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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貴回頭，看見的是工友楊順德的臉。

楊順德和他是山東老鄉(xiāng)，只不過福貴是泰安人，楊順德是菏澤人。但身在大洋彼岸的法蘭西，每個中國人都是老鄉(xiāng)，更何況，他們還說著一樣的方言。

正值中午烈日炎炎，法蘭西的太陽似乎比故鄉(xiāng)的還要曬幾分。福貴轉身，太陽直射在他的臉上，刺眼的目光讓他不禁瞇起了眼：“怎么了？”

楊順德沖他努努嘴：“喊你八百遍了，你都不搭理我。”

福貴聞言尷尬地笑了笑，眼睛笑得如同彎彎的月牙。他抬起黝黑皸裂的手指指了指自己的左耳，手腕上黃褐色的銅鐲子在陽光下詭異得黑了幾分：“你知道的，我左耳聽力不好。”

這是個并不讓人愉快的話題，尤其是楊順德還十分清楚，福貴的左耳為什么聽力不好——

那時候還是戰(zhàn)時，他們這些被黑心資本家從貧弱的中國騙來的外鄉(xiāng)人說是在戰(zhàn)場后方做后勤之類雖然費力但卻安全的體力活，一天就能有十法郎的報酬，還包吃包住。

這場“公平交易”可是北洋政/府說的，出于對政/府的信任，福貴想著在地主家中做放牛郎，他一輩子都賺不到五法郎。想著做完五年工回來，他就能拿著攢下來的錢娶媳婦、生孩子，還能再買一頭牛和幾畝田，無家無室、無牽無掛的福貴便報了名。

在前往法蘭西南部港口馬賽的郵輪的第四等艙——其實不過是貨艙好聽一點的名字，福貴認識了來自山東菏澤的老鄉(xiāng)楊順德。他們曾一起在連一絲光都透不進的郵輪地下室暢想著只要他們肯賣力氣，他們肯定能攢到錢，然后回家娶媳婦、生孩子。

但是當他們被趕下郵輪、踏上法蘭西的土地的時候他們才知道，洋人的資本家老爺和中國的地主老爺沒什么區(qū)別——都是滿口謊話的王八蛋。

福貴和楊順德就這樣在懵懂之中被趕到了凡爾登戰(zhàn)場，他們拿著鋤頭、鐵棍和對面那些說著鳥語、扛著火槍的洋老爺打仗，能活下來的都是地底下有闊著的老祖宗。

好不容易從戰(zhàn)場上撿回一條命，楊順德哭著喊著想回家，卻被資本家老爺指著他們手上那個由資本家老爺發(fā)放的、刻著他們的勞工編號的銅鐲子說；“你們和我們簽了五年合同的，現(xiàn)在就走，要賠錢。”

楊順德聽不懂資本家老爺?shù)镍B語，倒是福貴在戰(zhàn)場上偷學了仨瓜倆棗，勉強聽出了洋鬼子的意思。他小聲對楊順德說：“洋老爺是在說，現(xiàn)在回國，我們不但一分錢拿不到，還要給他們賠錢。”

楊順德當場哭了出來。只是他皮膚粗糙一點都不好看，哭起來也不梨花帶雨，洋老爺看了只覺得辣眼睛，嫌棄地擺擺手離開了。

于是，為了攢老婆本的福貴和楊順德不得不繼續(xù)留在凡爾登——這個在一戰(zhàn)時被稱為絞肉機的可怕戰(zhàn)場上繼續(xù)打掃戰(zhàn)場。

他們每天和尸體為伴，還時不時有倒霉的同鄉(xiāng)踩到了地雷，整個人直接上了天。

每天耳邊響的地雷太多了，福貴離地雷最近的一次，是離他就幾步遠的工友上天飛花，巨大的地雷爆/炸的聲音讓福貴的左耳和失聰也差不離什么。

其實楊順德也差不多，他的耳朵雖然沒聾，但是聽力也不太好。甚至可以說，現(xiàn)在還在凡爾登打掃戰(zhàn)場的華工就沒有耳朵好的。

楊順德每次提起自己的耳朵就罵罵咧咧：“說好的每天十法郎，實際上吃飯睡覺還要從工資里扣，到手只有五法郎——天曉得，我們吃的都是豬都不吃的東西，睡的都是狗都不睡的地盤。”

但是福貴和他們不一樣——福貴想得開。他的耳朵是所有華工中最嚴重的，但是沒有人見他愁眉苦臉過。即便是他一開始被救起來、兩只耳朵都聽不見、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覺得自己可能徹底聾了的時候，他也沒有聲嘶力竭。

就好像，聾的不是他的耳朵一樣。

楊順德佩服福貴的心態(tài)，也不愿再提這些亂七八糟的破事。他轉移了話題，對福貴說：“你知道嗎？咱們這新來了個華工，皮埃爾讓我來找你，說這個新來的華工讓咱們看著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