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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雖然不是什么全球最頂級名校，卻是全球產學研結合做得最好的。

這方面連mit都不如斯坦福，畢竟往硅谷心臟帕羅奧圖那一杵，近水樓臺，多少硅谷科技公司都會優先找斯坦福孵化前沿科技苗子，幾十年下來這個產研交流的氛圍和圈子非常濃厚。

顧轍當然也知道這個道理，看吳丹青苦口婆心勸他，也是有點感謝的：“放心，就算只給前5%邱成桐獎學金，我這卷面成績也夠了，我又不指望只靠考試分數拿獎。這也是要綜合評標的嘛。

我馬上會發幾篇論文，還會有一些自己設計的實驗項目，要不你倆過來幫我搭把手？我正好需要人給我實驗操作。

我可以分給你們一些論文第二作者，外加一些津貼，當然，科研的經濟成果肯定是與你們無關的，事成之后的獎金倒是可以有。”

顧轍此言一出，吳丹青倒是沒太大興趣，而旁邊始終埋頭吃飯的孔超凡，倒是被激活了本能狂熱。但他也不由詫異地質疑了一句：

“找我們幫你做實驗？你不是實驗滿分的么？自己做不就好了？”

顧轍微微一笑：“我是打算做一些高聚氨基酸水合物的性能測試，需要測的成分配比非常多，實驗室制取工藝也麻煩，肯定需要熟手幫我搞。”

顧轍心中，對于他即將要搞的那個隱形眼鏡新材料發明，當然是有明確方向的。

但前世記住的那些專業數據，也不可能完全詳盡到分毫不差。

打個比方，顧轍知道眼下比目前現有技術更有優勢的隱形眼鏡材料，是以“γ聚谷氨酸”為基底、加上幾種甘油醚類交聯劑的水合物。

但是，最后的成品材料里面、γ聚谷氨酸的聚合度要達到多少？聚谷氨酸和甘油醚交聯劑、水合劑的百分比各是多少時，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或者至少能做到比目前市面上的隱形眼鏡材料脫模精度更高？

這里面，往少了說做幾百組對照實驗都是有可能的。

顧轍之前參加實驗考試的時候，能滿分過關，那是仗著他作為重生者、而且機緣巧合前世對那年的全球總決賽考題懷著巨大怨念、反復練過、印象深刻。

論真實的化學實驗操作能力，顧轍是不如奧賽時正牌省一、并且以實驗操作拉開分差的孔超凡的。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顧轍做好實驗規劃、計劃，讓孔超凡幫他動手。

最好還是把吳丹青也拉進來，大家分組做同樣的實驗、只是把不同的配比任務分下去。這樣對于將來保護顧轍的成果所有權，也是最好的。

因為在科技界，成果從來都是主要屬于科研規劃和實驗設計的。

除非是非常難、沒什么人能操作的牛逼實驗，才有可能給操作者也分成果——

比如當年楊振寧李政道拿諾貝爾獎的那個成果“宇稱不守恒”，需要做一個“觀察鈷-60原子核β衰變放出的電子的出射方向”的實驗，

但楊李都是理論大牛、實驗不太行，最后借助了吳健雄的實驗操作。但拿獎的時候也沒見吳健雄能分享諾貝爾獎啊。

除了這種極端特例，其他普通科研，實驗操作者地位就更低了。

發現鏈霉素的uc伯克利的瓦克斯曼教授，當初就是提出了“在各種抗桿菌灰霉土壤中分離抑制結核桿菌抗生素菌株”的實驗設計，獨享了1952年的諾貝爾醫學獎。

至于親自操刀發現鏈霉素的那個研究生阿道夫.舒爾茨，他只是個根據瓦克斯曼教授實驗計劃具體動手的工具人，像他那樣的工具人同組內還有很多。只是他運氣好、他分離的那部分抗桿菌土壤里剛好有鏈霉素，怎么能把成果算給他呢？

阿道夫.舒爾茨還試圖打官司告瓦克斯曼教授，最后法院判他屁都得不到——當初教授又不是沒付工資，那只是兩清的雇傭關系，需要人操作而已。

顧轍這也不算剝削人，至少他在開工資的時候，肯定比瓦克斯曼那種諾貝爾獎得主要慷慨。（按收益比例來說顧轍更慷慨，不是比絕對金額）

孔超凡和吳丹青也沒妄想，他們也知道，這種基礎的實驗操作、反復的成分百分比試錯，確實不可能要求太多。

所以幾人就這么在飯桌上聊定了。

顧轍因為聊天，吃飯稍微慢了點，這時才心事盡去，把最后幾口飯菜立刻扒拉完。

就在這時，食堂門口走進來幾個同班的女生，其中一個比較五大三粗的，正是一個多月前去法院圍觀過顧轍官司的張涵。

她一看到顧轍，立刻小布跑過來跟他通風報信：

“顧轍！你最近都忙什么去了！上課也不見你積極，考試分數也沒最好，聽說有人不服你這成績能拿邱成桐獎學金，去院辦質疑你了。

還有人匿名在校內論壇上亂說話，說這事兒有黑幕，你這幾天有空趕緊找一下郭導員解釋一下情況吧。”

吳丹青聞言，也是臉色微變：“我是班長，我怎么都不知道？唉，顧哥，你看你，被我說中了吧。”

顧轍卻依然氣定神閑：“獎學金什么時候輪到一波考試成績就能決定了，我不急，等導員找我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