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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往常一樣，萊納在離家很遠的僻靜巷子里下車，自己往地鐵站走去。郊游的快樂余韻在他打開家門的那一刻就蒸發了。地毯上躺著一個信封，沒有郵票，沒有署名，只有一個人會這樣給他送信。斯塔西悄悄來過了，沉寂多時的“赫爾曼先生”伸出蒼白的節肢，拽了一下纏在萊納脖子上的蛛絲。

他原地站了一會，關上門，撿起信封，打開了臺燈。

第十八章

實際上發生了貌似互不關聯的三件事，但安德烈只能獲知其中一件。他畢竟不是上帝，原諒他。萊納趁著午餐時間和他在奧林匹克體育館外面碰頭，假裝是出來抽煙意外遇見的，他把信封遞給情報官，里面有一張借書卡和用打字機打出來的簡短紙條，只有一個句子，指示萊納把借書卡放到失物招領辦公室。典型的單向信息傳遞方法，斯塔西招攬了一個不容易約見的臥底，只好派一個信使放置信號標，信使看不懂信號，臥底不認識信使，避免他們互相危及對方的掩護。

“照著做。”安德烈說，“讓我們看看怎樣的小動物會從地洞里出來。”

六處一直都知道奧林匹克體育館里有地鼠——什么地方沒有？在倫敦也有，就像莫斯科，就像波恩，就像華盛頓。內奸就像魚缸里的藻類，放久了，就一定會長出來。反間部門已經在監控兩個嫌疑人，不過遲遲沒有下手逮捕，因為這兩個人的行蹤能夠暴露更多關于斯塔西的信息：和誰見面？在哪里？斯塔西最近對什么感興趣？——收益暫時大于風險，等藻類長得太過了，再刮掉也不遲。

安德烈抄下了借書卡上的編號和標題，到圖書館里轉了一圈，然而編號并不匹配任何書架，前臺那位戴著眼鏡、充滿同情心的館員幫安德烈查閱了庫存檔案，遺憾地表示沒有任何一本書叫《笨兔子和三個朋友》，也許先生記錯了，或者有人惡作劇？先生是不是想給兒子或者女兒找一本好看的童話書？要不要試試《小熊莫里茨》？孩子們都喜歡。

“也許改天吧，謝謝你。”安德烈收起借書卡，把帽子按回頭上，沖圖書館員點點頭，走了，到法占區的另一個圖書館去碰碰運氣，同樣一無所獲。為了迷惑斯塔西派來的跟蹤者，安德烈繼續步行了差不多三公里，走進一家書店，隨便買了一本書。接著買了一瓶酒，最后去了花店，抱著一束裹在報紙里的玫瑰出來，顯得像在為別人挑選生日禮物。他趕上了下班高峰前的最后一班客流稀疏的地鐵，回到位于夏洛滕堡的公寓里，隨手把花束丟進垃圾桶，放上唱片，繼續琢磨那張借書卡。

那本“書”純粹是個暗號，只有臥底和“赫爾曼先生”知道是什么意思。既然他們采用這種曲折的溝通方式，可疑人物如果不是極度謹慎，就是不方便物理意義上約見情報官，意味著他或者她容易被己方的監視團隊認出來，剩下兩個可能性：外交使團成員，或者某個部門的管理者。好幾年前，漢斯死后不久，他在斯塔西的舊線人君特不是提到過類似的事嗎？“我認為‘赫爾曼’在你們或者美國人‘家里’招攬了地鼠，而且職位不低”。

安德烈絲毫不喜歡這兩個可能性。

負責打掃奧林匹克體育館一樓廁所和走廊的那位土耳其女人，屬于安德烈的“羊群”。情報官時不時塞給她十馬克，請她幫忙盯梢辦公室里的某一個或者幾個人。這次也不例外，安德烈在樓梯間和她見面，送給她一盒駱駝牌香煙，清潔工接過去打開，看了一眼里面塞著的兩張五馬克鈔票，把煙盒塞進圍裙里。

“你又想打聽誰？”

“一個地方，準確來說，不難。留意這兩天有誰到失物招領處找東西。”

奧林匹克體育館實際上沒有一個正式的失物招領處，那不過是衣帽間的一個角落，無人打理，各個辦公室每隔一段時間就把落滿灰塵的雨傘、手套和茶杯扔到那里去，每年圣誕假期前再清理掉。現在還沒到夏天，離上一次清掃只過去了幾個月，但已經堆積了可觀的雜物，雨傘仿佛是固定展示品，任何時候至少有兩把。還有名片盒、表鏈、打火機和橡膠靴子，出于令人想不明白的原因，還有一個沙丁魚罐頭。借書卡留在罐頭上，十分不起眼。

整整兩個星期，沒有人留意到這張硬紙卡片。清潔工報告給安德烈，只有三個人去翻過那堆雜物，都是為了借雨傘，春末的雨既頻繁又突然。如果計算“能看到借書卡”的人，那清潔工就數不過來了，衣帽間每天任何時段都有人進出，放下外套，拿走外套，放下防水靴，下班再拿走，太多了，這棟建筑物里每一個人在五個工作日里都至少進去過一次。

這條線索斷在這里。換作今天，早就要交給反間部門處理，但借書卡的事會暴露萊納，只能隱瞞起來，用美國人的話來說，“屁股牢牢坐在上面”。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發生在更遠一些的地方，黎巴嫩。一位生性浪蕩的米爾斯先生，吃過一頓有很多羊肉的豐盛午餐之后，決定去水煙館。這和安德烈有什么關系？表面上沒有。安德烈甚至不知道這個人存在。米爾斯先生是一位聯絡官，負責“協調和促進”當地英國情報部門和法國情報部門之間的溝通。心不在焉、熱衷于床笫之事的米爾斯先生，是英國政界裙帶關系的最佳代表，他的父親有個鍍金的頭銜，是上議院議員，軍情六處看了一眼推薦信，可能再看了一眼他的家族樹，就給了他一個職位，既然他會法語和一點阿拉伯語，正好送到貝魯特去。坐辦公室的人從劍橋間諜圈的慘痛經歷里學會了什么？什么都沒學會。

米爾斯先生抽了一小會水煙，動身到二樓去找姑娘們。這家煙館經營的可不僅僅是阿拉伯式水煙，你看。他選了一個女孩和一個男孩，過了一個值得回味的下午，回家去了。過了兩天，一個沒有寫地址的信封出現在他那間市中心公寓的漂亮地毯上，里面當然是那個銷魂下午的照片，從角度看來，照相機安裝在鏡子后面。寫信人友善地提醒米爾斯先生，如果他想取回底片，那就必須在規定時間再到水煙館去一趟。

非常直接的勒索，以有效聞名。米爾斯先生既不敢告知妻子，更不敢向父親求助，只能按照要求做。克格勃手里握著底片，把米爾斯所知道的每一個秘密都榨了出來，就像擰干一塊肥胖的海綿。米爾斯所知道的駐貝魯特外勤，克格勃也知道了。他還模糊地提到了，美國人在柏林建立了“某種新的信息來源”，但他不知道是什么。但是這個信息來源肯定是純金打造的，從那里來的線報只準接收，不準問具體來源和獲取方法，這就是為什么表現平平的貝魯特情報站最近忽然活躍了起來。

所以，其實是第二件事觸發了第一件事，然后導致了第三件事。克格勃把“某種新的信息來源”這個信息轉告柏林，同時也誠實告知，這是一個西方情報人員受壓下提供的線報，不排除他是為了脫身而隨口編造的。無論如何，“赫爾曼先生”不需要思考很久，就重新把目光投向此前不太在意的雷達站，他需要問一個問題，因此借用萊納的手，把一張借書卡放進奧林匹克體育館，一個小小的信號，給明白這個信號的人。就像對著漆黑的海面舉起一盞燈，只有原本就在留心觀察的船才能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