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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確不是校友，對方在洛杉磯另一所學校，但是事實上我對平日里見過的那些同學也毫無印象。

我禮貌地笑笑，沒有說話。

“可以交換一下聯系方式嗎？”對方熟練地打開ig主頁分享碼，遞到我眼前，“有空可以一起出來玩啊。”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有時既簡單又直接，我沉默了幾秒鐘，突然疲于再去編造彎彎繞繞的借口，我開口：“我有男友。”

但我又一次說了謊。

冗長的攀談還在持續，對方流露出稍顯訝異的神色，再次笑了：“真的嗎？可是你看起來很孤單。”

“他在國內。”我想了想，竟然鬼使神差地打開錢夾，向對方展示放置在其中的一張照片，“我們感情很好。”

那是我與秦理一起去c市相機店時，店員為我們拍下并打印的一張照片，也是我們兩人唯一一張合影，這幾年里一直被我帶在身邊。

“所以你們是異國戀咯？”對方還算是個識趣的人，沒有講出“遠水解不了近渴”之類的話繼續搭訕。他認真地盯著照片看了一會兒，才說：“很般配嘛，祝你們幸福。”

那一刻，我暗暗捏緊手中的鋁罐，心跳速度加快，在這聲祝福之中體會到一股仿佛偷竊而來的喜悅。

很長一段時間里，我的狀態反反復復，在服藥也無法緩解痛苦的時候，我住進了醫院里。也是在那個時候，我開始做mect，依靠外界物理手段換取短暫的效果。

進行治療的前一晚，我被通知不要進食和飲水，次日，我進入治療室，注射麻醉劑，戴上儀器——一個貼在腦門上的電極片，大約二十分鐘后，療程就結束了。

那次之后，我暫時忘記許多事情，大腦變得比以往遲鈍，過了兩星期左右，忘掉的事又慢慢被我想起一些。

芬尼安是我在住院時期認識的新朋友，我們住在同一間病房。相較于杜帆這種點頭之交，我與芬尼安之間的交流顯然要更加深入。我沒有問過他為什么會來到這里，但在與他相處的這段時間里，我逐漸了解到有關他的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事，比如他今年23歲，母親是北歐人，最喜歡做的事情是聽雨聲，曾經有一個組樂隊的夢想。

他說他時常感到痛苦，說不清這種情緒從何而來，卻已經積攢到令人無法承受的程度。他還問過我，解決痛苦的辦法是不是只有終止自己的生命。

我回答他，不是。

不是這樣的。

盡管生命的本質是一片虛無，可我沒辦法否認的是，我也曾體驗過一些感到活著值得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