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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至夏在高一末轉學到國際學校，高中畢業后順理成章地出國讀書。

她大一時從商學院轉到政治系，然后就在政治系里安然念完大學跟碩士。

從我手上的資料來看，秦至夏根本就不是南澤的學生，對各類營隊、講座、社會運動這種陳懷驥可能會出現的場合也興致缺缺，讓她跟陳懷驥形同兩條平行線，唯一有可能的交集是陳懷驥開車直接撞進秦至夏房間里。

陳懷驥的資料就更少了，少到我都覺得應該去警局報失蹤人口，可能是被有意清理過，連社交媒體上都找不到他的資料，只剩維基百科。

不過我還是調出了陳懷驥在南澤教書時教過的所有學生。

那學生名單很長，但我看了一晚上也沒看到秦至夏的名字。

就算我把跟陳懷驥交好的駱皓也納入調查范圍，還是找不到任何蛛絲馬跡。

秦至夏這個人，絕對沒有看上去這么普通。

我關掉研究室的燈，去開車。

時間很晚了，天空跟被墨潑過一般黑。

但時間也不算太晚，至少沒晚到酒吧跟夜店都熄燈，但我還是不知道要去哪。

我坐在賓士里看著googlemap，在目的地那一欄不知道要輸入什么。

我是真的不知道我要去哪。

所以我只是把手機放好，開出南澤的停車場后就一路筆直地開。

一直開、一直開，完全沒有目的地，就這么一直開。

最后乾脆調轉回頭，往南澤的方向開，反正我也不在乎自己往哪個方向開。

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我也不需要知道，只需要面向前方，繼續走著別人安排好的前途、嚮往已經被決定好的前景，繼續用揮霍的方式去活。

社科院的辦公大樓一片黑，沒有任何燈，大家應該都走了。

我打開手機的手電筒，摸黑走進我的研究室。

關上門、打開燈，我覺得整棟樓里大概就只有我一個人。

我站起身，從滿墻的書柜上隨便抽了本書來看，書名是《被徵收的土地正義》。

翻開書來看，里面控訴的每一樁喪盡天良，我家的建設公司都干過類似的。

某種程度上來說，那本書寫的幾乎就是云鼎建設的發家史。

我看過我哥一邊砸著大把鈔票聘律師團一邊跟旁邊的人說「沒事，直接拆就好」，也真的在后來看到我哥放任各種大型機具直接輾過荷甫村即將收成的稻田，完全不顧當地農民的眼淚和請求。

這就是我哥，看起來沒血沒淚、沒心沒肺、沒有任何身為人類應該有的情感，就連被那些抗議農民潑臟水、丟臭雞蛋、高聲辱罵的時候，都能面無表情地站在那里指揮局面。

我哥絕對算不上什么好人，但我就是無法專心致志地恨他，因為當我被抗議群眾辱罵甚至被潑漆的時候，擋在我面前的人就是我哥。

當家里的建設公司因為資金周轉不靈要垮了的時候，承擔下所有壓力放手一搏去荷甫村徵地蓋房讓公司起死回生的還是我哥。

我哥很冷酷、很殘忍，但也是他承擔起了所有換作是我肯定承擔不起的責任。

所以如果我哥想要什么，我就應該給什么，就算他想要的是買斷我整個人生，我也應該給出去，因為他做到了，所有我做不到的事。

他比我更好。

我對云鼎沒興趣，對于我自己的人生也持觀望態度，所以如果我哥想要，那他兩個都可以拿走，儘管我也不知道如果他把這些都拿走了，我還剩什么？

剩學術嗎？我操這世界的。

我曾經真心熱愛過哲學，也因為熱愛所以做得很好，但我越念越有一種雙腳懸空的感覺，雖然每個理論都源遠流長、嚴謹精巧，可真實感卻非常飄忽。

學院里教的當代哲學幾乎都是那些已經老早就過世的哲學家，那些哲學家沒有社群網站也對所謂的「當代」毫無概念，而我的論文卻還是不斷引用他們，非常懸浮地討論道德與正義。

在做學術的這些年，我感覺自己變成了空洞且懸浮的人，很無趣也很無所謂，擅長表演，但也就只是表演，在不知不覺間，沒跟人好好講話的日子從一個周末變成好幾個周末，單位逐漸從星期、月份、過渡到年份，直到現在，我才意識到，只有拿著鈔票走進夜生活，才會有人出于工作上的專業素養跟我講話。

此時，我的手機震動，竟然是秦至夏打來的電話。

我抱著好奇心接起電話，卻發現對面沒有秦至夏的聲音，而是純器樂的音樂聲交雜著赤腳踩在地板上的腳步聲。

過了幾秒鐘，我還聽到非常細微的書頁翻動聲和鋼筆畫過紙張的聲音，至此我就知道秦至夏應該是誤按了通話鍵卻沒發現。

但我也沒有提醒她，就只是把手機連結上音響，讓那些生活中細瑣小事的聲響環繞著我，就像有一個人真的在我身邊平靜地看書、寫字、聽音樂、輕輕哼著歌，平靜而美好。

「噠啦啦、噠噠啦啦，人們不厭的沉溺世界的瘋狂，噠啦啦、噠噠啦啦，共同成就著彼此善變的堅強。」秦至夏唱歌時音準很糟糕，聲音卻跟被雪水洗過一樣乾凈。

清澈的生活感。

沒有鈔票、沒有酒精、沒有表演和偽裝的那種，清澈的生活感。

那樣清澈的生活感大概也曾狠狠打動過誰吧？

我忽然覺得，我可能找到了我在之前的調查里一直找不到的那塊拼圖。

*歌詞出自輕晨電-我們背對著青春<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