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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開始，在高三的某一次大考后對答案。周圍人嘰嘰喳喳，我的同桌冒了一句：學得好累好想逃。他們開始討論幻想逃離現狀。

我對“逃”這個字很感興趣。

然后放下筆冷不丁問了一句：你們覺得我搞攝影怎樣？

好哇！他們說我準能闖出一番天地，對我大加贊賞和鼓舞。卻沒想到我毅然決然把高考都逃了。

早些年同桌考上了公務員，入了編制。我從澳大利亞飛回來吃她的慶功宴。我們禮貌寒暄的時候說真好，大家都過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酒過三巡開始互懟的時候我說：“好無趣的一眼就看得到盡頭的人生。”

她說：“好有趣的不知道哪一個瞬間會客死異鄉的刺激感！”

我笑。殊途同歸，我們都是要死的，不過你是殯儀館某個盒子里的灰，我是荒郊野嶺的白骨。

我們時常用是對是錯來判斷一個人的選擇。于是我總能聽到不同的人來和我說錯了錯了錯了。

你為什么要走上這條路呢？明明人像賺得更多，明明男攝更加吃香。

我說破了嘴都沒辦法解釋清楚我有多想逃又有多不想被條條框框拴住。到后來我只能破罐子破摔說不好意思，就是這么叛逆。

有一句老話說時間會給你答案。誠然，我很鄙夷這句話。因為我始終覺得，能給我評分的只能是我自己。

我真的需要知道到底怎樣才能算滿分嗎？

人不能總往后看，不能在“如果”這個詞上反復掙扎自怨自艾。

可是某一天在冰屋里等極光出現的很漫長的一段黑暗里，我在冰天雪地中開始想，想假如我參加了高考，找一份工作，買一間房子，有一個伴侶會是怎樣。

我暢想平行世界的我自己，想到竟然開始嫉妒，直至極光在我頭頂出現。

按下快門的那個瞬間我開始替平行世界的我悲哀——那個我是看不到極光的。

二、聽說明天要下雨

普利策獎有兩個關于新聞倫理方面極具爭議的攝影作品——凱文·卡特的《饑餓的蘇丹》和斯坦利·福爾曼的《只差兩秒鐘》。

一張是要被禿鷲吃掉的小孩，另一張是在火場中無奈跳樓的母女。

你既然有時間按快門，為什么不先救人？

世人紛紛評說握攝像機的手之于人性。

就像藝術館著火，你是救畫還是救貓。

要我選，我都不救。關我屁事。

我只是恰好經過。在烈火中化作一縷灰是他們命定的結局，而隨機出現的我又憑什么去承擔他們的死生責任？

我沒功夫探討過多倫理問題，幸而我也不干紀實攝影。

按快門的那一個瞬間是對還是錯？定格，是這一秒，還是下一秒？沒有人能明確知道這次眨眼過后面前的的風景會不會更好。

也沒有人知道，這座山，是在云里還是在雨里會更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