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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正是儒家思想的基本道德規范，蘇軾和張居正是儒家的尊崇者。

如此評價扶蘇，可見蘇軾和張居正都是把扶蘇當為信仰儒家的人來看待的。

從儒家的忠孝兩個角度看，扶蘇的做法便完全可以理解。

扶蘇既是秦始皇之子，也是秦始皇之臣，即所謂“兒臣”，“父皇”令“兒臣”死，“兒臣”焉有懷疑圣旨真假的道理？

其實，扶蘇與秦始皇的矛盾，可以概括為儒家與法家的矛盾。

秦自秦孝公以來，其政治文化體系中，已經將法家觀念融入了骨髓。

無論是秦惠文王、秦昭襄王還是秦始皇，治國方式雖各有特點，卻從未背離法家治國的根本。

正因秦國一直堅持前代“法令由一統”、“事皆決于法”的治國理念，秦國才做到了號令統一，令出如山，擁有強大的凝聚力與執行力，在與列國爭鋒的過程中優勢盡顯。

秦始皇一直延續商鞅變法后的政治體系，堅持以法家治國的政治理念，而扶蘇卻帶有儒家傾向的思想。

這就不得不談談“焚書坑儒”了。《史記》當中曾記載了一件事——公元前212年，侯生和盧生兩位方土非但沒有為秦始皇求取仙藥，還私自逃跑，背后誹謗秦始皇。

不完成皇帝交代的任務，竟然還誹謗當朝天子，欺君之罪、大不敬之罪并罰！

于是秦始皇大怒，下令將460個方土、儒生坑殺。

扶蘇一看，當即勸諫道：“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惟上察之。”

面對這群膽敢忤逆天子、已經與“法”水火不容的方土儒生，扶蘇竟然主張對他們網開一面。

雖然扶蘇有他的理由，但是，在不可違背“法”的秦國中，這就是不對的！

扶蘇若做了皇帝，今天可以為了穩定土子之心對他們心軟，明天難道就不會因為其他原因違背法治嗎？

其實，在華榕的猜測中，這也是秦始皇將扶蘇貶去下郡的原因之一。

篤信法家的秦始皇決然不會同意放棄依法治國的思想，也不會把政權交給可能更改幾代秦王奉行的治國方針的繼承人。

說實話，扶蘇作個“仁治”之君的話，那會是個好皇帝，可在剛剛統一六國，政權尚未穩定的秦國來講，有時候，“仁治”并不是個適宜當下的治國之策。

甚至這可能會反其道而行，使一個好好的國家，不僅沒能更加強盛，反而逐漸衰弱。

綜上，扶蘇就是仁厚過了頭，沒能真正明白百姓想要的是什么，什么時候該實行什么樣的政策，不懂得因時制宜，只知道貫徹傾向于儒家的思想來行動。

生于統治者階級，失敗便是“死”之一字，所以嘍，扶蘇遺憾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