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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恐懼歸恐懼茫然歸茫然，該把握的機會還是得把握的。世子嘗試著提出了幾個琢磨了許久又實在沒有把握的請求，果然李再芳毫不猶豫，一口都答應了下來；就是實在超出司禮監權限的事，也答允會盡力向皇帝轉呈——從表情來看，這轉奏的成功率估計還不小。

彼此談了半日之后，雙方都算是滿意而歸。李再芳是自覺出色完成了飛玄真君萬壽帝君交托的使命，此番回報之后應該可以不用看圣上的臭臉，日子都要輕松不少；穆祺則更是興奮難耐，知道自己所籌謀的計劃終于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李總管已經代表了宮中直接允諾，同意在京郊與河北劃撥土地，開設作坊大規模生產由世子開發的所謂飛升“丹藥”；并在天津衛一帶開設港口、平整道路，方便后續船只的停靠與休整。

這兩樣都是推動海貿刺激產業所必不可少的后手，他原本是打算長篇大論引經據典乃至撒潑打滾，拼盡全力也要強行保證過關。但現在好像是真有人給他開了加速掛，李再芳只是過問幾句，居然就直接答應下來了。

……這這，這效率是不是也太魔幻了啊？

這還是他熟悉的那個吃啥啥不夠干啥啥不成沙灘一趟兩年半萬事不往心里去的老登嗎？

難道照著后腦勺來一下真的能把人的性格改變到這種地步嗎？他要不要將此秘訣傳授給張太岳，方便將來給擺宗也這么來一下啊？

穆祺拎著幾張珍貴之至的批紅回府，一路上腦子猶自晃晃蕩蕩，幾乎懷疑自己尚在夢中。直到將批紅全部寄出，一切辦理妥當之后，系統在耳邊叮咚一聲，才終于拉回了他的注意。

顯然，這樣迅猛激烈的效率極速刺激了歷史的變動，偏差值瘋狂上漲，又兌換來了一節全新的歷史回響，而且還是接續著先前那通“看不見的大手”的暴論：

【……三千萬兩白銀的收入僅僅是變法輝煌成功的一個序幕。隨著東瀛及殷地（部分文獻亦稱美洲）超級銀礦的開采、全新提煉技術的進步，大安國庫幾乎是以匪夷所思的速度在迅速膨脹。在天津、青島、秦皇島諸港口修建成功之后，保守派用來攻訐變法的最后一個借口也消失了——甲寅變法后的第八年，僅經由海貿輸入京師的糧食多達三百九十萬石，數量之多完全超出預計；以至于京城的倉庫都不堪負荷，不能不緊急調用天津的府庫。

由于天津衛的庫房荒廢多年、有失打理，淤積的糧食存放數月之后，竟因高溫而腐爛發芽，給沿途百姓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當時天津一帶酸腐文人狂拍馬屁，竟然還引用史記“太倉之粟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的記載，夸贊這是堪比文景之治一樣的盛世。

但很快，糧食腐敗的惡臭就隨海風四散飄灑，所過之人無不作嘔，當然也就舔不下去了。而天津衛的地方官頗為不滿，稱呼彼時的內閣為“豆汁閣老”，據說是因為當時存放的糧食中有大量的綠豆，腐壞后與京城小吃豆汁的滋味相差無幾；又是在陰陽當時掌樞的某位內閣重臣喜喝豆漿，估計是一時癲狂不明所以，才會想出這種餿主意……】

穆祺：…………

不是，你都已經寫明白這個份上了，何必還要遮遮掩掩呢？什么叫“愛喝豆漿”的某位重臣？內閣里除了老子還有誰天天喝豆漿排重金屬？！

再說了，其余的種種污蔑也就罷了，“一時癲狂”又是個什么意思？

所以說歷史片段就是這點不好，在滿足好奇心之余往往也會叫人破防。譬如在穆祺心里，這個什么“豆汁閣老”的稱呼就實在是冤枉到了極點，萬萬不能忍受——天可憐見，就算他真能在內閣話事了，又怎么指揮得動天津衛呢？

天津衛九河下稍，算是拱衛京師最緊要的一道門戶。以當今圣上那種猜忌冷酷陰晴不定的性子，怎么可能會把這樣緊要的地方托付給外人？事關天津的一切大事都必定是由老登親自裁決，輪得到他這個小小的外臣發言嗎？

什么“豆汁閣老”，無非是一群慫貨不敢找飛玄真君叫板，只好將鍋往可憐無助又膽小的穆國公世子頭上扣罷了——僅僅甩鍋也就罷了，偏偏這些人為了污蔑口不擇言，竟然還給他栽了個“癲狂”的罪名！

難道我看起來像是會隨時癲狂的人嗎？穆國公世子只覺憤憤不平！

不過，哪怕是栽贓的廢話也是有它的用處的。從這個無理之極的“豆汁閣老”中，穆祺依舊能窺伺到未來的一點痕跡——官僚們當然不會閑著沒事痛罵一個毫無影響力的空架子；無論是甩鍋也好污蔑也罷，能被人私下里陰陽怪氣，至少說明在這所謂“甲寅變法”的第八年里，自己依舊能牢牢掌握著局勢。改革的步調還在預期之內……

當然，這倒不是說他是有意要運幾萬斤綠豆把天津熏成豆汁的（再說這不得怪地方官自己保管不善嗎？憑什么甩鍋給內閣！），但能夠從海外運輸三百九十萬擔糧食入京城，其意義之重大恐怕還在歲入的那三千一百余萬兩白銀之上。

糧食的密度大大的低于白銀，能夠平安無事的運送如此之巨量的糧食，意味著航海技術已經有了一次巨大的突破，足以改變整個海運格局的突破——所謂民以食為天，這個數量級別的海上糧食運輸，引發的變故必定是難以想象的。

穆祺思索片刻，再次向下一劃。

【三百九十萬石。如果對這個數字沒有印象的話，那么可以回顧大安一朝至關重要的漕運。為了滿足京城及北方邊軍的糧食需求，自太宗永樂十六年開始，命令浙江、江西及蘇州等九府，每年向京師運糧三百萬石；至成化年間，數字進一步上漲，朝廷定下規制，將漕運的數量固定為四百五十萬石每年，從此再無變更。

若以此計算，那么僅通過海運輸入京城的糧食便幾乎可以與漕運的總和相媲美；京城存糧驟然暴增一倍，也難怪儲備上會出大岔子。】

老子就是說嘛！這分明得怪前代的皇帝沒有成算，不曉得提前在京城準備好空地擴建糧倉，又怎么能責怪我們這些大臣！

……不過，這個數字的確是驚人的。自大安遷都北方之后，由南向北的漕運已經是朝廷絕對的命脈，決定了整個華北生死存亡的大血管。究其根本，在自然條件迅速惡化之后，淤積了大量權貴與軍隊的京城是根本無法自給的，必須要仰仗江南源源不斷的糧食供應。而內河的水運是唯一可以大規模運送糧食的方案，絕沒有其他的備選。所以，無論耗費多大的代價，無論將民力壓榨到什么地步，朝廷都必須維持這一條航路。

但是，如果海運也能運輸數量相同的糧食，那政治意義可就大不一樣了。

穆祺沉吟片刻，又向下一滑，果然看到了意想中的內容：

【巨大數量的糧食極大的沖擊了保守的大安朝廷。而這種沖擊還遠沒有停止——事實上，這三百九十萬石的糧食僅僅是海貿威力的冰山一角而已。當時浙江江蘇及淞滬一帶的棉布陶器及絲綢的生產已經極度興旺，甚至因為技術革新而出現了生產過剩的征兆。

為了解決過多的布匹與陶器鐵器，當時的浙江巡撫海剛峰秉承內閣閣員穆祺的指示，與東南亞的暹羅、緬甸、呂宋等國及英占天竺簽訂了一份大額的供銷合同，約定以工業品交換糧食，并由海商承運到天津港口，史稱穆-海協定。】

……說實話，在后世文獻中看到自己的名字還是蠻羞恥的，尤其是什么“穆-海協定”，聽起來就很不正規。即使以穆祺的臉皮，一時也不覺微微一紅。

不過他轉念往好處一想，迅速又心平氣和了：

——名字古怪又怎么樣呢？反正又不是我背！

【不過，因為雙方都沒有國際貿易，所以簽署的條約其實相當之粗糙。用后世的話講，就是沒有設置兜底條款——如果按條約的字面理解，那么雙方的貿易是沒有金額上限的，無論江浙供應多少工業品，海商都必須吃下；同樣的，無論海商供應多少糧食，大安也必須吃下。違約的賠款極為苛刻，雙方都很難承受。

如果以通常的眼光看，這個無上限合同其實沒有什么問題。大安是一個農業國，農業國哪里有嫌糧食多的？而彼時的東南亞則是萬國輻輳的海貿聚集地，海商們無論拿到多少工業品都可以順手倒出去，一本萬利。當時的英吉利與西班牙荷蘭等正打得熱鬧，正好用中國的廉價工業品傾銷死這些老冤家。

但執行的結果嘛，卻是完全超乎了雙方的預料。海商們沒有預料到沿海工業技術進步速度的狂猛——實際上，在海剛峰大力引入新技術并充分組織勞力之后，僅江浙一帶的產量便超越了十年前全國的總和，增產的潛力幾乎無窮無盡，完全的予取予求；但大安同樣也沒有預料到東南亞的極度富庶、農業技術的進步，以及英吉利的持續不做人——海剛峰給內閣的公文中引用海商的原話，認為換來的糧食大概在五十萬石上下；為他背書的穆祺則認為，起碼可以有一百萬石的收入；但他們都沒有想到，英吉利人完全可以把天竺及周遭小國的最后一粒糧食給榨出來，填飽資本永無休止的大嘴。】

穆祺毫不意外的捏了捏鼻梁，心中微有起伏。

帶英一向的大缺大德是絲毫不出他的意外，簡直是世界貿易史上的日經操作。唯一有些驚訝的反倒是海剛峰的升遷速度——八年九年的時間內從縣令爬到正部級的巡撫，甚至有資格代替朝廷與海商談判——這個飛升速度簡直比原本歷史還要匪夷所思，足以叫進士出身的科甲官員都道心破碎。

這就是先天名臣圣體嗎？

……而且吧，從這個什么歷史論述來看，人家海剛峰能迅速爬到這個位置，還真不是靠了臂膀和關系。所謂平淡里見真章，其余的不說，單單“淞滬的工業生產”一行小字，隱匿的便是足以彪炳千秋的大功勞——現在的松江府可不是后世的上海，因為水道密集河流泛濫，一切經濟活動都很難開展；如果不是海剛峰費盡心力疏通水道興修水利，絕對不可能有什么“工業生產”，更遑論后來之“大上海”！

修水利修出個幾百年的經濟中心，這樣無大不大的奇功，當個巡撫又怎么了？這還算委屈了呢！

ssr就是ssr ，給個舞臺人家就能發光發亮，耀眼奪目，可以從歷史的縫隙里都透出風采來。一般人羨慕也羨慕不來的。

穆·一般人·祺嘆了口氣。

【所以說，這項條約執行的結果便相當之匪夷所思。協定實施第一年的三百九十萬石還只是試一試水，如果真正開足了運力執行，那么后續每年運來的糧食應該在五百萬石以上——五百萬石以上，這已經不是任何技術手段可以解決的了。不要說什么倉庫的問題，就算真的從寸土寸金的京城擠出地修了倉庫，彼時尚且原始的防腐技術也沒辦法儲備這么大數量的糧食。只要存上幾年，京城的倉庫也必定會腐朽生蟲。

而從風向上來看，到時候臭氣漫天飄灑，第一個就要往皇宮和內閣里灌——西苑風水好，特別的聚氣嘛。

到了這個地步，朝廷也沒有別的辦法了。在臭氣的威脅下官僚們的辦事速度變得相當之迅速。當年秋季，內閣就擬定了漕運改革的大綱，大幅度削減了北方各省上交京師的糧食定額，將漕糧縮為一百萬石每年（到第二年削減為了五十萬石），并根據海運的狀況做了布置。東南亞稻米一年三熟，所以海運一年運輸三次，內閣會根據存糧做調整，實時決定下一年漕運數量，即著名的“海漕兼用”原則。

這個改革的效果幾乎是立竿見影的。漕運的開銷相當之驚人，為了運輸每年四百五十萬石漕糧，沿途的消耗便在一千六百萬石左右，每往京師輸送一石米，成本便在四石米以上。所以，僅僅是削減漕糧這一項措施，便為江南節省下了上千萬石的糧米，至于沿途所減少的騷擾、攤派、勒索，更是無計其數。

詔令下達后的當年，江南民氣便為之一舒，時人稱為“自高祖以來未曾有”——從高祖皇帝以來，南方便沒有這樣輕松緩和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