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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死。

幸好這種異樣的感覺沒有持續太久，我堪稱手忙腳亂地洗完了澡，回到臥室，又險些同手同腳地爬上上鋪。

方應琢正坐在下鋪寫日記。這年頭用紙筆寫東西的人已經不多見，方應琢還要更老派，他用鋼筆，尖銳鋒利的筆尖劃過紙面，發出悅耳的沙沙聲。

我大致辨認出他的字體，棱角分明，筆畫險峻，像瘦金，為了方便日常書寫做了些改動，很美觀。

正經人誰寫日記啊？我不禁想。

但我又想到方應琢說過，就連他的臥室里都有監控，也許寫日記正是為數不多的用來宣泄情緒的方式。

我與方應琢剛好相反，我從來不用紙筆記錄關于自己的事情。在社交平臺上，一個人發布一則訊息，只需要點擊一下刪除鍵就可以抹去，而銷毀紙制品就要費事的多，撕碎、燒盡，這樣倒也罷了，如果落在了其他人手里，那和當眾 衤果 奔有什么區別？

我對展露內心有種本能的抗拒。

不過人生總有例外。讀高中的時候，我有過一個筆友，記不得寫了多少手寫信。當時有這樣一個活動，高校大學生給山區孩子寄信，我們以班級為單位，每個人都收到了一封信，書信那端的人來自不同學校，而我剛好隨機匹配到了那個人。

我們不知道彼此的本名，互相寄信用筆名交流，對方叫非北，而我叫逐青。甚至我連非北的性別都不知道，但毋庸置疑的是，非北是我遇見過最投緣的人，讓我發現原來聊天也可以變得很美妙，下筆與對方交談這件事也變成了某種烏托邦。

絕大多數人寫手寫信只是圖個新鮮，互相來往一兩封之后就杳無音信，只有我和非北堅持了下來。

那段時間里，我不敢讓秦志勇知道這件事，怕他耍酒瘋把我的信全部撕碎，所以我將收信地址改成了七月旅館。

每當紅姐收到來信，她會轉告我，我就去旅館的空房間里寫回信，裝好，再拜托紅姐寄回去。

可惜我們之間的結局并不好，連帶著令我對使用紙筆記錄也深惡痛絕。

不僅如此，我對方應琢的厭惡有一部分也是對非北的恨屋及烏。

非北與方應琢同校，也是首都人，故而初次見到方應琢時，我便不由自主地想到對方。

也許我把對非北不可名狀的譴責一并投射到了方應琢身上。

這樣不客觀，但我沒辦法控制。

一邊這樣想著，我再次看向方應琢的字——他們的筆跡完全不同。方應琢字斂，非北則鋒芒畢露。二者差別很大，但都比我這狗爬一樣的字好看就是了。

我不由得在心里哂笑了自己一聲，家在首都的r大學生沒有一千也有五百，我又怎么能僅靠這一信息斷定方應琢是不是非北，更何況他們的字跡也不一樣。

方應琢寫得很認真，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被另一個人觀察。我用手撐著下巴，視線落在方應琢的后頸處。方應琢垂著頭，清晰可見一節一節凸起的頸椎骨，頭發散在脖頸兩旁，發梢或許還殘留著洗發水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