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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納坐了起來,“計劃是什么?”
“合適的時候我會告訴你的?!?
“又一個秘密?!?
“不是秘密,而是事情必須按部就班發生,不能打亂順序。拿起你的酒?!卑驳铝遗e起自己的杯子,示意萊納也同樣做,“敬漢斯?!?
樓下放映廳的喇叭傳出一段憂傷的音樂,戰爭又在黑白畫面中結束了,燈光亮起,觀眾魚貫離開。明天晚上,等放映員把倒帶完畢的膠片塞進機器里的時候,死去的人會再次站起來,再次步向同樣的結局。萊納和情報官碰了碰杯,在突如其來的寂靜中,玻璃相碰的聲音被放大了。
“敬漢斯。”
——
安德烈這一晚至少說了兩個謊。首先他不是地勤,是工程兵,戰后才和空軍沾上一點關系。第二,他的母親還活著,和繼父一起住在布里斯托,經營著一家釣魚用品店,兩人都以為安德烈在渡輪公司工作,六處每年會以安德烈的名義給他們寄兩張渡輪折價券,維持這個假象。他聲稱母親已經過世,也許是為了拉近和萊納的關系,也可能是單純的保密需求,他仔細地分隔開羊群,不讓他們有見面的機會,但萬一意外發生,這些小小的細節差異也能夠防止他們意識到牧羊人是同一個人。比如,面對法語區線人的時候,他用“安托萬”這個名字,自稱來自科隆,或者米盧斯,取決于目標人物對地理的熟悉程度。另外一些時候他完全舍棄和歐洲大陸的聯系,扮演寡言少語的“哈特福德先生”,暗示自己和皇室有些關系,引誘一些愛慕虛榮的獵物,大部分是沙俄末期難民的孩子,在某間漏水的小公寓里蹉跎,幻想著他們從未經歷過的貴族生活。
不過安德烈在奧地利這一點上說了實話,他的母親確實來自林茨的一個猶太家庭。父親未知,當年母親乘船逃到英國之后,并沒有在登陸紙上填寫孩子父親的姓名。后來為安德烈登記入學的時候,她填的是自己的娘家姓,并且修改了拼法,去掉了德語的痕跡,當時很多歐陸難民都這么做,套上一個英國化的姓名,匆匆擺脫舊生活的殘余。
于是,這位被英國收養的牧羊人,離開“閣樓”之后并沒有回家,又去了奧林匹克體育館。六處后來撤出柏林的時候按程序銷毀了所有文件,但倫敦還保存著副本,因此今天還能讀到安德烈在1953年那個春末夜晚發出的電報。從發送時間看來,安德烈在辦公室至少待到凌晨四點,撰寫詳細的報告,詳細報告他和麻雀的對話,評估麻雀的“精神狀態”。他寫道,“麻雀顯得局促不安,但該線人性格如此。本次見面未見異常?!?
如果說麻雀天生緊張的話,那接下來的兩個月里他只會更緊張。自從克里姆林宮的著名住戶去世之后,使館與莫斯科的通訊陡然增加,而且包含大量不允許當地德國雇員經手的加密電報。這本身并不是什么特別有價值的信息,讓六處感興趣的是,萊納提到蘇聯人對東德政府態度冷淡,甚至有指責他們加劇事態的意思。烏布利希對國有化的偏執既激怒了德國人,也激怒了莫斯科,從東柏林到德累斯頓,從工廠到碼頭都在隱隱沸騰,傳言會有大罷工,過了一會又傳言說美國人要接管東柏林了,也有人說是蘇聯人要接管西柏林了,又說坦克都已經到了柏林市郊,不知道該聽哪一個故事。
“我應該擔心嗎?”萊納問,他的公寓里沒有安裝電話,每次都要騎著自行車找一個不同的公共電話亭。
“應該還不用?!卑驳铝腋嬖V他,“繼續觀察。我們都在盯著這件事?!?
下一次碰頭定在一個月之后,也就是六月初。既然“麻雀”目前只能執行觀察任務,沒必要頻繁見面。事實上,連見面也不需要了,安德烈會在6月10日13點37分給一個公共電話亭打電話,他從來不約整點,免得反間人員找出規律。響鈴四次之后沒有人接聽或者接聽者不是萊納,會面宣告取消。
6月10日這天,萊納準時接聽了電話,把打聽來的零碎消息告訴安德烈,蘇聯人據說想“切斷”東西柏林,沒說具體要怎么做。從來沒有人能切開一座城市,也許只是一個夸張的比喻。這消息是翻譯從秘書那里聽來的,秘書又聽另一個秘書說的,這第二位秘書在門外聽見了大使和一個不知名的斯塔西雇員聊天,這個傳播鏈本身就不特別可靠。
情報官和線人約定一周之后再聯絡,去另一個電話亭。然而到了6月16日,傳言已久的罷工開始了,而且一夜過去之后人數翻倍。萊納沒有接聽電話,安德烈每隔十分鐘打一次,到中午就放棄了。去往東柏林的所有公共交通已經全部被切斷,他拿起帽子和外套,打算步行到東柏林去,但還沒走下樓就被發報員叫住了。駐扎在弗倫街上的美國人發來了電報,只允許安德烈和霍恩斯比查閱。
里面的消息其實沒必要保密,再過幾分鐘,所有人都能在大街上看見發生了什么。蘇聯的t-34轟隆作響地開進了東柏林,在十一點的太陽下,一整隊龐大的鋼鐵怪物。我不想說后面的事了,總是讓我不舒服,如果你有興趣,可以自己去查。我不知道安德烈對這天的回憶是什么,但萊納記得最清楚的不是槍聲,而是寂靜,1953年6月17日的夜晚非常安靜,一些人不能發出聲音,剩下的不敢發出聲音。
第九章
東柏林在平靜中過完了六月余下的日子,一種槍口前面的平靜。如果你是個斯塔西的話,這幾天就是暢飲權力之酒的好日子。無人反對,無人阻攔,無人追責,平常那些看不順眼的碼頭搬運工,制革工人,紡織工人,玻璃廠工人,統統可以抓起來。沒有什么法律!寫在紙上的條文是一條黑色的小蛇,恭順地纏在斯塔西的手指上,按他們的意愿彎曲,或者咬人。
萊納的鄰居走了,字面意義上的。悄無聲息,逃出東柏林的人都這樣,前一天還在樓道里和別人道早安,像往常一樣給窗臺上的天竺葵澆水,當晚就不見了。有人直接坐上輕軌,有人步行,有人把相冊、舊信件和外祖母留下來的花瓶裝上汽車,徑直開過東西界線,再不返回。走廊對面的鄰居是清晨騎車走的,被花店老板看見的時候,還停下來打了個招呼,說外出露營。當然沒有再回來。
回想起來,漢斯應該也有過同樣的主意。在失蹤前不久,他給萊納買了自行車,直接扛在肩上跑上樓,敲開門,驕傲地把這份禮物推進客廳。漢斯說車是二手的,不貴,但它看起來沒有使用過的痕跡,油漆光潔,輪胎縫隙里沒有泥。萊納本來想問哥哥為什么會有這樣的閑錢,但不好意思開口。那天漢斯看起來很高興,充滿希望,但并沒有解釋這種好心情的來由。沒想到最終是安德烈間接回答了這些已經遺忘的問題。
安德烈至今沒有發出可以安全見面的信號。萊納等著,每天上下班路過花店的時候都看一眼櫥窗下方,但那些因為水漬而發黑的磚塊上始終沒有出現粉筆記號。持槍的蘇聯軍人依然在街頭巡邏,萊納每次在他們身邊走過的時候都會心跳加速,盡管他什么都沒有做,也許是武器讓他緊張。他如常上下班,喂飽自己,躲避母親和長兄的幽靈。無事可做的周六下午,他時常躺在凹陷的沙發上,和想象中的安德烈說話。在他的腦海里,安德烈既是漢斯,又是早逝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