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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轎車在寬闊的柏油馬路上飛馳，轉進一條巷子，軍區大院生活的面貌在我眼前徐徐展開。與我之前腦海中想象的不同，這里的一切幷不奢靡，低矮的小樓房連成片，甚至有些平淡的溫馨。

車開進鐵門路過兩個站崗警衛員的時候，趙新楊指了指那邊空著的停車場：“小時候我爸老不在家，我喜歡在那里用粉筆畫畫，但我媽比較嚴，她希望我多看點書，學點英語。我的英語是跟大學生保姆學的，后來這保姆成了我某個伯伯的續弦。”

我笑笑：“我英語是跟我爸學的，他是初中英語老師，八十年代末在北京上學。”

突然，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趙新楊警惕地看了我一眼：“叔叔沒留北京呀？”

“人人都說天堂美——”我哼了一句跟奶奶學的紅歌，“怎敵我洪湖魚米鄉嘛。”

“你在廣州長大，那就說你不是廣州的了？確實，長得不像。”

“我媽是蒙東的蒙族人。”我連忙打馬虎眼，“可能雜種優勢，所以長得好咯。”

“我大哥不在國資委干了之后，也去蒙東做煤炭相關，那邊錢好賺。”趙新楊倚在紅旗車座椅靠背上，睥睨著我，“宋玉明，我覺得你不像北大畢業當記者的。”

“像什么？”聽到蒙東和煤炭這兩個詞，我的思緒全飛到了我的案子上，只能用少得可憐的注意力來應付趙新楊了。

他瞇起眼睛：“有時候像胡同里的二流子，有時候像詩人。”

“我操，你別抬舉我了。”我哈哈大笑——車停下了。

進了門，小樓的陳設簡單清雅，格局卻寬闊。我洗手后坐到餐桌旁邊，廚師已將菜燒好了。魚蝦，白灼羊肉，各樣水果，幾道時蔬，都不起眼，不過比尋常人家做得精致些。我們先在餐廳里落座，等他大哥，趙新楊把草莓盤推到我面前：“這個比外面的甜一點，外面買不到。”

“曉荷不來嗎？”我將草莓丟在嘴里，故意試探，“最近她應該不忙。”

趙新楊沉下臉：“一會兒別在大哥面前提這些。”

我知道趙曉荷的媽是某文工團出身的女明星，聽趙新楊這么說，大概是她媽被年紀不小的她爸包養，在外面生了她，不算有什么名分，因而趙曉荷也幾乎不住在軍區大院里。她媽也一直在國外，不怎么回來。

大哥為什么要見我一個小記者？趙新楊為什么要推薦我？那時我幷不知道。隨著后來我和K深入學習了黨的十八大精神，猜或許是為了拉我入伙，培養我，叫我當他趙家的白手套、傳話筒、筆桿子、狗腿子等等，不一而足。

我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過去幾個月的抵制日貨運動。我說廣州聲勢頗為浩大，幾千人去市政府外面靜坐，趙新楊“嘖”了一聲，搖搖頭：“刁民，北京人還是懂事兒，有眼力見兒，鬧得少，你看鬧得不是山東那些地方，就是南方城市。”隨后他隨口說：“欸，對，你表弟現在做什么工作？”

“新媒體，這不也是順應國家發展大勢嘛。”我一手撐腦袋，笑著看趙新楊，從他的眉毛打量到眼睛，再到鼻梁和喉結。他喉嚨咕嚕一下，眨眨眼睛，別過頭，半晌才說：“咳咳……我看明年香港要變天……宋玉明，在我家里你老實一點。”

我正盤算著“變天”兩個字從哪里來，只聽一聲“新楊”，一個五十歲上下，西裝革履的謝頂中年男人，從門廳進來了。保姆幫他拿外套，伺候他穿拖鞋的功夫，我連忙站起來，小心翼翼觀察他。

“玉明，這是我哥。”趙新楊迫不及待地為我們引薦，“哥，這是我朋友宋玉明，北大畢業的，現在在新華社當記者，不僅采訪好，寫文章也有點水平。”

我連忙伸出手去，男人上下打量我一番，輕輕拍了拍我的肩膀，露出一個笑臉來，扯動眼角一道小疤：“早聽新楊提起過你，我也看過你寫的東西，不錯。”

現在回想起來，當年我的應對可以更得體些。可惜我沉浸在完全的憤怒和戰栗中，幾乎要拿起玻璃煙灰缸擲在他臉上，把他一點點打成肉醬，再剁碎了喂狗。害死我和K爸爸的殺人兇手，居然現在站在我面前了。

我太幸運了……我太幸運了……他們都姓趙，都在蒙東干過……我怎么沒想到呢？

平心而論，我賣得次數并沒有那么多，居然叫我瞎貓碰上死耗子，就這么歪打正著了！

十年了，我長大了，他不記得我，我可記得他。當年在蒙東，一個軍委的車牌，一張軍官證，又是國企副總，多么逍遙，多么威風！滿城的夜總會，就連剛入行第一天的小姐，也知道要巴結趙總，要以趙總的指示為第一要領。K爸爸對我說，趙總那輛奔馳車，停在哪里，哪里就是最大的銷金窟。

“你好，你好。”我不由自主地與他的疤眼對視。他的眼神比當年平和多了，現在看起來頗像一個閑暇時候會請和尚念經的儒商。

“坐吧，別拘束。”男人揮揮手，“你哪一年畢業的？有沒有考慮其他發展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