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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從什么角度觀察，木匠沃格爾一家都是平凡的普通市民，平凡程度甚至低于均值。年輕的沃格爾先生和太太都不關心家門外的世界，街上大吵大鬧的青年團成員？不了謝謝。被縱火的猶太教堂？那是別人的事。興登堡總統？國會選舉？一個坐過牢但不知為何霸占了德國權力高地的油漆匠？誰有空看這些麻煩事呢。只要桌上還有面包，家具店還接得到訂單，木匠沃格爾先生就可以快活地過他的平凡日子。

木匠沃格爾去世的那天是個濕漉漉的春日。他開著借來的車運送一個剛做好的衣櫥，那是個漂亮的衣櫥，橡木做的，打磨得像鏡面一樣光滑，購買者的姓名首字母縮寫藏在鳶尾花浮雕里。一對富有的夫婦訂造了這個衣櫥，要求送到度夏用的鄉間大宅。

衣櫥最終沒有到達目的地。汽車被過路人發現的時候，側翻在森林里，不遠處是公路的轉彎處，木匠和同去的雕刻師已經沒有呼吸了，橡木衣櫥被甩出車廂，撞上了一棵樹，摔裂了。警方調查開始得很慢，結束得很快，毫無疑問，車在轉彎的時候打滑，順著滿是泥漿的斜坡滾進樹林，司機和乘客也許沒有當場斃命，但從傷勢看來，就算當時馬上送醫，活下來的機會也不大。

沃格爾太太賣掉了家具作坊和里面的設備，搬到了日后將會被蘇聯紅軍占領的利滕貝格，帶著兩個年幼的兒子住進一間更小的公寓，靠父母和丈夫留下來的一點積蓄度日，偶爾做些縫紉之類的零工。戰爭開始之后生活反而好過了一些，母親到工廠里縫制士兵制服，漢斯參加了國防軍，純粹是為了那份固定的薪餉。隨著德國在海外節節勝利，他們得到的好處更多了，幾乎每個月都能分到整箱的食物和酒，有時還有肥皂、布料和巧克力。普通人的好日子仿佛再次回來了。

戰爭結束的時候這一切又被擊碎了。盟軍投下來的炸彈在稍遠處爆炸，摧毀了面包店，炸開了沃格爾家朝向街道的那面墻，滿地狼藉，客廳里全是碎玻璃和磚塊，父親親手做的櫥柜被彈片打穿，留下一個足以放進拳頭的大洞。漢斯兩周前被調去守衛郊區的一個軍火庫，至今沒有回來，無法確定是不是還活著。母親和萊納收拾了稍微值錢的東西，在火車橋的橋洞下睡了幾個星期，那里擁擠不堪，滿是像他們這樣的人，從自己家里逃出來，有的抱著匆匆搶救出來的微薄財物，有的只有一張舊毯子，所有人都一臉塵土，眼神呆滯，好像從夢里驚醒，發現自己一腳踩進更深的噩夢里。

漢斯終究還是回來了，深夜里，怕得發抖，像只老鼠。他穿著一件撿來的襯衫，上面染著噴濺狀的血跡，散發出糞便和腐肉的臭味。因為害怕被盟軍士兵認出，他早就扔了國防軍制服，盡管母親沒有說什么，但兩個兒子都能看出她始終沒有原諒這個舉動。沃格爾一家回到了損毀的公寓里，因為沒有別的選擇了。他們把帆布和床單掛在墻壁本應該在的地方，勉強應付，直到蘇聯人領著工程師來拆除了危房，把他們重新安置到匆忙建起的水泥盒子里為止。

母親和漢斯之間隱隱約約的矛盾在漢斯決定去德意志郵政工作的時候徹底露出了血淋淋的裂口。沃格爾太太把柏林的占領者——蘇聯人、美國人、英國人和法國人——視作絕對的仇敵，禁止漢斯和這里面的任何一方扯上關系，而漢斯完全不能理解母親的想法，他渴望過上“正常”的生活，如果蘇聯人能帶來這種生活，那也無所謂。十五歲的萊納夾在他們兩個中間，不知道該說什么，為了避免同時受到雙方的叱責，只好躲起來。

漢斯是在1949年圣誕節前搬走的，事先沒有預兆，某個早上忽然就提著箱子走了。這間逼仄昏暗的公寓里就只剩下萊納和母親。萊納開始問一些以前不敢開口的問題，關于父親，戰爭，柏林，漢斯在戰時做的事。母親不愿意談論這一切，話題一旦越過1945年的界線，她就聲稱頭暈，要到臥室里躺下。

母親的房間現在空著。她去世之后，萊納就沒有進去過，更別說收拾遺物了。他打開燈，在門口站了一會，目光落在發黃的床單上，然后是梳妝臺上的首飾盒和梳子，椅子上放著沒看完的書，一截用作書簽的明黃緞帶從頁間露出。母親喜歡讀書，漢斯卻完全相反。萊納關上燈，脫掉外套，回到自己的臥室里去了。

他本來躺下了，但又想起了陌生人給他看的文件，重新坐起來，擰亮臺燈，用毯子蓋過頭，雙手抱著膝蓋，一動不動地盯著毛毯的紋路。照片里的尸體已經沒有臉了，幸好復印件是黑白的，那些撕裂的肉和碎骨看上去是一團亂糟糟的黑影。尸體可以是任何人，但從衣服和錢包看來，肯定就是漢斯。他的手又開始發抖，不是因為恐懼，而是憤怒。萊納攥緊了床單，強迫自己回想小時候家具作坊樓上的廚房，那里既明亮又溫暖，有糖漿和牛油的甜蜜氣味。餐桌上有漢斯的木頭玩具和吃了一半的甜杏果醬。父親在樓下切割木板，手鋸的聲音富有規律，萊納閉上眼睛，讓呼吸重新平穩下來。

然而那個自稱安德烈的陌生人可信嗎？文件可以偽造，人經常說謊，也許漢斯還活著，被英國人囚禁了起來，但他們沒理由要花費精力這么做。萊納不認為自己值得任何人花時間。

他掀開毯子，仰躺著，看著天花板，轉而琢磨安德烈。這人給他的感覺無從形容，不像萊納認識的任何一個人，第一眼看上去就值得信任，但又隱隱令人不安，笑起來的時候尤其，好像安德烈早在萊納出生之前就認識他，而且知道許多個和萊納密切相關的笑話，但是打定主意不說出來。萊納思忖著這個陌生人從哪里來，他的德語太流利，不像外國人，但也沒有好到能確鑿地說就是本地人。也許是南部某處來的，奧地利邊境附近的某一個無名村鎮。他為什么會和英國人混在一起？漢斯又為什么和他混在一起？

萊納沒有這些問題的答案。他翻了個身，蜷縮起來，在客廳的鐘敲響午夜之前就睡著了，忘記熄滅臺燈。

——

他嘗試實踐安德烈給的建議，“徹底忘記這件事”。然而“這件事”盤踞在腦海里，像條蟒蛇，吞食別的思緒，膨脹得越來越大，直至占滿了他清醒著的每一個小時。漢斯在德意志郵政的同事不再張貼尋人啟事，甚至不愿意談論漢斯這個人，也躲著萊納，似乎已經猜出了漢斯的下場。和安德烈見面之后的一個星期里，萊納不管走到哪里都覺得有人在看自己，甚至留意到同一個穿風衣的男人總在上下班路上出沒，他沒有明目張膽地跟蹤萊納，但很明顯不是個友善的路人。萊納無法確定到底是斯塔西真的在盯梢，還是自己已經瘋了。

有一次他差點忍不住跑進“麻雀”咖啡店去找安德烈。從使館下班之后他騎著自行車去了柏林西北面的法國占領區，停在咖啡店的前一個路口。坐在電線桿旁邊的報童上下打量他，右手搭在綁著皮帶的木箱子上，估量這個瘦弱的年輕人有沒有錢買一包高盧牌香煙，很快斷定萊納不是潛在顧客，移開了目光。

就是在這個時候，萊納又看見了穿風衣的男人，那人戴著灰色毛線帽，很可能因為頭發不剩多少了。察覺到萊納的目光，那個人走開了，沿著街道往前，快到一棟布滿彈孔的廢棄房子的時候拐進小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