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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案情的發展，偵破工作的區域重點逐漸從新澤西州轉入紐約，這是諾曼·西瓦可普上校所不希望看到的。一開始，他甚至拒絕向紐約警署提供贖金索取信樣品等資料。

在贖金交付后的第三天，19年4月5日，第一張0美元的贖金金圓券出現在曼哈頓上城區西部的東河儲蓄銀行。糟糕的是，這條消息第二天就被記者披露于報端。到19年年底，先后共有張0美元、4張10美元和1張5美元的贖金鈔票出現在市面上，但究竟何人使用的這些鈔票卻始終是個謎。紐約警署主持此案的詹姆斯·棼在他辦公室的墻上掛了一大張“作戰地圖”，每當出現一張贖金鈔票，他便在地圖的相應位置上摁一顆圖釘。

19年4月5日，新當選的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發布一道行政命令，作為應付大蕭條時期通貨膨脹的特殊經濟對策之一，要求中央銀行在同年5月1日之前回收市面上所有總額為100美元以上的金圓券、金幣等可兌換黃金的現鈔或債券。也就是說，5月1日以后，一次使用或兌換金圓券的總額不得超過100美元。這將迫使綁匪盡快出手贖金中的金圓券鈔票。

在5月1日前的最后一個星期，50張10美元的贖金金圓券出現在位于曼哈頓的化學銀行，還有50張10美元和50張5美元的被曼哈頓的制造業基金銀行回收。但和以往一樣，誰也不知道兌換這些金圓券的都是些什么樣的人。因為是在辦理完兌換手續之后，才由專人將回收的金圓券逐張與贖金鈔票的號碼冊查對，所以銀行職員們在經手時并不知道哪些金圓券來自贖金。

5月1日，回收期限的最后一天，中央銀行紐約分行一下子收到980美元的贖金金圓券。兌換表格上填寫的姓名為j·j·福克納，而地址據后來查證是假的。但那位經辦的銀行職員還是沒記住兌換人的模樣。

在詹姆斯的“作戰地圖”上，贖金紙幣使用的區域漸漸顯露出來了。最密集的是曼哈頓上城區的雷克星頓路，以及德國人集居區約克維爾。詹姆斯親自走訪了每一位經手人、銀行職員和商店收銀員。大多數人不記得持幣者的模樣，而記得的人所描述的卻相差無幾：白人，中等個子，藍眼睛，瘦削的臉型，高顴骨，尖下巴，穿深色上衣，戴軟氈帽，帽檐壓得很低。當時的著名漫畫家簡蒙·巴里曼根據這些描述和約翰·康頓博士的記憶，為該嫌疑人畫了模擬像。

19年11月6日，洛意斯·謝里丹影院票房的西西·芭小姐收到一張5美元的贖金金圓券。當時的電影票是55美分一張，影院一般很少收到金圓券。就在西西·芭遲疑的那一刻，一個濃厚的德國口音說：“怎么呢？這是金圓券。”接到西西·芭的報告后，詹姆斯·棼在開映之前趕到洛意斯·謝里丹影院，但直到電影散場，那個座位還是空的。

從194年1月起，就再沒有人見到過5美元的贖金紙幣。這一年的6、7、8三個月，沒有任何關于贖金鈔票的報告。直至9月，10美元和0美元的又重新開始在曼哈頓和布郎克斯出現。

194年9月15日，星期六，晚上10點左右，一輛190年的深藍色道奇轎車來到雷克星頓路和17道交界處的一家加油站，車主掏出一張10美元的金圓券付5加侖汽油錢共計98美分。加油站的工人瓦爾特·萊爾怕這張面值不算小的鈔票是假幣，便順手把道奇的牌照號碼寫在了紙幣邊上——4u1.41。

9月17日，布郎克斯的科恩交易銀行將這張鈔票連同另一張10美元的贖金金圓券一起交到了紐約警署。

詹姆斯·棼馬上通過紐約市機動車輛管理處查到，深藍色道奇轎車的車主名叫布魯諾·理查德·赫普曼，男，5歲，木匠，生于德國，無犯罪記錄。赫普曼的家庭地址是布郎克斯東道179號，離約翰·康頓博士與“墓地約翰”第一次見面的林坪公墓僅隔六個街區。房子坐落在道和一條步行小路尼旦巷相交的街角處，赫普曼和他的妻子安娜及九個月大的兒子租住二樓，另有兩家人合住一樓。

9月18日這一天，60多名便衣警探從早到晚在赫普曼家附近轉悠。他們將要逮捕布魯諾·赫普曼，這一點是確定無疑的。但在行動之前，警方想搞清楚赫普曼是否攜帶槍支等武器。

第二天，9月19日，星期三，早晨8點15分，赫普曼從房子里走出來。他看上去確實有點像簡蒙·巴里曼所畫的嫌疑人，亞麻色的頭發上扣一頂軟氈帽，體重大約180磅左右。赫普曼穿過尼旦巷，從對過的車庫里開出那輛深藍色道奇，三輛黑色轎車立即緊緊尾隨。行至東萃孟街附近，當深藍色道奇跟在一輛笨重的清潔車后面緩緩行駛時，警探們跳出黑色轎車，將深藍色道奇團團圍定。

據說當時布魯諾·赫普曼的反應，只是怔怔地看著幾位警探，然后按照他們的吩咐，機械地將道奇車駛到路邊，停靠、熄火。警探們沒有從赫普曼的身上和車里搜出槍支，但卻在他的皮夾子里找到又一張0美元的贖金金圓券。在警探們的再三追問下，被這一系列突發事變搞得驚慌失措的赫普曼語無倫次，怎么也講不清楚這張鈔票的來歷，這更使警方相信他們抓對了人。

作家諾爾·貝恩在其所著《林勃綁架案》一書中指出，就當時的情形而言，布魯諾·赫普曼唯一的疑點就是用了一張贖金紙幣，但這并不構成犯罪。詹姆斯·棼和警方其他辦案人員后來承認，在拘捕赫普曼時，“他們已經認定赫普曼犯有綁架殺人罪”，所以他們接下來的工作并不是試圖確定赫普曼是無辜還是有罪，而是如何證明他有罪。

畢竟，這件萬眾矚目曝光率極高的案子已歷經兩年有余，而且隨著贖金鈔票的越花越少，破案的希望也愈加渺茫，警方所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然而，不少人擔心的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布魯諾·赫普曼可能會被公正對待并得到公正的裁決嗎？

赫普曼被帶回家中，十幾名警探正在那里翻箱倒柜地搜查。安娜流著眼淚問丈夫發生了什么事，赫普曼安慰她說沒什么，大概是為了前幾天賭博的事。辦案人員當時并沒有在赫普曼的家里抄到他們想要的東西，但卻從房東太太那里拿到了赫普曼本月剛交的房租——兩張10美元的贖金鈔票。

在紐約警署的審訊室里，辦案人員對赫普曼進行輪番轟炸，他們常常不允許他睡覺，甚至不給他食物和水。有一次，赫普曼被連續審訊1小時，還有一次0多個小時。當他的證詞不能授警方以把柄時，警察們便開始揍他。他們還強迫赫普曼幾小時不停地寫。赫普曼的書寫樣品被送到筆跡鑒定專家阿爾伯特·奧斯波手里。第一次奧斯波說，他無法確定這是否和贖金索取信出于同一手筆，于是又要了一些樣品。奧斯波在凌晨4點打電話告訴諾曼·西瓦可普上校，說他相信贖金索取信不是赫普曼寫的。而警方的反應是給奧斯波送去更多的赫普曼的筆跡樣品。

赫普曼一口咬定他沒有向林勃勒索贖金，更沒有綁架殺害小林迪。警方給了他一串日期和時間，要他回憶交代當時的行蹤。事隔兩年半，許多記憶都已經開始模糊了，但赫普曼非常肯定地說，有三個日子他記得很清楚。一是19年月1日，星期二，即查理被綁架的那天，他在曼哈頓的夢佳絲蒂公寓從早晨7點一直干到下午5點，下班后坐地鐵到布郎克斯，再開車去安娜工作的面包房。安娜在每周的星期二和星期五上晚班，赫普曼便去那里和妻子一起吃過晚飯再回家。月1日那天晚上，赫普曼在7點多鐘到達面包房，夫妻倆9點半左右離開后就直接回家了。第二天，當赫普曼乘地鐵到夢佳絲蒂公寓上班時，他從報紙上看到了小林迪被綁架的消息。后來警方從夢佳絲蒂公寓查到了赫普曼那天的工作時間卡，證明他講的是實話。

另一個日子是19年4月日，星期六，那天晚上約翰·康頓博士把贖金交給了“墓地約翰”。赫普曼說，他記得那一天是因為那是他在夢佳絲蒂公寓工作的最后一天，而且他和他的朋友漢斯·克羅賓總是在每月的第一個周六聚在一起演奏樂器。那天晚上漢斯和往常一樣在赫普曼家玩到半夜。

第三個日子是19年11月6日，一個操德國口音的客人在洛意斯·謝里丹電影院用5美元的贖金金圓券買了一張電影票。那天剛好是赫普曼的生日，他和安娜請了好些朋友在家里開派對。

辦案人員同時在兩間不同的審訊室里提審漢斯和安娜·赫普曼，他們的供詞相互吻合。（未完待續）