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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以三百公里的時速穿過夜色。窗外的燈火像一條條被拉長的光帶，從眼前掠過又迅速消失在身后。夏宥靠在椅背上，手里攥著手機，屏幕上是她和X的聊天記錄。最后一條消息依然是她發的那句“你吃飯了嗎”，旁邊標注著“已讀”。他看了。他不回。

她把這行字盯了一遍又一遍，像在盯一個即將沉入水底、而她無論如何也夠不到的浮標。

手機快沒電了。她沒有帶充電寶，以往出門都是X幫她收拾行李，他會把她想不到的東西一件不落地塞進包里。這次他沒有。因為她沒有告訴他她要出差，因為她以為只是一天，因為她以為回去的時候他還會在。她怎么會以為他會一直在？她怎么能這么理所當然地認為，一個非人的、本不該存在于這個世界上的存在，會永遠停留在她觸手可及的地方？

列車駛過一座跨江大橋，江面上倒映著兩岸的燈火，碎成一片流動的金色。她看著那些破碎的光，想起他第一次看到海時說“看不到邊，不確定”時的表情。他那時還不擅長表達，每一個字都像從字典里摳出來的，生硬、笨拙、帶著一種讓人想笑又想哭的認真。

后來他學會了說“你是我唯一無法預測的事”，學會了說“我在為你”，學會了說“我愿意”。他學得那么慢，又那么快。慢到她有時候會不耐煩，快到她還沒來得及把每一句都記住，他就已經不在了。

不，不是不在了。是從來沒有存在過。

凌晨一點多，列車到達終點站。夏宥走出車站，夜風迎面撲來，帶著初夏溫熱的氣息和遠處燒烤攤飄來的煙火味。出租車排隊處還有幾個人在等車，她排在最后一個，上了一輛舊得坐墊都塌了的桑塔納。司機是個話多的中年男人，問她怎么這么晚一個人坐車，她說出差回來，他說女孩子一個人不安全，她說沒事。

到了小區門口，她掃碼付款，司機還在絮叨“早點回家注意安全”，她點了點頭，推開車門。

小區很安靜，路燈將她的影子拉得很長，投在空無一人的步道上。花壇里的梔子花開了，香氣濃得有些嗆人。她走過那棵銀杏樹——秋天的時候它會變成金黃色，她說過“好看”，后來每年秋天X都會陪她來看這棵樹。

她走過單元門口的信箱——她的信箱里曾經出現過梧桐葉、楓葉、光滑的石頭，那些東西還在她書桌的抽屜里，用一個舊鐵盒裝著。她走進電梯，按了六樓。

電梯門開了。走廊里很安靜，聲控燈隨著她的腳步聲一盞盞亮起。她走到門口，從包里摸出鑰匙，插進鎖孔，轉動，門開了。

玄關的燈沒有開。客廳的燈沒有開。廚房的燈沒有開。整個房間沉浸在濃重的黑暗中，只有窗外遠處的城市燈火透進來一點微弱的光。她按了墻上的開關，燈亮了。

鞋柜上只有她的鞋。他的那雙深藍色拖鞋——她買給他的，他說“軟”，后來穿習慣了就不肯換——不見了。她脫了鞋，赤腳踩在地板上。地板很涼，從腳底一直涼到心里。

她走過玄關，走進客廳。茶幾上只有她的水杯。他那永遠只裝白水的、透明的、她嫌丑他卻說“實用”的杯子，不見了。沙發上只有她的抱枕。他那條深灰色的毯子——她嫌舊想扔，他說“還可以用”，后來她偷偷塞進衣柜最里層，他又翻出來——不見了。

她走過餐廳，餐桌上空蕩蕩的。每天早上雷打不動出現在那里的早餐，每天傍晚準時擺好的兩副碗筷，都消失了。她走進廚房，灶臺干干凈凈，鍋碗瓢盆還在，但那些她不會用、只有他知道怎么用的調味料，那些他特意去超市買回來、她叫不出名字的香料，那些他研究了很久、終于能做出一道拿手菜的全部工具，都不見了。

冰箱門上的便簽條沒了。他習慣把需要買的東西寫在便簽條上貼在冰箱上，字跡工整得像印刷體：“牛奶”“雞蛋”“醬油”“夏宥想吃的草莓”。最后一張寫的什么？她不記得了。她打開冰箱，里面只有她出差前剩下的半盒牛奶和幾顆蔫了的青菜。沒有他買的那些分門別類、碼得整整齊齊的食材，沒有他提前做好的、用保鮮盒裝著的她可以熱了就當午飯的菜。

什么都沒有。

她走進書房。書桌上只有她的書。他的《高等量子力學》《凝聚態物理導論》《數學物理方法》——那些她看不懂、但他每一本都翻得起了毛邊的書，不見了。顯示器只有一臺。他那三臺被她吐槽過“像炒股的一樣”的顯示器，不見了。墻上貼的那些寫滿公式和代碼的便簽紙，不見了。抽屜里那張戒指的草圖——她偷偷看過、又偷偷放回去、等著他某天終于鼓起勇氣拿給她的那張紙——不見了。

她走進臥室。床上的被子迭得整整齊齊——是她出差前迭的，不是他。他會把被子鋪平，不是因為她喜歡，而是因為他覺得“迭起來不通風”。她說過他幾次，他總是說“好，明天迭”，第二天還是鋪平。現在被子迭好了，整整齊齊，像一個沒有人睡的、樣板間里的裝飾品。衣柜里只有她的衣服。他的那些她幫他挑的白T恤、淺灰襯衫、深藍色運動褲、那條她說“太舊了該扔了”他卻說“這件舒服”的領口松了的短袖，全都不見了。

床頭柜上只有一個臺燈，一個充電器。他習慣放在那里的那本睡前翻幾頁的書——最近在看的一本是《費恩曼物理學講義》——不見了。

她走進浴室。洗漱臺上只有她的杯子、她的牙刷、她的洗面奶。他的牙刷、他的毛巾、他那瓶永遠用不完的、氣味寡淡的沐浴露，都不見了。她打開鏡子后面的柜子，里面只有她的東西。他幫她買的、她用了覺得好就一直回購的那個牌子的面膜，還在。但旁邊那瓶他說“網上說這個好用”、她至今沒開封的護發精油，不見了。

夏宥站在浴室門口，看著這個熟悉又陌生的房間。一樣的布局，一樣的家具，一樣的燈光，但有什么東西被從根上抽走了。像一幅拼圖，少了一塊，不是少在邊緣，而是少在最中間的那一塊。周圍的每一塊都還在，但它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會在這里，不知道它們原本是圍著什么而存在的。

她走回客廳，在沙發上坐下。坐墊彈起，像沒有人坐過。她低下頭，看到茶幾下面的地板上有一道淺淺的劃痕。那是他搬那張他不肯扔的舊書桌時留下的。她當時說“小心地板”，他說“嗯”，還是劃了一道。后來他用蠟筆涂了涂，顏色不對，她笑他，他說“沒人會低頭看”。劃痕還在。蠟筆的顏色還在。

可是他不在了。不是離開，不是走失，不是她找不到他。是消失，是從來沒有存在過。

夏宥坐在那里，坐了不知道多久。窗外的天色從黑變成深藍，從深藍變成灰白，從灰白變成淺金。太陽升起來了，陽光穿過陽臺的玻璃門，照在她腳邊的地板上，慢慢移上她的膝蓋。

她終于動了。她掏出手機，翻開通訊錄，找到阿杰的號碼——昨晚她打過，他說不認識林澈。她不信。她告訴自己，是他沒睡醒，是他說夢話，是信號不好她聽錯了。她按下撥號鍵，響了幾聲，通了。

“喂？”

“阿杰，是我，夏宥。”

“夏宥？怎么了，這么早？”他的聲音清醒、正常，帶著剛睡醒的沙啞。

“林澈在你那里嗎？”

電話那頭沉默了兩秒。“誰？”

“林澈。你朋友。你們一起打籃球，一起吃飯，一起……”&emsp;“夏宥，”阿杰打斷她，語氣困惑，“你說的這個人，我不認識啊。你是不是記錯名字了？”

夏宥握著手機的手指收緊了。“你不認識林澈？”“不認識。你還好嗎？聲音怎么這樣？”“……沒事。打擾了。”她掛了電話。

她又撥了大劉的，一樣的回答。不認識。沒有這個人。她翻通訊錄，翻到大學同學、翻到同門師兄師姐、翻到法律援助中心的同事。她一個一個地打。沒有一個人知道林澈。沒有一個人記得物理系有一個話很少、長得很好看、成績很好的男生。她去翻學校的官網，物理系的師資隊伍里沒有他的導師——那個她見過幾次、頭發花白、笑起來很和藹的老教授。她記得老教授很喜歡X，說他“很聰明，就是太安靜”。可是官網上沒有這個人，整個物理系的教師名單里都沒有。

她去翻自己的畢業論文，致謝部分寫著“感謝我的男朋友林澈，感謝你一直以來的陪伴和支持”。每個字都還在。可當她把這個頁面截圖發給論文導師問“老師，您還記得林澈嗎”時，導師回復：“夏宥，你的畢業論文致謝里沒有這個人啊。你是不是記錯了？”

她打開截圖。致謝部分，感謝導師，感謝同學，感謝家人。沒有林澈。她記得自己寫了。她一個字一個字地寫的：“感謝我的男朋友林澈，感謝你一直以來的陪伴和支持。”她記得寫的時候X坐在她旁邊，她寫完給他看，他說“不用謝”，她說“就要謝”。那些字不見了。像被一只看不見的手從紙上抹去了，干干凈凈，不留痕跡。

夏宥從地上站起來，腿已經麻了。她踉蹌了一下，扶著墻站穩。她走到門口，換了鞋，拿了鑰匙和手機，出了門。她要去警局。

派出所離小區不遠，走路十幾分鐘。她到的時候剛上班不久，大廳里沒什么人。她走到窗口，說“我要報案”。值班的民警是個年輕小伙子，問她報什么案，她說“我男朋友失蹤了”。他遞過來一張表，讓她填基本信息。

姓名：林澈。性別：男。年齡：24。身份證號：她不知道。她從來沒有記過他的身份證號，她甚至不知道他有沒有身份證。他是怎么坐高鐵的？怎么住酒店的？怎么開戶辦卡的？她從來沒有問過。因為她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做得到。他什么都能做到。民警問她照片有沒有，她翻相冊，翻到那張在海邊的合照。她遞給民警看，他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抬起頭看著她。“小姐，這張照片里只有你一個人啊。”

夏宥拿過手機，盯著屏幕。照片里只有她一個人。她穿著白裙子，站在沙灘上，頭微微靠著右邊，像一個靠著空氣的人。她右邊的位置是空的，只有海，只有天，只有金黃色的沙灘。

她翻了下一張。她和他走在海邊的背影，她靠在他肩膀上，他的手牽著她的手。現在只有她一個人，手臂懸在半空，手指微微蜷著，像牽著什么看不見的東西。她再翻。他在廚房炒菜，她偷拍的背影。只有灶臺，只有鍋，只有空無一人的廚房。她再翻。他在沙發上看書，陽光落在他側臉上。只有沙發，只有書，只有那本攤開的、沒有人讀的《費恩曼物理學講義》。

她翻遍了整個相冊。幾千張照片，幾千個只有她一個人的場景。她蹲在警局大廳的地上，把相冊從頭翻到尾，再從尾翻到頭。沒有他。一張都沒有。那些她以為自己記得的、刻在腦子里的、永遠不可能忘記的畫面——他站在銀杏樹下等她，路燈將他的影子拉得很長；他坐在書桌前幫她整理錯題本，筆尖在紙上沙沙作響；他系著那條印著卡通貓的深藍色圍裙，在灶臺前笨拙地翻炒；他看到她成績進步時微微揚起的嘴角；他在那個跨年夜抱著她，眼角滲出冰涼的液體——全都只有她一個人。她是一個人。她一直是。

民警遞過來一杯水。夏宥接過來，手抖得水都灑了出來。她抬起頭，想說“他真的存在”，但看到民警的表情——那種她見過的、在法律援助中心面對那些“說不清楚”的當事人時的表情——憐憫，無奈，還有一絲“我們也不知道該怎么辦”的無措。她知道他幫不了她。不是不想幫，是幫不了。因為失蹤案需要證據，需要線索，需要一個“曾經存在過”的前提。而她什么都沒有。只有記憶。而那些記憶正在被整個世界否定。

值班的民警姓林，是個看起來三十歲出頭的姐姐，短發，說話利索。她把夏宥帶到旁邊的接待室，給她倒了杯熱水。“你先別急，慢慢說。”夏宥把能說的都說了。從便利店那個雨夜，到大學四年，到他們住在一起，到他昨天消失。林警官聽得很認真，沒有打斷她，只是偶爾點頭。

等她說完了，林警官沉默了幾秒。“夏宥，你說的這些，有沒有什么證據？比如聊天記錄、通話記錄、轉賬記錄，或者別人能證明的？”

夏宥打開手機，翻到和X的聊天記錄。幾千條消息，從“早安”到“晚安”，從“今天想吃什么”到“我來做”，從“我好累”到“我幫你揉”。她把手機遞給林警官。林警官接過去，劃了幾下，抬起頭看著她。“夏宥，這些消息……是你一個人發的。”

夏宥愣住了。她接過手機，屏幕上是她和X的聊天界面。她發的那句“你吃飯了嗎”還在，下面他應該回的那句“吃過了。你呢”不見了。再下面的“那下次不吃了”不見了。再下面所有的他的回復，都不見了。只剩下她一個人的自言自語。幾千條消息，幾千次她對著空氣說話。她拼命地往上翻，翻到最早的那一條，是她發的“你到家了嗎”。沒有回復。從頭到尾，沒有一條回復。

夏宥看著那個空白的、只有綠色氣泡的聊天界面，手指開始發抖。她打開通話記錄。最近的通話是她昨晚打給阿杰、打給大劉、打給房東阿姨的。沒有打給X的記錄。她每天都會給他打電話，有時候一天好幾通。那些通話記錄——她記得它們存在過——消失了。像被格式化了一樣，干干凈凈。

“還有別的嗎？”林警官問。夏宥打開備忘錄。里面有她隨手記的東西：“X說今天實驗結束早”“X說明天降溫多穿點”“X說這道題用第三種方法更簡單”。現在那些文字還在，但每一個“X”都變成了一個空白的、無法顯示的方框。像被人用涂改帶蓋住了，露出底下灰白的、什么都沒有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