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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遠摸著腦袋說：“我那點小能耐哪能跟房博士你比。我讀書讀得少，念到中專就不念啦，學校出來后一開始在社會上混過兩年，沒怎么學好，好在也沒出什么亂子，24歲以后才算是讓我外婆省了心，在劉老板那謀了份工作，做到現(xiàn)在也有三年了。你們應(yīng)該知道，劉老板在郊區(qū)有家汽車修理廠吧。”他又靈活地把話題扯了回來，這回準確地看向了卓陽。

卓陽微微一愣，心里一想便明白了，說：“知道，就是劉老板那部哈雷883停放的地方吧。”當初為了送房立文去b城，劉文軍曾經(jīng)二度借了摩托車給卓陽用，當時車子就停在陸鎣一設(shè)計偷渡房立文的中轉(zhuǎn)點——一處偏僻的修理廠，原來那竟是趙遠的地盤。

趙遠“嘿嘿”一笑說：“那個修理廠是我在管，除了幫老板保養(yǎng)車子，幫公司里修修東西，有時候我也會接點朋友的活，偶爾還會去垃圾場買些報廢的車子拉回來練手。我今天說的這個委托就跟一輛報廢車有關(guān)。”他從衣服口袋里拿出了一疊東西擺在桌上。陸鎣一用眼神詢問“可以嗎”，見他點了點頭，便將那東西拿了起來。那是整整一摞包在三層塑料袋中的信件，全部用的是老式的牛皮信封，看起來得有二十多封。

趙遠說：“這些都是我從一輛報廢桑塔納的手套箱里找到的，我猜測車主人原來可能是想要把信給寄出去的，結(jié)果不知忘了，以至于這些信到了我手里，所以我想委托你們找一下收件人。”

陸鎣一“嗯”了一聲說：“我能打開看看嗎？”

趙遠道：“當然，您隨意。”

陸鎣一先是端詳了外面的塑料口袋一番，然后才伸手進去取出了那一摞信件。信件總共有二十九封，從信封的外表來看，有舊有新，舊的邊緣已經(jīng)磨損，新的還比較光滑。陸鎣一挨個伸手摸了一下，每一只信殼中都裝著信紙，有的薄一些，有的則很厚，然而沒錯，最奇怪的一點是，盡管這個寫信的人寫了那么多封信，并且好好地封了口，但是所有信封上都既沒有郵編也沒有收信人的詳細地址，統(tǒng)統(tǒng)只有短短的五個字“同舟兄（親啟）”。

陸鎣一將這些信封一枚一枚排開放在桌上，于是便有了整整二十九個“同舟兄（親啟）”。

房立文看了一陣子說：“這些字好像不是一個人寫的？”他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這29封信中，有些信封上的字跡清晰有力，有些則顯得孱弱無力，還有一些根本亂七八糟，不努力看幾乎看不清楚，此外，寫信人使用的筆也不盡相同，有一些是藍黑色的鋼筆墨水寫的，還有一些是圓珠筆的痕跡，甚至有兩封使用的似乎是炭筆，導致信封上黑糊糊的，很難分辨字跡。

卓陽卻只看了一眼便下了結(jié)論：“不，是同一個人寫的。”他指著其中“同舟兄”的“兄”字那一鉤說，“豎彎鉤最后那一筆往內(nèi)斜收的風格是一致的。”

“那怎么會區(qū)別那么大？”房立文疑惑地問。

“因為不是同一個年代寫的。”陸鎣一一邊比對著那些信封，排布著什么，一邊說，“你看到用鋼筆書寫，字跡清晰的那些都是這個人正當意氣風發(fā)，身體也十分健康之時寫下的，而這一部分圓珠筆的恐怕不是重病就是年老到手已經(jīng)哆嗦了，至于使用炭筆的，可能是因為當時發(fā)生了什么事，所以無法使用正規(guī)的文具來書寫。現(xiàn)在你再看看。”他說著，指了指桌子上排好了的信箋。

房立文低頭看去，忍不住“啊”的一聲。零散看的時候還不覺得，但是當陸鎣一有意識地排列過后，這種年代變遷的感覺確實十分明顯。不僅是寫信人字跡的變化，使用書寫工具的變化，同樣變化了的還有牛皮紙信封本身，從一開始的豎排紅框格式，到如今的橫排加郵政編碼框的形式，以至于光是這么看著這些信箋，便會有一種時光荏苒的感覺鋪面而來。

“還有簡體和繁體的區(qū)別。”房立文也發(fā)現(xiàn)了一個佐證，由于“同舟兄”這三個字不論簡繁都是一樣寫法，所以看不出問題，但是“親啟”這兩個字卻有了顯著變化，從初始繁體的“親啟”變成了后來簡體的“親啟”。

“繁體字簡化是哪一年的事？”他問。

“有兩次。”陸鎣一說，“近代以來，我國對繁體字簡化做過兩次大規(guī)模改革，第一次還是在1935年的民國時期，當時公布的《第一批簡體字表》中有‘啟’這個字但并沒有‘親’這個字。第二次則是在1956年，國務(wù)院出臺了《關(guān)于公布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同時公布了一份《簡化字總表》，這份總表共分三個部分，里面把‘親’、‘啟’兩個字都收錄了進去，所以就有了你看到的這個變化。”

卓陽看著那些信說：“使用‘親啟’的信共有十二封，剩下的都是‘親啟’。十二封‘親啟’中有七封字跡清晰，另有三封字跡格外顫抖，難以分辨，此外用炭筆寫的兩封也是‘親啟’，并沒有發(fā)現(xiàn)使用‘親啟’的信。”

陸鎣一說：“那是因為1935年8月的簡體字改革并未能推行下去，這批簡體字表在第二年也就是1936年的2月就因為受到極度反對而收回了。”

房立文說：“我明白了，那么這個人一定是在1935年以前出生，并且在1935年第一次簡化字改革的時候至少已經(jīng)到了會寫‘親啟’的年紀，也就是說至少有七八歲了，所以他并沒有受到這短短半年多改革的影響。”

陸鎣一卻笑著搖搖頭說：“不對。”

“不對？”

陸鎣一說：“1935年，當時的國民政府推行第一批《簡化字總表》的時候同時出臺了《推行簡體字辦法》9條，其中一條提到‘凡小學，短期小學，民眾學校各課本，兒童及民眾讀物均應(yīng)采用部頒簡體字。’同時期還通知各印書館，從1936年1月起，課本、讀物不用簡體字的不予審定。”

房立文更糊涂了，說：“這是什么意思？”

卓陽說：“他的意思是，這個人在1935年的時候不可能是學生。原因很簡單，盡管只有短短半年的改革，但是當時政府格外看重學生，可以說簡體字改革就是從學生開始的。而一個人，在他童年時期學東西的速度是特別快的，為了鞏固這個東西養(yǎng)成的習慣也是特別牢固的，反之，如果一個人成年了，想要灌輸新事物，培養(yǎng)一個新習慣可就難得多了，所以，如果這個人當時是念書的年紀，后期會有很大可能寫出‘親啟’這兩個字。”

“那我也沒說錯，我說的是至少，也就是說這個人在1935年的時候至少已經(jīng)有七八歲，更大的可能是已經(jīng)成年了！”

陸鎣一卻再次搖搖頭說：“不是。”

“怎么還不是啊？！”房立文都有點著急了，說，“別賣關(guān)子了，你快說清楚啊。”

陸鎣一“呵呵”一笑道：“你再猜。”

房立文真心猜不出來了，求助地看向卓陽。卓陽說：“筆。”他無奈地看了眼陸鎣一說，“房博士一直在國外生活，有些事情知道得沒那么清楚。”

陸鎣一說：“那你說說看。”

卓陽說：“這些信大多是用鋼筆寫的，鋼筆是從1930以后才在國內(nèi)大量使用起來的，在那之前，讀書識字的人用的多是毛筆，尤其是湘筆。”

房立文恍然大悟說：“也就是說如果這個人在1935年以前就已經(jīng)成年了，那他一定會比較習慣用毛筆來書寫，就算改用了鋼筆，多少也會帶有一些軟筆書法的書寫習慣。”

陸鎣一點點頭說：“這次對了。”

房立文說：“那這個人在1935年的時候既不是學生也不是成年人，所以要么是1935年的時候年紀在小學入學年齡6歲以下，要么就干脆是1935年以后出生的，加上他習慣使用‘親啟’，那便一定是在1956年前出生的。”

卓陽說：“字跡最潦草的幾封信信封上寫的都是‘親啟’，證明這個人在年歲上去，身體狀況不佳的情況下由于童年習慣，無意中又使用了老式寫法。”

房立文說：“也就是說，1956年第二次簡體字改革的時候，這個人至少已經(jīng)有了十五六歲年紀，不大容易改變習慣了，那么這個人就應(yīng)該是在1929-1941年間出生。”

卓陽說：“嗯。1929-1941年間出生的話，到今天是74-86歲，也符合了最后幾封信表現(xiàn)出來的筆跡形態(tài)。”

趙遠在一旁一直聽得連連點頭，此時終于開口道：“原來如此，你們真是太厲害了！”

陸鎣一卻微微一笑說：“阿遠，明人不做暗事，你既然找到我們下委托，我覺得咱們彼此都不如打開天窗說亮話，這封信的原持有者是誰，什么背景情況身份地位，如果你不把真實情況給我們說清楚，我們可是很難替你完成委托的。”

第41章 case 02-3 趙遠

趙遠微微一愣, 隨后咧開嘴笑道：“陸先生, 我剛剛不是已經(jīng)說了么，這些信是我從一輛報廢的桑塔納手套箱里找到的。我這個人就是這點不好, 好奇心強, 愛管閑事, 我想這個人既然收藏了這么一大摞信件一定是很看重這些信的，如果就這么丟了那就不好了, 所以我才想做點好事, 把信送出去算了。”

陸鎣一慢吞吞地拿起茶盞，掀開蓋子吹了吹, 然后又慢條斯理地飲下了一口才道：“這件事你跟你外公說過嗎？”

話音才落, 趙遠整個人都蹦了起來, 他瞪大了眼睛盯視著陸鎣一，就像是在看一只怪獸一樣，過了好半晌才又坐下來，這一次他低著頭想了半天, 再抬起頭來的時候, 一直掛在臉上的親切可愛的笑容不見了, 取而代之的是有點尷尬又有點緊張的笑：“陸先生，你真的是很厲害，你已經(jīng)都知道了嗎？”

房立文莫名其妙地問：“知道？知道什么？”

卓陽說：“這些信件并不是從什么廢棄車輛中偶然發(fā)現(xiàn)的，它們原本屬于趙遠的外婆。”

趙遠搔了搔頭發(fā)說：“卓先生，你、你也知道了啊。”

陸鎣一說：“阿遠，我們無意讓你難堪, 只是你既然決定了把事情委托給我們，那么我們就是一條船上的人，我們的目的就是幫你完成委托，所以一些有助于委托完成的，該讓我們知道的事情你還是應(yīng)當說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