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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在后面撐起傘的時候，看到前面兩個沒有傘的人，還是很客套地說了一句，“需不需要幫忙打傘？”

其實，我真的想要幫他們打傘，就不會等到他們淋濕了才開口。

我知道，自己早晚會為這種虛偽的客套付出代價。

這話剛說完，“傅霖”看了一下我打開的傘，朝著我的方向走了過來，“麻煩了。”

我內心有一只土撥鼠在爆鳴。

你都淋濕了，還要撐什么傘！？

我有些無奈地撐著傘也跟著靠近“傅霖”，與此同時，把何其思也招進傘下，說道：“何其思，你要不要也進來？我的雨傘可以容納四個人。”

因為我這個突然的決定，何其思沒有反應過來，但是我不給他瀟灑拒絕的時機。我十分干脆地上手要去拉他，把他往我們中間的位置塞。

三個成年人都在一個傘下也沒不會顯得非常擁擠，這就是大傘的魅力。不過站在兩側的人多少有些就被淋到了，這也不是大問題。

雨傘就由中間的人拿。

“平常黎稚都不會跟著來查案的。”何其思接過我的傘柄，忍不住好奇道。

我為什么不跟著過去呢？

因為，我不想。

不同法醫有自己做事的喜好偏向。

有些人就是為了謀口飯吃；有些人是家學淵源；有些人是因為想要學偵探斷案；有些人是踐行「為生者權，替死者言」的崇高正義；也有人就像是我只是做了這個行業，就恪守規則。

他們帶我查案是不符合規章制度的。我也不是負責現場勘察的法醫。自己跟著他們擅自干涉法醫判斷的話，這也是對其他同事的不尊重。除非對方真的犯了很大的錯誤，又或者來分享想法和征詢建議，否則我一般是不會隨便開口的。

再來，帶我的詹主任之前就教我「法醫不問案情」——只踐行自己的職責，只專注在自己的領域里面，不要受案情影響，才能提供客觀準確的答案。

了解案情中犯罪者多么可惡，先前做了多少惡事；或者犯罪者本身其實是可憐的被害者，這對于我來說，又多了一種毫無意義的道德倫理枷鎖。有些人就很容易成為正義使者，要用自己的方法去制裁罪犯，而且容易造成程序錯誤。

人們之所以要設立那么多部門，就是有設這些職能分明的理由和意義所在。

而這個意義的底色是公平。

……

何其思問這話的時候，我又不能很直白地說，因為商河星來我家，把我爸我媽也卷進這個案子里面（雖然是因為我爸媽確實擔心我遇害）。可，我擔心商河星會為了引我出門，刻意找上我爸我媽，置他們于危險的境地。

我才主動說我要跟著出門調查，把這個風險降到最低。

“畢竟見面的時間不多了。”

我希望他早點把對我的戒心扔下來，從此他走他的陽光道，我走我的獨木橋。

何其思也忍不住感慨道，“你和傅霖的感情真好，真羨慕。”

我因為他這句話也忍不住感慨。

但凡他能讀到我或者“傅霖”之前想要刀對方的心聲，他就不會這么天真地說這種話。

何其思繼續嘆息，“我要是哪天離開anubis的話，也有機會得到這樣的待遇嗎？”

……

請問，羨慕的點在哪里？

我目前除了在商場隨便花了100多a幣買了一份禮物之外，都沒有表現得對這個人有多好，不是嗎？

我忍不住為何其思奇怪的發問感到好奇，“你最近是遇到什么不開心的事情嗎？”

突然變得那么缺愛缺關心。

我想了一下，從口袋里面再拿出一塊奶糖。

大概是從小學的時候，我就發現抽卡的卡牌變成來的零食能夠提升人的心情值，也能夠提高相應的注意力。

我原本想過，這可能是因為零食本身會刺激產生多巴胺這類的快樂因子。米國科學家也說過，吃零食可以提高注意力。不過，普通的零食是有限制因素的。有相關的論文表示，人處在壓力或憤怒的心理狀態下，吃零食也可能不會起任何調節心情的作用。

不是有這么一句話嗎？

「難過的時候，連糖果都是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