常通行常用的工具，不管在哪個年代都是有很大的需求量的。不用查就知道，這時候的自行車盜竊案，可以說是多如牛毛的。

所以，如果他們轉去調查自行車被盜案，那么他們什么都還來得及查到的時候，就會有更多的貨車司機受害了。

難道這案子就要陷入僵局了嗎？

哎呀，有監控的年代，多好啊！

在地下室里，馮凱不知道白天黑夜，只能根據門衛送飯的時間，來推測當前大致的時間。他在寫字臺上涂涂畫畫，想要找出破案的思路，一沓紙都給他畫完了，似乎還是很難找到突破口。

有反偵查意識、聰明、時刻掌握外界信息，這些都是馮凱給這幫車匪路霸的“畫像”。他在畫像中感受到一種反常的氣息。雖然這個年代，農民的文盲率已經大大降低了，但平均受教育程度依然不高。馮凱記得在陶亮小的時候，父親曾經說過，九年義務教育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才全面推廣開的。也就是說，現在的農民，大多只有小學文化。小學文化的農民，怎么會有這樣的“畫像”呢？馮凱百思不得其解。

另外，這個年代的農村，有自行車的人家并不多。可是，逐一搜查農戶，也是不可行的辦法，一是擾民，二是自行車實在太好藏匿了。但這也反映出另一個問題，他們不太可能在農村偷盜自行車，而應該去自行車多如牛毛的城里，才更容易偷盜。

對，他們肯定是和城里有緊密聯系的。否則在貨車司機圈子里流傳的繞路信息，他們肯定是不能掌握的。

他們主動去城里，僅僅是為了探查信息嗎？

馮凱的思路被禁閉室鐵門打開的聲音打斷了。

顧紅星出現在了禁閉室的門口。

“怎么了？禁閉時間到了？”馮凱用調侃的語氣說道。

“最近在搞什么盜竊案件專項治理，支隊的人全部調去和治安部門一起搞盜竊案件了。”顧紅星氣喘吁吁地說，“可是，現在發生了一起案件。”

“什么案件啊？”馮凱說，“偷，還是搶？難不成是那幫車匪路霸又出現了？”

“不，是綁架。”顧紅星說。

“綁架？”馮凱從桌子前面站了起來。

綁架案件在國內并不多見，就連陶亮這個當了十幾年警察的“老人”，也從來沒聽說龍番市發生過綁架案。但在馮凱的這年代，還真的出現了。

“我，沒辦過綁架案。”馮凱有些心虛。

“我也沒辦過。”顧紅星說，“所以現在，我，需要你。”

走出了禁閉室，外面陽光明媚，馮凱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鮮空氣，說：“你說，這么好的天氣，車匪路霸不會又出來作案吧？”

“不能排除。”顧紅星說，“但是我們目前給各個運輸公司都發布了預警，要求大家盡可能避免在清晨或者夜間行車。在我們獲取新的線索之前，也只能從源頭預防了。”

“這是個好辦法，但不是長久之計。”馮凱說。

“我覺得我們現在應該把精力全部放在這一起綁架案件上。”顧紅星說，“你把警服外套脫了，我們便衣過去。”

馮凱側頭看了看顧紅星，他一臉擔憂。自從來到這個1985年，顧紅星給馮凱的印象就是成熟了很多。遇到案件，他更加鎮定自若，人少事多，他運籌帷幄，在局長面前，也勇于擔責。不得不說，眼前的這個顧紅星，確實是一個好的公安機關領導。而現在的顧紅星臉上的那種焦慮和擔憂，是幾年前才會出現的。也就是說，這一起案件，連現在的顧紅星，都很沒有把握。

馮凱一邊坐上車，一邊說：“雖然我也沒有辦過綁架案件，但好歹看過不少說綁架案件的小說和電視劇，作案的套路有限，我覺得不用太擔心。”

“有小說和電視劇說這個？”

“啊，嗯，是有的。”馮凱連忙岔開了話題，“咱們公安局有電話的監聽設備嗎？先把受害者家的電話監控起來。現在沒有定位設備，那是不是可以通過郵電局查清楚勒索電話是從哪里打來的呢？然后從勒索電話具體地址的附近找？”

顧紅星疑惑地看了一眼馮凱，打著了汽車的火，說：“和電話有什么關系，綁匪是寫信來的。”

疑惑從顧紅星的臉上轉移到了馮凱的臉上。車內沉默下來，兩人都在各自思考。馮凱說的什么監聽、什么定位，顧紅星搞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不過，馮凱在遇到案子時突然胡言亂語或者編出一個新鮮的名詞，顧紅星都已經習慣了。細心的顧紅星發現，馮凱每次編出來的名詞，都非常貼切，而胡言亂語的內容，案子破了之后回想起來，也有那么一些道理。所以，顧紅星正默默試圖去理解馮凱這次爆出的新名詞的含義。

而馮凱的沉默是因為他意識到，在這個年代，很少有家庭能安裝自己的家用電話，甚至也沒有投幣公用電話。大部分人打電話還都是“集體”式的，一個胡同可能就一部電話，一個居民區可能也就門口的小賣部里有。既然這樣，電話勒索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因為受害者家里沒電話，很難通過公用電話找到他，而綁匪如果打電話就很容易暴露自己的信息。

想著想著，顧紅星已經駕車來到了距離公安局并不遠的漢河路，這條路的兩旁有一些居民區，都是漢河路以北一片工廠的宿舍區。車子在掛著“龍番市收音機廠宿舍區”招牌的一個門口附近減速了。這個有十幾棟五層小樓的“小區”，周圍有圍墻，門口是一個大鐵門，旁邊有一個門衛室。顧紅星沒有試圖把車開進小區，而是開到附近的一條路邊停了下來。

“現在不能確定綁匪是否會在附近監視受害者的住處，如果知道他們報警了，孩子就危險了。”顧紅星解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